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文化与昆德拉［书香闻过录］

审查文化与昆德拉［书香闻过录］

《重返布拉格：伊凡·克里玛与菲利普·罗斯对话录》是伊凡·克里玛的随笔散文集《布拉格精神》一书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90年4月12日的《纽约书评》。实际上，这是美国当代伟大作家对当代东欧捷克伟大作家的一次专访，也是西方自由文明与刚刚才获解放的东欧文化的一次坦诚而深刻的精神交流。因此，罗斯多半是一个好奇的倾听者，而克里玛显得象是一个长期受委屈的倾诉者。

在这篇访谈文章中，话题相当广泛，但有两个问题是其重点：

一个是关于审查制度。“在审查制度文化中，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谎言和真实——文学变成一种生活的捍卫者，人们所坚持的真实的残留形式。”罗斯非常反感西方关于“审查制度的灵感”的随意和浪漫的谈论，在被大众传媒最空洞的伪造淹没的文化中，某些西方作家甚至嫉妒审查制度“可怕压力和由此艰难培育出来的明确的使命”。罗斯比较两种文化，“在那儿什么也行不通，但每件事都很紧要——这儿每件事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生活显示了不同的意义。克里玛则强调，审查制度下，作家会为了捍卫真理的重要性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不得不以其它工作——比如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如果长期遭遇这种残酷和不公正的排斥，必然会彻底摧垮那些意志不坚定者，从而成为合伙人，另一些人则会精疲力竭，完全不能从事任何创造性工作。 这就是萨米兹达特（地下的、反抗的）文学的代价，或者说真实的重要性。

另一个是讨论米兰·昆德拉在西方和捷克文学界的不同影响。昆德拉流亡国外之后，自称为“国际主义”作家，《笑忘录》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部小说被一些人讥评是为法国人和美国人而写，是某种文化上的不端行为甚至叛国。罗斯评介说，昆德拉“似乎更宁愿是一个作家，他一旦发现自己生活在国外，便非常现实地决定不去伪装成他仍然生活在国内，这是最好的，并且他必须为自己发明一种文学策略，不是和他过去的生活保持一致而是和他所处的新的复杂性保持一致。撇开作品质量的问题不谈，在他于捷克斯洛伐克写成的书，如《玩笑》和《可笑的爱情》，与在法国写成的书之间明显的不同，对我来说并不代表着一种正直的丧失，更谈不上他的经验的虚假性，而是对一种无可逃脱的挑战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回应。”

克里玛以及捷克文学界对昆德拉有着不同的看法。批评昆德拉为外国人写作是许多责备之一，这里无关作品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失去了和本民族的联系。或许这里面也有嫉妒。然而，克里玛一直用反感这个词，强调“部分地是由于昆德拉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那种简化和展览式的方式引起的。更进一步，他所表达的经验，人们也许会说，和他1968年前身为前制度的一名十分投入和受到嘉奖的追随者的身份很不协调。”“生活的艰难有着比我们在他的表达中找到的更为复杂得多的形式。……他们期待一种更有穿透力的更复杂的图景，一种从昆德拉那种地位的作家对我们现实更深刻的洞察。”同时，克里玛提到，“当昆德拉获得他最深最广泛的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文化正在处于困苦斗争之中。他们经历了全部艰难：他们牺牲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教授的职务，他们的时间和舒适的生活……。昆德拉身处所有这些努力之外。”所有这些，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昆德拉在他自己的国家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根本原因。

罗斯的疑问是，“官方作家，或官方化的作家，他们都是坏作家吗？有没有任何有些意思的机会主义作家？……接受官方的权威和尺度，是否能继续成为一个好作家？或者说接受了之后，作品是否自动衰退和妥协？”克里玛的回答举了赫拉巴尔为例。赫拉巴尔既赢得官方的某些出版，也以地下和国外的方式出版，克里玛比较两者，为了获得官方出版的努力，试图越过所有由审查制度所设的陷阱，由审查制度创造的强迫性的转变，这些无疑会造成作品的严重损害，从而也给赫拉巴尔作品中语言的真实含义带来了畸变。“但是更坏的是这样的事实，有些作家事先用审查制度考虑问题，因而损坏了他们的作品，当然也损坏了他们本人。”

在中国，许多作家不敢直面现实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或者说真理的重要性，为一己之私成为机会主义作家，而另一些为了所谓国际影响，以哗众取宠的新闻复制方式讨得国外文学界的猎奇之心，犹如昆德拉的得失值得深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当年捷克文学和昆德拉的复杂存在为镜子，我们似乎也应该获得一些生动而深刻的或历史或文学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