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篆书大家，楷书却是在唐楷和馆阁体风靡下的一缕复古清风

楷书发展至唐代已经高度成熟，之后学楷者无不以唐楷为则，难以逾越。直到元代，赵孟頫用行书的笔法，对唐楷进行改造，从此书法史上便有了与唐楷“颜、柳、欧、褚”相题并论的“赵楷”之说。

到清代邓石如，楷书取六朝碑法，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在唐楷之外另辟新路。其开创性的楷书取法，成为清代碑学运动之实证，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后因避讳而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等，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杰出的书法家，清碑学巨擘，他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篆、隶、楷书及篆刻上，邓石如书法对清碑学运动的发展、对清中后期以来书家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我们知道，汉魏六朝，正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正是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楷书到了唐代才全面成熟。邓石如的楷书取法迥异于当时书家，不取成熟的唐楷，而是取法于楷书形成期的六朝楷法。这其中有时代书风的大背景，也有邓氏个人追求等因素在起作用。

那么，时代书风的大背景是怎样的呢？邓氏的个人追求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邓石如所处的时代书风大背景。

清代初期的书法继承明代之余绪，书坛上有影响的书家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皆擅长行草书，其中王铎、傅山、朱耷之影响尤大。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书风，清代没有得到发展。

书风是时代之反映，清代禁锢文化的政策使狂放书风失去了良好的生存土壤，所以清代书法家中写狂放草书者也少。

清代皇帝中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法，乾隆皇帝推崇赵孟炬书法，受此影响，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清代科举所使用的馆阁体要求乌、方、光，一时书风出现靡弱妍媚之风气。当时代表书家有沈荃、高士奇、陈奕禧，以及号称“康熙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桠。

清代中期书法家张照、汪由敦、孔继涑等，皆以帖学为本。其中，张照行楷初学董其昌，继学颜真卿、米芾，有所成就。这一时期的帖学四大家为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

刘墉书法取法董其昌，晚年涉及碑学，力求沉稳厚重。王文治书法以风神取胜，稳健中透发出秀逸之气。梁同书的楷、行书，皆以秀逸取胜。翁方纲书法擅长小正楷，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

此外，姚鼐行书的萧疏澹宕，成亲王（永藜）楷书、行草的典雅端丽，钱澧颜体楷书的丰腴厚润，铁保行草书的雄厚遒丽，以及张问陶、郭尚先等，书法皆颇有名。

当时的主流书风有“翁、刘、成、铁”四大家之说，即翁方纲、刘墉、成亲王（永藜）、铁保四位书法家，他们的知名度在当时也是无人能够相比的。

乾隆、嘉庆年间，学者们研究金石考据之风兴起，书法家们也从金石考据学中开阔了眼界，碑学风气渐开。邓石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事着他的书法创作。

邓氏楷书在清人学唐书碑帖和馆阁之风盛行之时，专习魏隋碑版，在结体谨严之中，显现变化疏朗，由刚狠而致秀劲中的开张，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复古之风，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邓石如的楷书主要取法六朝之《张猛龙》、《贾使君》、《梁始兴王碑》、《石门铭》、《瘗鹤铭》等碑。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结体上中下平直，稳健中有疏朗之韵致，并间以汉隶之波挑笔划出之，在气格上往往较篆隶书来得清雅灵秀，在活泼中彰显大气。

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藏邓石如54岁所书《楷书沧海少陵长联》的下联右下读到康有为跋：“完白山人篆分固为近世集大成，即楷书亦原本南北碑而创新体，笔力如铸铁，画法尤厚。”此联杀锋起笔，转折锐利，顿挫分明，有刀刻斧斫之爽利。字法上取纵势较多，中宫颇紧，撇捺舒展，精神外耀，一派崭新貌，体现出深厚碑学基础上之所创新体。

《赠肯园四体书册》由其中隶书册年款己未（1799年）孟冬月，可知是邓石如57岁时创作的，其楷书册部分堪称为邓石如的楷书代表作品。此作用笔中锋，结字方正，有平和之境，书卷之气。邓氏62岁时所作《楷书不知时有七言联》，用笔平实而厚重，结字严谨而洒脱，有庙堂之气，是邓石如晚年难得之楷书佳作。

邓石如作为碑派书法的旗帜，其楷书以独特的风貌一直影响着清代中期以来的书法。他对由唐楷转向魏楷的开创性取法，使后来学书者得到更多方面的启发，在思想上较少受到禁锢，开启了书法创作心灵自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