50年后，这场屠杀被一部电影拍了出来
在上个世纪，曾有一场工人罢工运动引发的流血事件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爆发，群众走上街头与当局对抗，最终遭到了残忍的捕杀。这个事件被政府隐瞒了很多年，而在2020年，它终于被一部电影拍了出来。
冷静克制中上演惊悚历史
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出生在1937年的苏联，几乎完整经历了苏联兴衰的历史，从1965年拍片被当局封禁，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回国拍片，他可谓“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的亲历者。其实在早年他在就关注着苏联的社会现实，只是苦于时局限制无法表达。他还为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编写剧本。《亲爱的同志》像是他心中酝酿已久陈年花雕，在时过境迁后终于得以发酵。
影片以发生在1962年苏联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市政女领导柳达一家在这场劫难中经受的波折。时值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经济形势恶化，居民面临严重的工资减少和物价上涨，工人们在怒火中爆发了罢工运动，他们举着“给工人阶级让路”的标牌涌向市中心和市委，而这也造成了流血事件——有人朝人群开了枪，很多示威者遭到了射杀。
这是一场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镇压工人的事件，社会环境充满荒诞，就像影片中被人群包围在房子里的市委领导也有所不解，“他们竟然用列宁来反对苏维埃国家”。故事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一个女官员的家庭展开。
影片从始至终使用了黑白摄影，而且全程几乎没有使用配乐。这样冷静克制的拍摄手法使得一些戏剧性的冲突没有被放大表现，但这些暴力、惊悚又赤裸裸地发生着。肃穆的氛围里面，导演似乎在告诉你：现实中的一分一秒都是这样发生的。全片的镜头不带什么情绪，但人物的情绪都透过压抑的环境自己渗出来，这是导演的表达比较高级的地方。女主被自己的信仰一步步逼到绝望，这种情绪不需要什么夸张的手法去表达。
在平静的镜头中，一幕幕尖锐的场景上演，很多组对立在影片中发生。愤怒的人们走上街头索要食物，包围政府大楼；柳达因为政治立场问题掌掴女儿，女儿愤怒出逃；政府官员们商量对策，互相甩锅；军队在镇压群众的过程中开了枪，随后收尸，逮捕......镜头不动声色地窥视着这一切的发生。鲜有主观视角，没有主观声响，所有情绪都由事件本身展开。这就让所有冲突的发生并不一惊一乍，而是充满了悲悯的纪实感。
冷酷的恶魔也是悲怆的母亲？
谁是一个社会中的恶魔？谁又是受害者？影片的切入视角是非常独特且清晰的——一个市政女领导，同时又是一个母亲。影片始终以她为线索，表现她在事件中的转变。柳达是一个坚定的体制维护者，同时有自己的家庭，在政治立场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冷酷和坚决。她坚持要求清除煽动罢工的人，而当知道女儿也参与了罢工而被打死时，她崩溃了。
影片以此完成了一个表达：在这个体制里，恶魔也是受害者，恶魔也随时可能跌落为受害者。这条线索也将整个历史事件包含其中，在这场事件中，她的信仰伤害了她爱的人。
电影在第一个片段就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当时苏联的社会环境，柳达和床边的男人因为粮食配给问题发生了争吵，男人告诉她“拿到了党员配给，就不该有任何疑问”，而这个男人是她的情夫。这个场景直戳当时苏联权贵阶层溃烂的内核，放在影片开头如手术刀般明快犀利。
随后影片展示了很多群像，很多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或拥挤在店面索要配给，社会矛盾已经愈演愈烈。柳达的线索穿插其中，她的生活面貌也随之展开——她有一个信仰宗教的父亲和充满叛逆情结的女儿。而他们的观念也与柳达发生着冲突。柳达坚定地相信着斯大林时代允诺给她的梦，并且相信在赫鲁晓夫时代这是“共克时艰”。
影片在平静中发生着巨大的转折，柳达这个铁面人物也发生了转变。最开始，工人罢工愈演愈烈，柳达站出来坚决提议要铁腕控制，镇压煽动者。而令她难以预料的是，她的女儿也参与到了这场罢工当中。当她发现女儿失踪后，瞬间发生了崩溃，开始怀疑政府的一切所作所为。
我们看到在影片的前半段，柳达都是以一副极为冷酷的面孔出现，而她随着克格勃上尉去寻找女儿的踪迹，最终来到一片坟场时，她开始疯狂地刨坟，崩溃地哭起来。更可悲的是，军官甚至连她的坟在哪里都说的含糊不清。柳达亲手参与的镇压事件，最终反噬了她自己。在这里，政治惊悚的氛围被一个女性情感的视角所覆盖，柳达从一个缔造这场恐怖的“恶魔”，回归到一个要维护自己家庭和孩子的女人。
一个长焦镜头追视着这场崩溃的发生，空旷的坟场上似乎所有“主义”“信仰”都敌不过这一刻的怆痛感，群鸟飞过，留下一个女人的追问。极为讽刺的是，在这种悲怆的氛围过后，柳达平静下来得出的感慨是：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回来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从苏联文化中走出来的人才能写出的台词，固然我们拥有了反思一个时代的能力，但假使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那个时代，还是会对它有所怀念。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沉浸在一个时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也是很多俄罗斯人微妙的现状。导演在批判那个体制的同时，也对那个体制中的“人”保留了怜悯。
而影片的转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最后的结尾居然发生了“神迹”——女儿并没有死。她一直躲藏在家里，为了不连累其他人，一直没有联络他们。这里的“神转折”并不显得狗血，而是找到了一种重拾信仰的安定感。柳达最后抱着她的女儿说：上帝啊，她还活着。在经历过一场大崩溃后，还是俄罗斯源远流长的东正教信仰接住了她——上帝回来了。如同她年迈的父亲一样，柳达也在宗教中找到了归属。这或许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独有的情感体验：亲历了一场自己信仰对自己的伤害，重新在传统的宗教情感中找到慰藉。
柳达一家三口的状态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社会、家庭、个人的命运被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能把矛头对准“社会的铁拳”，因为铁拳也是他们自己。群像中的人们混乱无意识，处在权力高位的人也只顾自保，在这样的集体环境里，集体保护不了任何人。这也引发了我们对集体主义的反思，究竟什么样的集体才是有价值的？
俄罗斯人的“伤痕电影”
冷战后，美国人拍摄的反乌托邦影片以饱满的人文姿态暗戳戳地输出着意识形态，而这部《亲爱的同志》更让人看到的是俄罗斯“自己人”真实的情感体验，揭露着自己民族的伤痕。对于它来说，反思只是表象，而对于那种哀痛记忆的沉溺、怀疑与怀念的共存才是这部影片最独特的气质。就像“文革”之于中国，“苏联”也是俄罗斯人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反苏维埃式集体主义的题材极易出现高分作品，但从这样个人的情感体验出发、似乎跟这个社会环境还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并不多见。另外一部反应苏联社会体制的美剧《切尔诺贝利》相比起来则更加冷酷、宏观，带有明显的批判视角。它讲述了核泄露危机下，苏联官员层层相瞒，最终酿造悲剧的故事。它对社会体制的揭露更为狠毒，但相较于《亲爱的同志》里对那段历史独有的体验，则少了一些温度。
如今的俄罗斯已经从那个极端的时代走了出来，他们可以像针锋相对的美国人一样拍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如同一场迟迟不能做完的梦，他们还是会不断回顾那些年轻的、理想的、玫瑰色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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