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质疑近百年，中医为何能走到今天？
2015年10月，药学家屠呦呦以“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屠呦呦
2020年2月14日，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开舱，这是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采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对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开展救治。
江夏方舱医院外景
中医，这门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但是，自上世纪初开始，中西医就开始了在学术上的争论，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医甚至一度面临被废止的窘境。
然而，时至今日，中医不但没有被废止，而且其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那么，中医为何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和医学部张大庆教授分别在《医学人文十五讲(第二版)》和《医学史十五讲(第二版)》中作出了解答。他们认为，要使医学真正成为“人”的医学，就必须用医学的文化定位来丰富和补充医学的科技定位。而中医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人文医学。
一、西方医学冲击下的中医
最初的中西医之争是在什么时候？
民国之后，近代医疗卫生体制得以确立，西医在中国获得了正统地位。在西医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医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
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欲求富强之道，必须抛弃传统的封建文化，向西方学习。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等人主张废除阴阳、五行的概念，批判锋芒时常涉及中医。一些主张“科学救国”的人士认为中医也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提出“废止中医”，但最终未能实行。
1929年2月 “废止中医案”
除了极端的“废止中医”论，还有人试图对中医进行变革。
有医家试图探讨中西医学的本质特征，如著名中医恽铁樵指出，西医理论是建立在解剖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的是病灶、细菌；而中医理论是建立在对人体功能状态的考察上，着重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恽铁樵（1878-1935）
他的这些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西医不同的本质特征，对于中西医汇通乃至于后来的中西医结合， 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另一著名医家张锡纯则是基于临床实践来探讨中西医汇通的途径。他主张以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为本，参考西医的知识和药物，以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张锡纯（1860－1933）
作为近代最有影响的中医临床家，张锡纯的“衷中参西”思想在临床上应用颇广。
除中西汇通思想之外，中医界还提出过“改良中医”“中医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主张，希望借助近代医学知识来改良或改造中医，促使中医体系变革，早日实现“科学化”。
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丁福保。他认为中西医沟通的前提是中医向西医看齐，如此能实现中医的科学化。
丁福保（1874-1952）
尽管对“中医科学化”的理解各不相同，但这个口号还是得到了许多中医的赞同，他们认为中医的经验是宝贵的，但是理论欠科学，应当用当代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使得其理论系统化、科学化，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物生理化、化学化。
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以“中医科学化”作为应对的策略， 并没有得到中医界的广泛赞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废止中医派”正以中医不科学为由，试图取缔中医，而“中医科学化”容易让人感觉到中医不科学，这是中医界不愿接受的。
另外，在临床上将科学性等同于有效性的观点有较大的影响，中医有疗效因此中医是科学的说法，成为替中医科学性辩护的理由。
二、中医的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
然而，由于主管医疗卫生的负责人深受近代西方医学的影响，认为虽然取缔中医开业不对，但应当帮助中医去除不科学的成分，帮助中医学习消毒、杀菌、打针等知识，于是在各地举办“中学西” 进修班。这种做法遭到了中医界的抵触，也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批评。
鉴于当时中国医疗水平较低，卫生服务覆盖面小，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实际状况，发展传统医药对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
1955 年，中央卫生部成立中医研究院，同时还建立了中医学院，并在综合医院设立中医科，使得中医的医疗、教育、研究成为现代医学建制的一部分。
1958 年，在毛泽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号召下，中央人民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中医药事业方针政策，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
不过，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如急于推行中西医合流，片面地强调创造中西医统一的“新医学”等。通过这些经验和教训，医学界认识到学科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1980 年以后，卫生部制定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强调在中医机构中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狠抓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学术和临床疗效上来，并采取了一些落实中医政策的有效措施，为中医的发展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特别是 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条款，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证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
1991 年，国家又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使我国的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任务。
三、传统医学对现代医疗保健的影响
传统医学的哲学思想，如整体观、恒动观、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观点等，在宏观把握生命的复杂现象方面，为现代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启发式模型。
例如，中医理论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人的生命活动必然与天地相应、与人事相通。人之所以得病，是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结果。医生必须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全面考察，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
因此，中医强调的是动态的人体功能状态，中医对生命活动和疾病规律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生理观的方法。
从临床思维方法上看，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可以认为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如通过望、闻、问、切收集体内的信息，病人经过治疗后反应如何，又会通过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所谓的“辨症论治”。
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样的医学无疑充满了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文医学的模式，这是中医的本质特征。
在治疗思想方面，中医理论特别重视采取因势利导、调节平衡的方法。
中医特别强调“扶正祛邪”：扶正就是帮助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保护人体的免疫功能；祛邪就是因势利导，通过汗、下、吐等方法，把与身体不协调的物质排除到体外。
廖冰兄 1995年作
另外，中医强调“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疾病急性阶段采取的手段通常只是权宜之计，而在病情缓解阶段则从恢复人体正气这个根本上来医治病人。
在治疗手段方面，传统医学还有针灸、按摩、拔罐、泥疗、水疗等非药物疗法，不存在药物在体内代谢或残留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问题。
中医还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强调在疾病形成之前、在疾病的萌芽状态就采取积极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四、如何评价中医在现代医疗保健中的价值
中医存废之争，始终都是围绕着“中医是否科学”这个核心问题。
支持者认为，“中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科学”，并试图“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技术体系加以阐释”。反对者则认为，“中医算不上一门科学，因为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缺乏足够清晰可靠的原理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支撑”。
对一门学科有如此相反的认识，是由于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不同。但有关“科学”概念的论述不计其数，面对如此之多的“科学”概念，有学者在讨论时悲观地感叹道：“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水平的迷惘。”（A. F. 查尔默斯）
因此，若再细究中医是否科学，也会使我们陷入更大的迷惘。我们是否可以暂且搁置“中医是否科学”这个命题的讨论，转而评价中医在现代医疗保健中究竟有什么价值？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追问医学是什么，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医”的问题。医学是一门科学， 但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
毫无疑问，医疗实践必须以生物医学为坚实基础，探索疾病防治的合理路径有赖于对疾病的原因和机理的理性解释。
但是，医学同时还是一门技艺，强调的是医生应视病人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单纯解决躯体的疾病问题。若是祛除了疾病但病人却奄奄一息，就很难说真正达到了医学的目的。
此外，广义的医学也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项公益事业，即医学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医学实践始终以病人的幸福为主要目的。
若从这个观点来看有关中医问题的争论，或许我们就不会再陷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迷惘，而可以将问题转换为评价传统中医学在现代医疗保健中的地位和价值。
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病因病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技术和手段。
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病方药和保健方法，对许多疾病，特别是现代医学棘手的疑难杂症能够起到不同程度的治愈、控制和缓解作用。
而满足人们的医疗保健需要，可以说是传统医学在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中承担的重要社会功能。
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必须对医学进行重新定位，用医学的文化定位来丰富和补充医学的科技定位，使得医学真正成为“人”的医学。
中医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医乃仁术”中就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的、德性的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中医本身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体。
因此，将科学、技术、人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合，从科学、技术、人文多向维度来审视医学，是２１世纪医学工作者应有的视角，而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挖掘与提升将为现代医学视角的转换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