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勇，首发于2017年1月] 民间文物与国家馆藏文物都是中华民族文物，所以应该一视同仁，都需要保护。不过，两者的来源情况不同，在鉴定实践上有着较大的差异。国有文物，分别为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院所保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一般不牵涉到真伪鉴别，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就能确定年代;国有博物馆的藏品或来自考古出土器的调拨，或是征集而来的社会流散文物，都是经过文博系统几代老专家多次巡回评级定级确定的(基本靠谱);这些国家馆藏文物数量，近几十年并未增加多少，因此鉴定的需求和压力都不大。民间文物则不同，除了少数传世品之外，大量的是近二、三十年因大规模建设出土的文物，器物类型多，有许多甚至连故宫、国家博物馆都没有的品种，加之总量又大，再加上社会文物造假成风，仿品和赝品泛滥，因而民间文物鉴定的需求也特别大，因此而起的歧异和争论也特别多，同时也给鉴定者带来特别大的压力。为了尽可能减少文物鉴定失误，我以为，凡是鉴定民间文物的人员，除了要敬畏历史、敬畏中华文化，具有“知行合一”的良知和操守之外，还必须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民间文物鉴定，首先要看器物的新老。仿品是新制做出来的，它的身上是没有岁月沧桑的痕迹，即自然老化痕迹;赝品是人为做旧，是人工时态(人为制造老化现象)的产物而非自然时态的产物。通过对器物的痕迹对比研究，对器物材料和工艺的研究，是能够确定出器物的新老。以瓷器为例，传世瓷器的老化痕迹比较明显，称为一眼货：瓷器发出的光线柔和，有宝光;釉面有不规则的细小痕迹“毛道”，瓷器有棕眼、开片;彩料有开裂或孔洞，有蛤蜊光;青花色料下沉，不漂浮;胎底色较深，为岁月尘灰积淀，有火石红;等等。新出土的古瓷器，釉光柔和顺眼，胎底干酥或釉面有土沁;运用高倍放大镜、显微镜等工具，可观测器物釉下气泡的生成情况和老化情况，如破泡、混泡、黑斑等，胎子瓷石瓷土烧结情况和分子水脱逸情况,如莫来石、根状结晶体等;釉面上的凹凸手工痕迹、棕眼、漏胎，胎质上的自然风化和次生变化(孔洞缝隙之中长出的结晶体)，胎体内铁分子流动和逸出痕迹，等等。 民间文物鉴定，借鉴司法鉴定的痕迹学鉴定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这对于确定器物的新老，定性是有保证的。 可以说，有阅历和经验的收藏家，一般都能区别出器物的新老。不过，由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代都在制作文物，后世仰慕前贤，又不断模仿前朝的文物仿制，因此留传下来的文物，常有到代与不到代之分。民间文物之中常有不到代的器物，亦是很正常的事。要知道，宋以后，历朝都有仿古瓷，明以后(清、民国、现在)历朝都有赝品瓷。 因此，鉴定者必须要慎重对待那些有年代的瓷器，一方面要将那些具有100年历史以上老仿区分出来，这些老仿代是当时仿制古瓷能力的体现，反映了当时瓷器制作工艺，也属于文物之列;另一方面要将那些不到代但有一定年代的具有艺术性的器物(包括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为创汇而由工艺大师照清瓷仿制的出口瓷)区分出来，虽然这类瓷器年代不够百年，还不是文物，但也是颇具工艺价值的收藏品，不能将其视为新赝品而毁弃。 一旦被鉴定器确定了是老件，接着就需要对其断代，即确定其年代。 考古学的考古出土物断代依据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民间文物基本脱离了出土坑位，无法使用地层学来确定年代。虽然有经验的鉴定家能够通过器物的表象，推测出其出土地点，如墓葬、遗址、灰坑、窖藏、寺庙地宫、沉船、河道、湖泊、海捞，等等，但毕竟只是判断或推测，不能作为鉴定的地层依据。所以，民间文物的断代，只能借用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据。考古类型学是以一定区域内，可归为一类的相似器型器物来作为相对典型器，根据器型的演变发展来分型分式，由此可以区分出器物年代的相对早晚，这是考古研究和文物研究的必用方法。其实，类型学的借鉴运用，过去曾在文物鉴定断代上起到重要辅助作用。文博系统的老专家，如专攻瓷器的陈万里、叶麟趾、冯先铭先生，专攻青铜器的陈梦家先生等，他们都利用和借鉴了考古学的类型学，将其用到了文物类型、断代研究和鉴定上。河南考古研究院的赵青云先生正是有着考古类型学的扎实功底，因而才能在大量接触社会流散的出土汝瓷的基础上将宋代汝瓷细分为段店、清凉寺、汝州文庙、张公巷、东沟几大类型，将汝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民间文物鉴定时，依据考古出土器物和国有博物馆藏文物借鉴考古类型学的原理作为比对，应该是断代的主要依据。当然，这里所说的类型学是广义的，非狭义即局限于器物型制的，以古瓷为例，它包括制瓷工艺、材质、釉料、器型、纹饰、彩料、绘画风格等因素。靠着古瓷鉴定借鉴的类型学，我们才能将那些在许多朝代都流行的、形制差别不大的瓷器类型，如盘口壶、执壶、梅瓶、玉壶春瓶、碗等，确定真伪并将它们的年代确定下来。 迄今为止，文博系统流传下来的文物鉴定方法，就是“比对法”，即将故宫、国家博物馆藏品设为标型器，将要鉴定的器物与之相比对，根据其相似程度来确定年代和真伪。这种方法，表面看与考古学的类型学有些相似，但实际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考古类型学的典型器物不涉及真伪，而且它用作断代标杆的意味是相对的，没有哪件器物可以充作“标型器”;而文博系统文物鉴定中一概使用“标型器”标准来比对，则有“按图索骥”之感。这样做的结果，就会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 世界上的事是没有绝对的，“标型器比对法”却成为现在一些鉴定者的不二法宝，成为唯一的比对标准，这就将比对对象固化和僵化了,甚至是神化了。拘泥于与国有博物馆藏品作比对，会有错判民间文物的可能。原因是：1.古代文物有产地的区分，有工艺上的差别：江苏安徽一带的战国汉代古玉，在纹饰、造型上与甘肃、陕西地方制作的战国秦汉古玉有所不同;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窑口生产的元青花，在胎质、纹饰、釉色、青料以及制瓷工艺上都各有区别;所以它们无法用同一标准来比对。2.古代文物制作都是手工，又非机器批量生产，而且成之于众手，有师傅与徒弟之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器物器型、尺寸、纹饰、釉色、文字款识等，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以明青花为例，钴料有进口料和国产料之分，如进口苏麻离青料、回青料，国产的 平等青、石子青、浙青、江西青料等，那烧出来的颜色也各有差别。3.有些古代文物的类型和器类国有博物馆是没有藏品的，因此无法用作比对。如唐青花瓷，最初的青花是以点彩的形式展现的，这是从唐三彩使用钴料呈蓝色而演变过来的，因此出现了类似唐三彩的蓝色点彩俑，这种类似青花又类似唐三彩的过渡器物，是没有办法做鉴定比对的。又如玉器，春秋战国时期，小国多，各具地域特点，又怎么确定比对用的同一标准?魏晋南北朝的玉器、隋代的玉器在故宫、国家博物馆里都是难得一见的，特别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玉器，现在大家都还搞不清楚，无法将其归类，怎么确定同一标准来比对?如果执着于标型器比对，那么对不起，要设定连方向都不明的鉴定用标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以考古类型学为民间文物的断代依据是可行的，借鉴国有博物馆藏品来比对民间文物，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拘泥于比对法，要完全比照国有博物馆藏品或者设定标型器来断代辨真伪，这同画地为牢没有区别。 民间的普通文物，如瓷器中的传世明清瓷器，一眼就可以识别的，而一些唐宋瓷器，小窑口的普通瓷器，老化痕迹明显，也都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这类瓷器用目鉴就能解决问题。至于那些重要器物，应尽可能对其进行目鉴和科检双重把关。 文物鉴定之中，通常会使用目鉴和科检两种方式，目前收藏界出现了贬目鉴褒科检或者贬科检褒目鉴的两种态度，甚至产生谁为主的争议。其实这两者不是零和效应，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首先，两者各有所长：目鉴是长期实践(田野调查、博物馆观览和走访民间古玩市场、藏家磋商探讨等)之后的眼力积累，也是广泛大量接触文物之后的开悟，尤其重要的是实战的经验总结(不接触市场的专家的眼力会受到相当大的局限)。实践和悟性，理论与研究，会使目鉴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科检视用仪器检测文物，运用数据库的数据比对检测器物，对其化学成分的定量分析、器物内部结构变化的观察，外部附着物和渗透物(土沁、铁锈、沁色等)以及自然时态痕迹等观察及展现，有其优势，而且所得数据比较客观。两者的优势，用一句话概括，目鉴擅长于定性分析;科检擅长于定量分析。 两者又各有所短：目鉴是人依据自己所掌握的鉴定知识和经验来鉴定，鉴定者的感觉会在鉴定之中起作用，情绪有时也会起作用，有时难免会影响判断;加之目鉴人的见识有限，知识有限，知识结构有瓶颈，面对自己未曾见过或不了解的民间文物，容易产生排斥心理;这样的情况下，出现鉴定失误就是难免的。如果目鉴者缺乏道德，人品差，忽悠藏家，诋毁民间文物的情况就会是大概率的事。 科检是仪器检测，检测时一般不受人的感情情绪所左右，但如何选择检测点的位置，如何检测取样，也存在问题，如果在瓷器上作高温取样，这样取样做的热释光检测，绝对年代不到，明明是宋代瓷器却会下结论说是只有几十年;在未去掉漆皮的汉代漆器上做碳十四年代检测，年代也会大打折扣，年代会晚到明清时期。在科检得出检测数据后检测者如何释读这些数据，也存在问题：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件文物，经过多单位检测，数据或者不相同，或者数据相同却有着各检测单位完全不同的解读，让送检者云里雾里;至于那些现存数据库中没有的数据或者缺漏的数据，如何依据这些数据给被测器物做结论，更是成为检测者的心病，不是结论含混其词就是直接否定。能否将检测出来的数据正确释读，完全取决于检测者的素质。所以，科检也有着避免不了的人为干扰因素。 文物鉴定，目鉴与科检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科检手段提高和增多，检测数据库的逐步完善，使得检测更加细化和科学化，科检的运用，必然成为今后文物鉴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中华历史悠久，朝代众多，民族民俗文化纷繁复杂，相关文物的种类、数量都很多，如何释读科检数据，特别是解释文物背后的文化含义，不是一般科检人员能够胜任的，这就需要具有历史文化知识、考古学知识的目鉴专家来做出合符逻辑的判断，这在民间文物的真伪、断代方面尤其明显。 目鉴离不开科检，科检不能取代目鉴。两者在文物鉴定中的关系犹如气象预报一样，气象数据，云图、大气环流图(等同于文物科检报告)等汇总，作为气象预报的依据，但最终气象的结论，还是要由首席气象预报员根据气象资料综合考量后来得出。在民间文物鉴定之中，类似首席气象预报员的角色，通常都是由目鉴专家来担任。当然，今后的发展趋势是，既有目鉴能力又懂科检数据和原理方法的文物鉴定专家，才是最后“一锤定音”之人。 对于民间文物鉴定，传世物一眼就能识别，基本上用不着仪器检测;但出土文物则需要小心，特别是那些在地下、水下环境中保存很好的、从未使用过的，光亮如新的出土文物，对目鉴者是一个较大的考验，这就需要科检来帮忙，两者双管齐下，互为验证;多种检测手段的使用，各种科检数据的汇总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目鉴者的经验和眼光，慎重比对，综合考量，最终得出的文物鉴定结论，准确率一定会相当高的。 当前，中华文物面临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大量文物集中面世，文物流散情况严重。身处这一特殊时段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面临许多棘手的鉴定问题，尤其是民间文物中有许多我们还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的器物，对于这些器物的认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定论的时候，明智的选择是不要急于作结论。“少年不知愁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的结果，带给人的必然是遗憾。 在民间文物鉴定实践中，常会遇到这类情况：瓷器中以前未见过的器型，釉色，装饰手法;从未启用过没有使用痕迹的瓷器，看上去光亮如新的器物;未识别的文字及其书写方式，不常见的款识和年号、帝王庙号谥号;精美程度超出想象的器物，等等。玉器中以前未见到过的器型、造型;和田玉的独特品类(如冰白玉、红玉等)，独特材质的玉器(如化石、陨石、宝石类)，完全不受沁光亮如新的玉器，等等。对于上述民间留存的器物，我们非但不能轻易否定，而是要投入精力认真地加以对待，反复研究，因为这些器物中有些对于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是相当有用的，而且其中一定会有罕见的国宝存在，错判它就意味着犯罪。只有在我们没有把握确定瓷器真伪、年代、窑口，或者玉器材质、时代的时候，才能将该器物作存疑处理，留待后续研究结论。 至于那些目前争议较大的存疑器物，应该搁置争议，再作研究，或者等待考古发现证明。理论上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是文物鉴定最理想的依据，但民间文物的鉴定，有其难度，因为缺乏考古地层和坑位的证据，更多的只能是“以物证史”，这就需要我们不受文物鉴定传统理念和书本的束缚，开阔视野和解放思想，对民间文物之中的“真、精、稀、新”珍品，要有足够的认识，并上升到国家文物安全的高度。 民间文物鉴定四原则的提出，主旨是为了文物鉴定尽可能地做到客观理性，接近事物真相。如此，就能将过去常有的文物鉴定乱象加以限制，将民间文物鉴定的失误概率降到最低。我们敬重并爱护中华文物，才不辜负老祖先对后代子孙的深情厚意，才能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大业。
(作者范勇为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考古学系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