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超级开放的性观念让现代人都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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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政局动荡,朝代频繁更迭,士人们的传统信仰被现实一再蹂躏,自秦汉以来逐渐处于主导地位的名教思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变的迷茫不知所措,纵酒纵欲成了在士人中间流行的主要话题。此时士人的普遍心态便是求纵情以自适和求名。

求纵情以自适,是从放诞生活中得到感情欲望的满足。此一时期士人任情放诞之种种行为,其实只是汉末以来类似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一些人,是从正始过来的,行为入晋之后并无更多变化,而在晋国始建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其任情放诞更有甚于他们的前辈。正始士人纵欲任情,主要表现在纵酒,不拘礼法,如居丧饮酒食肉,等等。个别人如阮籍、刘伶,至于脱衣裸形。而西晋的纵欲之风,更有甚于正始者。剧《晋书·五行志》记载,在晋惠帝元康年检,有一帮贵族子弟在一起聚会欢宴,他们一个个披散着头发,赤裸身体,纵情酣饮,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一起和婢女侍妾当堂集体啪啪啪,当时人们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名士的表现,特别时髦。如果谁不这样做就显得伤和气,批评这样做的会被讥笑,迎合世俗的人以不参与此事为耻。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

这段话也引在《宋书·五行志》里,证明着此事受到宋人沈约的重视。从裸身散发发展至“对弄婢妾”,实在是跨出了非常惊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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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四年阮咸借客之驴以追姑之婢,累骑而还,已为当时论者所非议。可见咸宁初此种风气尚有所抑制,尚未为社会所普遍认可。而咸宁初至元康中,十年间,竟发展至“对弄婢妾”而且逆之者伤好的地步,可以说是走得够远的了。此种行为既然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说明已形成风尚,有相当大的舆论力量,至少在贵游子弟中成一普遍、习以为常的现象。此种风气的形成,当然是追求情欲满足的心理发展到极端的表现。但背景似乎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或者与当时道教在上层社会中流行有关。道教养生之一种方式,便是房中术。曹丕在《典论》中曾提到左慈到邺都时,从他学房中术的人很多,至有“寺人严峻往从问受”的事,使时人惊异不已。后来有学者说,严峻是奉曹操之命去学房中术的,要学的其实是曹操,不是严峻。左慈的房中术传给了郑隐,郑隐传给了葛洪。这是从传授系统上说的。事实上,在建安时期,从左慈学房中术者已甚众,房中术的流传,在当时上层社会当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天师道在北方流传之后,西晋的不少重要人物都与天师道有关。天师道也行房中术,这可能影响到贵游子弟。

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有房中术书多种,如《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张虚经》、《天门子经》、《容成经》。葛洪把服药、行气和房中术看作修炼神仙的三要事。内篇《释滞》说:虽云行炁,而行炁有数法焉;虽曰房中,而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虽言服药,而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可知房中术作为一门养生的学问,在当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道教以房中术作为养生术,这种观念流入上层社会,与纵欲任情的风尚结合,给纵欲提供了理论根据,或者说,为纵欲提供了一种借口。这就使纵欲成为可以公然行之于人前的一种正当行为。葛洪提到的上面那些房中之书,多已佚失,从清人叶德辉辑存的《素女经》(《双梅景闇丛书》)看,房中术的一切归着点,都在养生上:“天地有开阖,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不交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炼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辟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能动而不施者,所谓还精,还精补益,生道乃著。”房中术讲求多御不施,且是能在一夜之中御多女而不施者,益得养生之效(御而不施即性交而不射精)。这种理论,其实是“对弄婢妾”的最好的借口。《晋书·五行志》所说,或者有着道教影响的这样的文化背景。当然,目前还找不到具体人物的材料,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背景的考察,似应注意及此。从整个生活情调说,其时之士人社会,确乎存在着一种寻欢作乐的浓烈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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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疾谬》中描写其时之情形:而今俗妇人,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诲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愿诸君子,少可禁绝,妇无外事,所以防微矣。这里所说的“宿于他门”,或亦暗指放诞行为而言。同篇又说: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

葛洪的这些描写,使人想起明代中叶以后士人的生活情状来,但是更加为所欲为,更加放纵,更加不受礼的约束。在中国的士人生活史上,重个性伴随着生活的放荡,这种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抱朴子·外篇》动笔于惠帝朝而成书于南渡初期,上引这些描写,当是指西晋至南渡初期的情形。葛洪是两晋之交的一种特异文化现象,他的思想是道教与儒家的复合物,他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汉末以来个性觉醒的思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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