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苏联援建武汉长江大桥专家组组长西林

作者简介：

赵学勐（1933—2018），甘肃泾川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后转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同济大学路桥系学习，1959年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一生从事公路、桥梁工程土力学地基基础研究，获多项省部级成果，曾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桩基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陕西省先进科技工作者。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持完成的《公路桥梁钻孔桩灌注质量的无破损检测》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

我与作者的关系：

赵学勐于1975年至1993年在西安公路研究所工作期间，曾担任过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职务，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他退休后定居上海，我与赵老最后一次见面是2017年11月，次年，他用电子邮件先后给我发来他在2016年前后发表过的多篇文章（PDF版），本文是其中之一，原标题是“西林的中国魂”。原载2016年《桥梁》杂志和《清华校友通讯》。赵老叮嘱我一定要抽空阅读。我读后回复赵老，谈了读后感，他非常高兴，说：“遇到了知音。”

我发这篇文章的动机：

武汉长江大桥的成功建造是五十年代我国最值得骄傲的建设成就之一，本文生动地回忆了西林这个专家组长对大桥建设做的关键性技术决策工作，使读者了解到大桥的一些建造过程，了解到五十多年前的中苏（俄）两国关系的一个侧面，也了解到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实验和规范的古板，也有非常优秀的人品和人性化的一面（包括作者）。文学作品极少涉及工程技术，而专业技术刊物又极少介绍科技人员。作者是技术专家，退休后能写出如此生动的回忆，不仅题材好，史料性、技术性、文学性都不错，是非常难得的好文章。作者于1989年7月，在莫斯科会见过西林，“也有合影，可惜取景不好，无法使用”。我发到我的头条号，推荐给更多的人阅读，是对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苏联专家和我国老一辈科技人员的纪念。

《清华校友通讯》原文首页

西林的中国魂

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有一篇题为《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的文章。毛主席讲：“在武汉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毛主席谈到的“西宁”，便是前苏联桥梁工程师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来描述的大桥，就是西林全部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西林，这位外籍工程师用10余年的时间为中国的铁路与桥梁建设做出了骄人贡献，更用半个世纪的光阴修筑起横跨中俄的友谊之桥。

位于莫斯科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的西林墓

三次援华 虚怀若谷

康斯坦丁· 谢尔盖耶维奇· 西林（ K . S . S i l i n ，1913～1996），前苏联著名桥梁专家，曾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参加建设和抢修战时桥梁，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刻赤海湾畔都有过他的身影。

1948年，拥有丰富战时建桥经验的西林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应邀来到东北帮助抢修第二松花江大桥，并和中国铁道兵战士并肩排除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埋下的地雷，以便解放大军顺利通过重重天险。在抢修第二松花江大桥时，由于实行的是供给制，衬衣没有及时发下来，每个桥梁建设者只有一套单衣，因而身上几乎都生了虱子。西林对这种现象严肃地提出：“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句话，'最宝贵的是人’，应当关心他们。”有关单位随即在澡堂门口建起了一间高温灭虱室。

在西林长女叶连娜的家中，如今还珍藏着一张西林身着军装，笑容满面地和中国战友站在西安华清池前的合影，这张照片背面写着“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顾问”。这是1949年西林第二次来华担任中国铁道部顾问时留下的照片。当时他参与打通陇海铁路郑州至西安段工程，之后又参加了天兰、成渝两条铁路的建设工作，足迹踏遍松辽平原、中州大地、陇南山区、四川盆地。

在打通陇海铁路时，有一日下大雨，公路难以行车，只得骑马。天黑时，西林一行人仅找到一家留客小店，面对一盘土炕、半领破席，工作人员实在过意不去，急着另找地方。可是，西林却叫大家进屋，一面吃着所带的食物，一面兴致勃勃地讲起故事来。接着他又严肃地说：“我们走了这段路以后，更应该有责任心去很快地修通铁路，你看人民走路多困难啊！”

在华期间，西林一直把自己视为众多工程建设者中的一员，从不自视清高也未百般客套，他常说：“我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工程师。”武汉大桥局第一任局长彭敏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一个苏联的工程师。在国内，生活在莫斯科那样的都市里，现在到我们国家躺在这样的土炕上，想到的是修路，是运输任务，而不是其他。这应当感动和教育我们多少在困难面前发愁，在严重任务面前踌躇的同志啊！”

1954年夏天，西林受前苏联政府派遣第三次来到中国，担任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专家组组长。天降大任于斯人！历史重任落在西林肩头，从此开启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基于丰富的经验和对长江水文地质情况的了解，他在苏联国内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

前排左二起顺次为滕代远、彭敏、西林

滕代远代表铁道部向西林颁发荣誉证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在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施工工地场景，施工条件十分简陋和艰苦。

倾力打造 天堑通途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建造长江大桥的议案。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铁道部派出由彭敏和大桥局的9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带着大桥的全部图纸和相关文件赴前苏联，请苏方予以鉴审，西林也参加了这次鉴定会。1953年8月，苏方鉴定委员会做出评定，虽对中方的设计文件给予了高度赞扬，但也指出了关键性问题。在中方的设计方案中，大桥桥墩基础施工方案是气压沉箱法。这个方法的压力安全限制是3.8个大气压，可是，武汉段的长江水深在40米左右，在这个水位施工，工人要在水下的箱子里开凿岩石，承受超过限制的大气压，生命安全缺乏保障。虽然到了枯水期，水位落差达18米后，施工相对比较安全，然而这样的时间段在一年中仅持续三个月，如此一来，工期将成倍延长。这是关系到武汉大桥能否按期安全建成的大问题，做出决断已刻不容缓。

就在这样关键的时期，1954年6月，苏联派出以西林为首的专家组到达武汉大桥工程局进行技术支援。西林创新性地提出“管柱钻孔法”，此方法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其他几位专家组成员的反对，原因是这种新方案尚未有过实践先例，而试验又恐怕来不及。彭敏局长深知事关重大，他一方面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方面又对西林提出的新方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立刻带上有关资料火速赶往北京，直接请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指示。滕代远立刻召集会议，出席会议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汪菊潜，水利专家陶述都极力支持西林的方案。滕代远将相关资料等一并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慎重地给出了最终的指示和要求，“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施工。”国务院最终决定，利用靠汉阳岸的1号墩，在长江上做一个试验墩。后来，西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叹：“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很快就赞成了用这个方法，彭敏又大力帮助我们进行试验工作，终于使这个方法成功了。”修建深水基础的方案一经确定，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进度便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西林为大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长年累月的户外工作中，恶劣的环境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住院期间又恰巧是大桥施工的紧张阶段，于是，他毅然搬回了工地。

1957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比原定工期提前一年多建成通车，实现了桥梁史上新的技术突破。从此，万里长江之上终于架起了一座横跨两岸的钢铁长龙，实现了如毛泽东诗词中所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伟景象。

我国国务院授予西林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感谢状，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墩的纪念碑上，用铜字铸上了西林等前苏联专家的功绩。多年后，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竖起一座黑色的花岗石墓碑，墓碑正面是前苏联桥梁专家西林的肖像，背面镌刻着雄伟的中国武汉长江大桥。

200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50周年时，武汉铁路局做了一个统计：50年间节约轮渡费上百亿元，相当于再建10座大桥的费用。

二十一世纪初的武汉长江大桥夜景

远见卓识 惠及后辈

在西林到达武汉之前，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采用的是桥梁建设中惯用的“气压沉箱法”，这是一个在世界建桥史上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老方法，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设备与操作流程。法国埃菲尔铁塔当年就是采用此法奠基，国外许多著名的桥梁也均采用了这一奠基方法。

然而令彭敏意外的是，西林见到他的第一次谈话就直指武汉长江大桥的基础不适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西林说：“我有个新的想法，这个新办法在苏联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那样的大河。现在，希望得到你的支持。”随后，他提出“管柱钻孔法”，并用了几天的时间向彭敏详细讲述了该法的技术理论、施工方法以及优越性。西林对苏联水利工程界新近发明的小直径冲击式钻机和小型振动打桩机，以及苏联采矿业制造出来的几种类型的钻机的性能进行了解后，认为可以将这三种机具联合应用，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使用一种比管桩直径略大的钢筋混凝土管柱，用小型振动打桩机将其打入江底岩石表面后，在管柱中用小型冲击式钻机或凿岩机在岩盘中钻孔，达到要求深度后，下放钢筋笼，灌注水下混凝土，使得钢筋混凝土管柱与岩盘联结为整体，以形成坚固的桥墩基础，这一方法后来称为管柱钻孔法。利用这个方法建造桥墩基础，施工在水上即可进行，工人不必再冒着承受高压的危险到江底工作；同时施工不受水位升降影响，使施工期缩短，保证工程进度。另外，管柱钻孔法所用的机具也比气压沉箱法的机具简单得多，而且可使工程量减少、桥墩造价降低。采用管柱基础建桥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世界建桥史上也属罕见。

管柱钻孔法属于工程技术的范畴，对于这种直径较大的管柱基础，进行符合实际的设计计算，需要较多的数学力学知识，涉及技术科学的多方面内容。1965年初，由交通部鉴定通过的公路桥梁钻孔桩，与管柱基础的受力原理类似，同属于弹性桩之列。钻孔桩工艺虽然过关了，但面临的设计计算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用老办法做设计时，出现了悖论：桩直径愈大，反而要愈长，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当时国内大部分研究者都只是做些计算参数值的调整工作，使得计算结果接近实测数据。有的人甚至主观地将规定的嵌固长度砍掉一半，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倒是1962年，远在莫斯科的西林和к·с·扎夫里叶夫等前苏联桥梁专家，发表了《管柱基础的计算方法》一文，刊登在名为《人工结构物基础设计问题》的俄文版论文集中，这才使得管柱基础的计算方法有了较完善的理论依据。国内于1967年在陕西城固汉江大桥工地做了钻孔桩足尺结构试验，证明西林等人的研究成果符合实际，并随后应用于几座大桥之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工程考验。自此，管柱基础的计算方法在我国得以推广开来，并最终被命名为M法。时至今日，公路桥梁、铁路桥梁、市政桥梁、水利、建筑工程等领域都已先后将M法纳入了各家的设计规范之中。

西林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便遇到了管柱基础的设计计算问题，萌生出深入研究的念头。回国后，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经过持之以恒的研习探究，最终取得了实用价值与学术意义兼具的成果。1971年，俄文版《地基基础和土力学》期刊上，发表了и·я·鲁兹科夫斯基、г·с·列库莫卫奇的一篇题为《黏土中水平荷载作用下桩的计算问题》的论文，该论文将西林等人的文章作为主要参考文献，引起了土力学基础工程界的重视。后来西林得到苏联有关部门授予的院士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枕桥长眠 魂系中国

1957年11月，西林结束了在中国对武汉长江大桥的援建工作后，返回了前苏联。西林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担任着苏中友协、俄中友协的理事，为搭建起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做了许多促进工作。他曾说：“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我时常在思念着她。”

1960年是武汉大桥落成的第三年，中苏关系正处于“严冬”季节。西林无所畏惧逆流而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在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起初他听说江北1号墩采用了重型沉井基础，对此他并不满意。后来得知那里泥沙厚90米，重型沉井基础是因地制宜做出的个案，其余各墩中，水深少于25米者，采用钢板桩围堰加管柱基础；水深超过25米者，采用钢沉井加管柱基础。由此他由衷地表示了赞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林应邀多次来华访问。1983年10月12～13日，70岁高龄的西林随苏中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特地绕道武汉探望了曾一同建设过武汉长江大桥的昔日故友们，并应邀做了技术交流。之后又在武昌岸桥台观看了建桥工人施工塑像，重温了建桥纪念碑上铭刻中苏人民友谊的碑文。1993年5月，西林率代表团来中国考察斜拉桥的建设，并在武汉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站立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他感慨万千:“36年过去了，大桥经住了考验,以后也还能经得起考验……”当时，武汉长江二桥正在建设中，他还特地去工地看了看，并再一次诚恳感言：“过去，我们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你们是我们的老师。”

从1948到1993年，西林走过了人生的大半辈子，自认由老师变为学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一以贯之，这是他工作的常态；而他把桥梁文化和中国情结潜移默化地深植于家庭，也是他生活的常态。

西林的长女叶连娜是俄罗斯公路交通大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次女安娜是莫斯科公共事业与交通学院科研部主任、副教授。叶连娜少年时在北京读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 。她说：“几十年来，父亲对中国深深的爱，渗透到全家人的心中，'中国’这个词在我们家是神圣的。”

西林一生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孩子学习汉语，来继承苏中友好事业。考入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的外孙女卡佳选修了汉语，并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学习和生活。西林每每谈到这件事，都是无比的欣慰。卡佳讲道：“外公一生参与建造了很多桥，但他在家里讲得最多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是外公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他不止一次这样告诉我。”在武汉长江大桥落成50周年之际，31岁的卡佳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中俄边境环境恶化趋势研究》收集资料，恰巧来到中国，并应邀参加了2007年武汉国际桥梁科技论坛的活动。她对记者说：“武汉长江大桥对外祖父一生影响很大，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我们两个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是听着中国的桥梁故事长大的。两家的孩子都能说汉语，安娜阿姨家两个孩子的专业都与桥梁有关。”

1995年，中国对外友协授予西林“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并再次向他发出访华邀请。西林欣然应允，并表示将于1996年4月来华，然而这个决定却成为西林未完成的遗憾。1996年2月5日，他在参加一个会议时突发心脏病，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匆匆走完了伟大而无私的一生。“人民友好使者”荣誉证书，最后由中方转呈给西林的家人，永作留念。

立于莫斯科卡尼特尼科夫墓园中的西林墓碑，记录的是他高超专业的大师水准,铭刻的是他跨越国界的高尚胸怀,承载的是他枕桥长眠般的动人传奇。卡佳曾说：“在墓碑上镌刻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是在老人去世后，两个女儿的家庭商量做出的。因为他一生最伟大、最引以为自豪的作品就是这座桥。他每次来中国,不去武汉看大桥，就会感到不舒服。”西林家族的桥梁文化情怀将因这个墓碑的存在永世绵延,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也将永久传承下去。

楚天凝碧，江水悠悠，黄鹤起舞，大桥如画。如今的武汉长江大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在现代化桥梁文化的维护下，还会更持久地屹立下去，西林的风范也将如他这毕生杰作一样，永存于中国人民的心间。

原编者按：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2016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编者按：2016年2月，距离前苏联桥梁大师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去世整整过去了20年。西林一生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三次来华，其后为学术交流等事宜更是频繁访华。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与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大桥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去世后墓碑上镌刻的武汉长江大桥是他一生最珍视的荣耀。作者赵学勐在桥梁专家王伯惠教授、学友李靖森教授、楼庄鸿研究员的帮助下完成此文，以期在对这位中国故友的追忆中表达深厚的敬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