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碑

《史晨碑》碑阴、碑阳两面皆刻字，故又称《史晨前后碑》，目前所存世两面皆刻的汉碑仅《史晨》一例。

碑阴称为《史晨后碑》，又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或《史晨谒孔庙后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四月，碑文正文计十四行，行三十六字。记载了史晨以个人俸钱拜谒孔子，并率众九百余人飨礼孔庙、祭祀孔子的盛况以及修缮孔庙，修通大沟、立市、种梓等一系列活动的事绩。正文后刻有武则天大周天授二年马元贞等人题跋四行。

史晨后碑

碑阳一面称为《史晨前碑》，又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汉史晨奏铭》《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三月。碑文共十七行，行三十六字。碑文内容是鲁相史晨及长史李谦联名奏请孔子庙“春秋行礼”的奏文，请求由朝廷拨付每年的祭孔活动的经费，并在最后附上一段赞颂孔子德行的韵文一首。

史晨前碑

碑有额，无字，碑首弧形，无穿。碑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于1996年由孔庙移至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碑与《乙瑛碑》、《礼器碑》并称为孔庙三碑。

孔庙三碑的简历都相去无多，同是公示的政府公文，都是关于祭孔罗里吧嗦的流水账或赞辞，本身就无多趣味可供慢慢品读。后世对文本内容视而不见，诧于书艺之佳只对其书法称赞传摹，此碑一出后竟被传为蔡邕所书。

《史晨碑》最早的著录可见于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并在宋赵明诚《金石录》、宋洪适《隶释》、明都穆《金燕琳琅》等金石著录中均有记述。清代以前，此碑底端因嵌于趺眼中，故每行最后一字难以句读。清乾隆间何元锡将碑根部提升出来，方使碑身全貌显露，但每行最后一字已经只余其半。

碑前后两面千字有余，书风一致，应出于一人之手。通篇书写流畅舒展、一丝不苟、笔意遒炼，法度严谨仍不失意趣，结字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笔法古朴厚实，为汉隶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康有为评此碑为虚和一类，笔法至二、三分笔，折笔趋圆，柔和蕴润，在分隶书体汉碑中具有清秀俊雅风格，为后世效法之楷则。清万经在《分隶偶存》书中品评此碑书法为“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碑）、《韩勅》（礼器碑）之右。”方朔评之谓“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史晨碑》既是汉碑书艺代表之作，也是反映汉代儒学地位变化和影响的重要史料。

西汉武帝以来，经董仲舒阉割杂交后的儒学成为国家宗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孔子的地位由人而称王，由王而封神，影响已经开始直线飞升。诸子百家原是并存百花齐放，此后儒学已别于其他学派并渗透到国家政治、文化、信仰、艺术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西汉时对孔儒的尊崇仍还处于书面和政令，终西汉一朝，尚无真正的官方祭孔，刘邦过鲁祭祀孔子，多是出于争取鲁地儒生的考虑，皇家最重视的始终是刘氏的宗庙祭祀，关心的终归是其统治的巩固。尽管国家有政令，甚至到东汉末年时，可大众信仰仍称得上比较自由，就这汉桓帝他真正信奉的却也是道家，还曾派人去河南大规模祭祀老子。真正意义上的官方祀孔，直到东汉才开始真正出现。而汉桓帝时，《乙瑛碑》中所记述的孔庙中连专祭祀之事的官员都还没有，鲁相乙瑛要向皇帝奏表设置一个先前从没有过的百石卒史。东汉自光武帝始，数代君主亲赴曲阜祭孔，对一系列祭孔礼仪逐渐规范化、日常化。而民间的孔子崇拜较于官方的推扬有过之而无不及。《史晨碑》所记载祭祀孔子的盛况，官吏贤达、泮宫弟子等就有近千人之众，不难想见百姓中也多有顶礼膜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