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之十四《郁达夫伦鲁迅之二》

【“郁达夫与鲁迅”专栏小编提示】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论鲁迅之二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去年的今日,鲁迅先生病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当时我在福州,骤接讣电,真有点半信半疑。匆忙赶到上海,在万国殡仪馆瞻拜遗容之后,一腔热泪,才流了个痛快。因为当时情绪太紧张,而纪念鲁迅先生的文字也很多,所以一时并没有写什么东西。其后和景宋女士以及几位先生的老友讨论先生身后等问题,头脑现实化了,所以也写不出什么纪念的文字。鲁迅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实在太深沉广博了。要想写他的评传,真也有点儿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遥瞩,面面不同,写出了此,就不免遗漏到彼;所以自从先生故后,虽老在打算写点关于他的纪录,但终于不能成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他相交,前后有二十年之久,有些情形,太习熟了,若想学高尔基记托尔斯泰那么的章法来写,一时又觉琐忆丛集,剔抉为难。因此种种,所以只能把这事情暂时搁起,打算等到我晚年的暇日,再来细细的回忆,慢慢的推敲。

先生逝世一周年日,同人等已于救亡协会成立之时,开过一个小小的纪念会;大家都以为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拚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现在,先生遗志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对侵略者,我们已予以打击;可是黑暗势力所产生的汉奸们,还在我们的后方,跳梁显丑。纪念先哲,务须达到彻底完成遗志的目的,方能罢手;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

原载1937年10月20日福州《小民报.怒吼》)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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