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行天下的魏武卒覆灭后,为啥不重建?曾经的王者,已变成了青铜
前期的魏武卒确实强大得近乎天下无敌。它的强,是基于三大要素:引领战国的建军理念、雄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上层建筑。
不幸的是,这三大要素都是可以被复制、替代的,甚至后来者还能具备后发优势。随着魏国的全面衰落、其它诸侯国的崛起,以及魏武卒体系本身的顽疾,这支军队走向没落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初吴起设立魏武卒,是对春秋军制的划时代变革。
春秋时期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士、农民、奴隶。
“士”最早指的不是读书人,而是手执武器、佩带弓矢的武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家臣。但他们并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莽夫,而是既要勤练武艺,还得兼修舞乐、礼仪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打仗时,这一群体身着装甲、乘坐战车出发,是军队的骨干力量。
而在战车旁用两条腿行军打仗的,则是役徒、小卒,他们由各个封地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平日里耕作,农忙间隙被集合练武,而在战时就要服从贵族的征召、参军打仗。
再往下,就是随军干杂活、为上述两类人提供服务的杂役,他们由奴隶构成。不过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出现了奴隶充当战士的趋势。
在春秋后段,齐国出现了雇佣兵,即“齐技击”。根据《荀子·议兵》的解释,一名“技击”每取得一枚敌人首级,就能获得八两黄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奖赏。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他们与齐国统治者属于纯粹的利益关系,也许比一般的军队更有战斗力,虐菜没问题;一旦遇到强横、有组织的强大军队,他们往往逃得比兔子还快,所以后来三晋将士经常嘲笑齐军是弱鸡。
而真正推动军事变革的,就是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吴起。
吴起之所以被称为军事家而非名将,是因为人家不仅带兵打仗攻无不克,而且还能著书立传、开创一代军事思潮。在他所著的《吴子兵法》兵法中,提出了许多系统性的军事理论,其中有一条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注重军队的专业性。
吴起认为,军队不在多,而要追求“以治为胜”。所谓的治,就是训练有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再辅以赏罚严明的制度,以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进行合理的分工和编组,如“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以实现军队的整体优化组合。
这种专业化的精兵理念具备划时代的意义,打仗被视为一门正儿八经的“职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在侧面告诉我们所谓“战”国这一名称的由来。
根据吴起的分工理念,那些核心战斗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魏武卒。关于这些人的选拔标准,《荀子·议兵》中解释得很直观:“让他们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要奔走一百里”。
这类似于如今的全副武装野外拉练,对于军人的体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实这种选拔方式比较科学,毕竟在战场上,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个人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
战国初期,魏国之所以能嚣张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且处处占优,这支领先于各国的新式军队是其最大的底气。《吴子》中记载的阴晋之战,声称吴起带着五万训练有素的新兵击败了50万入侵秦军。虽然在正史中没有这一记录,但吴起在西河郡时,秦国被他常年压制在关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魏武卒这么厉害,为啥别的国家不抄作业呢?楚武卒、齐武卒、秦武卒.......各国精兵一较高下岂不美哉?
那是因为,想要打造起这么一支军队并不容易,起码得满足两大前提条件。
第一:雄厚的经济基础——所在国家要有钱,非常的有钱。
关于魏武卒的待遇,是“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也就是说,被挑中后,全家被免除徭役,被赐以条件优越的住宅、耕地;即使他们年纪大了、体力下滑了也不能取消,甚至连退休了之后,还能享受国家给予的救济、关照。
由此可见,魏武卒就是铁饭碗。军队的士气、战斗力确实上去了,但副作用就是国家的税收减少、财政负担巨大:“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养一两代军人也许没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的国家必定不堪重负。
而魏国之所以敢砸重金打造这么一支专业军队,源于他们在战国初期确实很富有:
一方面,魏国继承了战国霸主晋国的核心遗产,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可谓富得流油;
另一方面,魏国率先开展了法家变革——李悝变法。其中在经济方面颁布了新税法,由国家采取平价籴粜(买米卖米)制,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第二,优越的上层建筑——打破贵族政治、任人以才。
建设专业化军队这一概念,把被传统贵族垄断的军事资源收归国家,交由专业人员管理,本身就是对原有体系的巨大冲击。在战国初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决心。吴起之所以能在如愿打造其魏武卒,在于他遇上了魏文侯。
魏文侯魏斯是战国时期的第一位雄主,他第一个全面打破传统贵族政治,真正做到了任人以才:他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创立西河学派;任用李悝、翟璜为相,推动政治、经济改革;起用乐羊、吴起等为将,痛击秦国、爆锤中山。而这些人才,大都出身于小贵族、平民。在战国初期,这种破例实属难得。
对于吴起的使用,更是充分体现了魏文侯的魄力。当初吴起投奔魏国时,正赶上魏、秦西河大战;魏文侯向李悝征求对吴起的看法,后者回答:“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也就是说,吴起有才无德。但魏文侯就是任人所长而已,他没有丝毫犹豫地任命吴起为将,魏国在战场上的优势迅速扩大。随后吴起更是受命常年驻守西河郡,魏武卒也是在这个期间正式建立,一代军事家从此名扬天下。
上面两大条件,看起来是不是貌似很简单?那我们举个反面例子,同样是跟吴起有关。
公元前387年,吴起跑到了楚国,被仰慕他大名的楚悼王任命为相,他随即展开了自己的一揽子变法方案。其中,在军事方面,他又建立起了一支专业军队:“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可以理解为裁汰冗官、剥夺部分贵族的特权,用节省下来的经费养兵。
这跟魏武卒的套路异曲同工,成果自然非常显著:“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请注意,被此时的楚军暴打的国家里面包括了魏国(三晋之一)。
然而,这种改变却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楚悼王死后,吴起就被他们群起而攻之、惨死在楚王灵堂,楚国的变法随之被废除。
由此可见,凡是触动到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的举措,都将非常困难。而魏武卒的衰落,也正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双方崩盘的必然结果。
自从魏文侯死后,魏国的政治生态就呈现出日渐下滑趋势。魏武侯继位初期,吴起在相位争夺战中输给了田文,其实倒也情有可原,毕竟后者更能解决当时的魏国政坛隐患;但其后出身贵戚的公叔痤长期把持着相位,并且处心积虑逼走了吴起,则将魏国贵族政治复辟的状况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了,商鞅也是在公叔痤这里混不下去才走的)。后来,魏国的好几任相都姓魏,象征着魏国政坛的全面堕落。
而在经济层面,贵族势力的强化,必然意味着君主手中政治、经济资源的萎缩;
同时,由于战略不清晰,魏国常年四面出击,对国力造成了巨大消耗;
其三,数代魏武卒的滚雪球式积累,对魏国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因此,魏武卒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固然是庞涓输给了孙膑,实际上也是魏国国力全面衰退的必然结果。
想要重建这支曾经横行天下的威武之师,一是没实力,二是没必要,毕竟那时已经出现了更为先进的军队组织模式——从魏国跑出来的商鞅,吸取了魏国经验教训,推行了更为深远的全面改革、建立起二十级军功爵制,更雄厚的经济基础、更先进的上层建筑,从而打造了一支一往无前、以疯狂战斗为人生追求的虎狼之师——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