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重“平安”。宋儒胡安定，读书泰山栖真观，得家书封面有平安二字，即不开阅，投书观外涧中。此见平安之可贵。既得平安，又何他求。……
中国人居家对长上，朝夕请安。西方人则道好。“好”与“安”不同，好在外有条件，安在心可无条件。又称“安定”、“安宁”、“安康”、“安祥”，只此心得安，便定、便宁、便康、便祥。……要做得一平人，其心先得平。要做得一常人，其心须先有常。知平知常，便是一切花样都化去了，空白如一张素纸。其心如此，始得安。贫贱、富贵、患难、夷狄，实都无分别，等如无花样，那其心自安。居在家室内，与出在家室外，究竟有什么两样呢？只因此心不安，乃至花样百出。但古今中外，人与人，生与生，论其大体，皆来自天，又究竟有什么两样呢？贵能视人如天，一视同仁，那就平了安了。中国道家言人生，先要把人心弄得一空二白。儒家言人生，先要把人心弄得平平安安。俗称“平空”“平白”，则已会通儒道而一之。中国人又称“平淡”“平和”。“和”字易懂，“淡”字难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戚戚即是不淡不和义。但人又有至亲至戚，哪能处亲戚亦淡然呢？这里又该有深义。当知人性中有孝、弟、忠、信，能淡然出之，则虽惊天地而泣鬼神，此心亦若平安无事。此处则须学。……又曰：“平易近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则平安非难，贵能安居而已。今人则必以不平之心，创为非常之事，则终其生而不得安，亦固其宜。……诗又言：“从容中道”，人能见善则从，见恶则容，斯一从一容，则无不中道矣。人之能从容，即象其平安。今人则不肯从而必违，不肯容而必拒，一违一拒，又何平安之可言。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学者称安定先生。他自幼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深怕干扰了他苦学的决心。他们当时的苦学处，为今泰山南麓栖真观，这是一个道士庙，观旁至今有投书涧，即因瑗名。当时社会无学校，无师资，他们在道士观十年的苦学，遂为此后宋学打开一出路。胡瑗可说是宋代第一教育家。从栖真观学成归来，即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知苏州，聘他为苏州府学教授，后又为湖州教授，前后共二十年。他所定的“苏湖教法”，后来遂为中央政府所采纳，并聘他去管勾太学。他毕生先后门人达一千七百余，即此一端，真可当得起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宋明理学概述》
相传达摩东来，只是面壁。一日，一僧慧可去看达摩，问如何得心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言下有悟，遂开此下数百年之禅宗。西来佛教之天下，一转而成为中国禅宗之天下。其实达摩之教，亦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慧可反身一问己心，因而大彻大悟。此一番现前真实教训，正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有合。在佛门中禅宗大行，决非无故而然。此下禅宗祖师们，都只是一言半句，教人摸不到边际，而终于使人悟得大道。纵说禅道仍是旨在出世，与儒、墨、道诸家之道有不同，但其具有同一教育精神与教育方法，则无大相异。宋、明理学家，虽是力斥禅学，但双方之教育精神与教育方法，亦显见有极相似处。程明道、伊川兄弟，幼年从游于周濂溪，濂溪教以“寻孔、颜乐处”，只此五字，便下开伊洛理学门户。明道尝言：“自闻濂溪语，当夜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此亦似一种禅机。人生真理，本是俯拾即是，反身便见。由此体入，自可有无限转进。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