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独立】前沿49-地域诗歌写作20年纪念（2000-2020）- 孙守红专评
【独立】前沿49-地域诗歌写作20年纪念（2000-2020）- 孙守红专评
“地域诗歌写作”论（节选）
﹒孙守红﹒
绪论：
地域诗歌风潮的兴起、气质和禀赋
第一节 地域诗歌风潮的兴起
历史上的任何一种风潮的产生，其必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根源。地域诗歌的产生，简单来说，与中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是份不开的，它是中国农耕文化血脉传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以发星为代表的彝族地域诗群，正是其中的先锋官和排头兵。因此，对地域诗歌的背景和思想考察，也就是对整个地域诗歌形成的背景考察。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国门，在经历了漫长的闭关后，被西方的工业文明用野蛮血腥的大炮敲开了国门。为此，自尊的中国人寻找了百年的图存救亡之路。政治经济的趣旨终于随着民族的觉醒和崛起，不断膨胀、壮大。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对国人的肆虐放松后，国人的那绷紧了的神经，终于得喘一口气之际，从而造就了一个民族文化繁荣的“伟大的八十年代”。令人遗憾的是，自八九以降，经济替换了政治，无孔不入地进行肆虐，人诗意的生存状态更加奄奄一息了，所以便有不少的人调侃地叫道：中国的诗歌死了。没有了诗歌，更谈何诗意的生活？产业化的流水线，技术化的生命，程式化的生活，不断扩展的经济政治渗透，让我们背负着承重的经济包袱，孑然一身地走向死亡的墓地。偶然抬一抬头，除了浓密的乌云之外，却寻不到一丝诗意的生存之光。
在政治经济鼓吹的幸福憧憬中，物质生活有所提高的我们突然发现，政治经济的发达，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祉，相反，过度沉浸在政治经济的我们，越来越感到的是更多的不安和烦躁。也难怪这个时代的思想先驱者们，无不对此怀有深切的忧虑。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下，吴若海们一定担忧坏了。因为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看见“城市的上空\无数痛苦的灵魂\飘荡、呼喊”（见吴若海《城市交响曲》），并劝说上帝救救人类的灵魂（见吴若海《音乐的身体》）。这声音听来是那么的刺耳：政治经济的盲目发展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只会带来加速死亡的灾难。哑默与张家谚的言说则更为具体。他们认为高度的流水线性分工，人被束缚在历史孤零零的碎片上，围绕政治经济轴心，失去了生活的浪漫和青春的激情诗意。在大凉山深处写诗发星认为：在大凉山以外的世界里，难以安置自己诗意的灵魂。于是，发星在大凉山深处开始尝试地域诗歌的习作，对城市政治经济的忧虑和反思。对此，70后的青年是评价梦亦非这样评价说：“在上帝死亡之后，在人降格为物的破碎崩溃的年代里，从大凉山彝乡杀出一群剽悍、质朴、神秘的诗人，他们阳性十足，他们神情高扬，让阳萎、卑琐的现代文化人相比之下更加无力重振诗歌的雄风。我从这群汉子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乎，我们欣喜地发现：
翻过一座大山
便看见人类朴素的骨头们
唱着黑色的歌谣
——引自发星《大凉山诗歌岁月》
人类征服自然，发展政治经济，原先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能够诗意地栖居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但是近百年来，人类忙碌于推进城市的工业技术文明，渴望支配世界。需求催生创造，于是在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乐趣中，人类创造出了汽车、枪炮、海洛因、电子网络、高楼大厦、飞机火箭、核武器、生化武器后，才猛然发现：对外部世界的占有意志越强烈、猎取欲望越强大，自我迷失于物外就越遥远，人类内在的神性和灵性，也就泯灭得越厉害。
时间跨进二十世纪后半叶后，历史的二律背反终于出现了。一方面人类希望借助于政治、经济的手段进行发展，希望自我的生存空间能得到扩展，生活变得更加保障、更加舒适、更加具有诗意。但是政治经济的文明在今天被建立起来后，严峻的历史现实却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放弃了精神的政治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后，不顾后果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侵蚀，导致了物欲、肉欲、恐怖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成了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异化客观力量，它深深地扼住21世纪人们生存的空间，使人生存的诗意慢慢窒息，让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完全变得粗鄙、物化。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发展，如今的中国开始进入了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的确是很多代中国人梦想创立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的到来，上述的二律背反不但没有解除，反而更加的暴露出来了。遥想当年诗圣杜甫期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苦闷，今天当不见了吧？因为，现在我们不仅广厦拥有千万间，而且豪宅香车也是多如牛毛。可寒士们呢？不是一样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就是毫无片瓦之地。一边仍然是权贵巨贾豪华享受，一边仍然是孤苦伶仃和无穷的债务偿还。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一直埋头寻找富国强民的实用方法，却不经意间把人的灵性抛出九霄云外。固然，在一系列强民富国的实践活动中，也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诗性的缺失问题后，就曾经尖锐地指出政治经济高速发展对人生存的挤压问题。遗憾的是，他们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仍套用政治经济学的老马车，希望借以来解决这一严峻问题的，还是政治经济学这架已经破败了的老马车。这不仅算是再做无用功，而且可以算作是另一种方式的助纣为虐！当然，对存在着这一做法的中国士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长期受到政治经济严酷压抑的民族经历里，我们很明白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和难以抗拒。只是这些经历了苦难的士人们，一直没有明白过来，灵魂的欢喜，爱的温情，忏悔的虔诚，神性的舒泰，都不是政治经济这种冰冷的思维体系所能够触摸得到的。正是这样，随着为寻求人类更加安逸舒适生活的政治经济完全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后，政治经济侵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神性和灵性的步伐，也越来越波涛汹涌。于是，旧的苦闷还没有解决，新的苦闷和压抑却更加强烈了。
这个时候，古老的东方诗学在沉寂中开始醒来，并且越来越激动不安，最终在中国的大西南爆发出来了。黑侠诗人发星率先指出：“一切的一切都在历史的文化原色中回归，回归人最初的感觉，人类遗失在漫长历史长河的黄金与白银（自然、朴质、纯厚、野性……）是那么的多，所以你生山中，与大山，与深林，与老鹰，与野狼相拥一处，与古经，与古彝文，与古婚俗……相拥一处，他们变成你，你变成他们，你获得了第一文化现场感，你兴奋着、激动着、记录着……于是就有了意义特别的地域诗歌。”（发星《地域诗歌》 银河出版社 第21页）于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以黑侠诗人发星为首的地域诗群，在《独立》和《彝风》这两个民刊的平台的推动下，迅速崛起、壮大于中国的大西南。发星他们开始用诗意的生活和朴质的诗歌，慢慢消解政治经济告诉发展对人的诗意的压抑。
东方诗学本身的古老旨趣，与西方的哲学一样，无不是探究人生而存在的意义和精神的皈依问题。正是政治经济高速发展，严重挤压人的存在诗意，阻隔人的精神皈依神性的时候，我们开始渴求一种力量，以挽救被政治经济文明所湮灭了的人的内在的灵性，拯救被发展思维浸渍了的人的神性思维。我们已经无法忍受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剧的世界破碎，无法忍受生活中诗意的丧失，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物化承载。因此，我们想要弄清楚：在这个白日温暖，暗夜神秘的世界里，我们的灵识究竟因何来此，将归往何处？在这个纷繁压抑的人间，我们如何寻求得生命的超越，灵魂的皈依之所。
经历了数年的时间淘洗和冲击，如今在大西南莽莽苍林和青山秀水间，涌现出了一群庞大的地域诗歌队伍，涌现出了发星、梦亦非、鲁娟、湄子、黄谟沙、沙马、阿库乌雾、吉狄兆林、阿索拉毅、麦吉作体等百余位地域诗歌写作者和理论探究者。尤其是2012年10月在福建漳州旧镇举行的“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上，黑侠诗人发星率领门下的两个80后生（麦吉作体、孙守红）与会，不但展现了地域诗歌的年轻化队伍，更是展现了地域诗歌在大西南狂掀风潮的劲势，已如黑侠诗人发星的预言：“'地域诗歌’的春天在冬天已经来临。”
第二节 地域诗歌的气质和禀赋
中国现代诗地域诗歌写作群体的涌现，让中国现代诗的地域性诗意生活在中国诗坛上，开始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在诗人中确定下来，并由黑侠诗人发星为首的地域诗群付诸实践。地域诗意既然作为一种诗写的生活，其也必然自己的地域诗学进行高屋建瓴的指导，在仔细考查地域诗群的诗写状态后，我们便不难发现：地域诗写在思考和现实两个方面，都把诗意在生活中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就地域诗歌展现的本身来说，地域诗人们就是在诗歌文本里，为我们进行了一场人生诗意生活的演绎。在20世纪以来强调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思维逻辑下，任何所谓的为了发展而进行推广的政治经济理论，都无法逃脱其本身目的得局限性。无论这些理论家们的认识多么深刻，逻辑多么的严密，它都只是在论证世界外部的表象事件，而刻意忽略了与之相对的世界内部的深层需求。所以，当只注重外部表象事件研究的理论家和践行者们，在面对自我内在世界需求的纯粹道德、生命信仰的自身时，所有的外在理论轰然坍塌，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恐慌起来。于是世界末日论便开始大行其道，流布人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所谓的为了发展而进行推广的政治经济理论，都没有办法触及人的根本的内心世界。地域诗歌的诗写者和理论研究、推广者，就是希望把这种纯粹道德的自我进一步理性化、诗性化，以寻找自我心灵的诗意栖居。发星、海上、张家谚、梦亦非、阿索拉毅等地域诗学的理论者们，更是把这种理性化和诗性化加以演化，使之成为地域诗歌的诗学根据。带着内心诗意情感的执着，山民们质朴的感情，以及对世界的神性直觉，地域诗歌在中国的大西南举起了诗性生活的大旗，开始消解这个功利化、机械化、程式化的世界。地域诗歌和地域诗学（实际上可以这样说，地域诗歌与地域诗学，不过是诗化生活在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上的投映，而信奉地域诗歌与地域诗学的人，只是让他们的现实生活与诗中的诗意生活变为一体罢了。）在这个时候崛起了。
自20世纪末黑侠诗人在民刊《独立》打出地域诗歌的旗帜以后，地域诗歌以大凉山为中心，以《独立》为阵地，不断地从大凉山向外浸润、拓展，让地域诗性固有的气质和禀赋，开始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弥漫。地域诗歌与地域思想的迅速传播后，一个令批评家们头疼的问题，在这里出现了：地域诗歌算不算一个特定的诗歌流派？作为诗歌研究者，该如何在中国现代诗的背景下对地域诗歌进行阐释、演绎？笔者认为，地域诗歌的研究者应当注意，地域诗歌并非一个特定的诗歌流派，而是一种根植于本民族文化血脉的诗性传统。因此，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地域诗歌的诗写者在审美旨趣方面都是存在着差异的，他们都有风格各异自我地域民族特色。总的来说，他们虽然风格各异，但他们从各自地域民族文化中继承下来的诗性气质和禀赋，是完全相通的。所谓万法归宗，就是这个意思。也正因这相通，我们这里的论述地域诗歌的诗性特质，才能做到有迹可循，使地域诗歌诗性的发掘和推广成为可能。
地域诗学建立在民族文化诗学的根基上，继承了东方民族的神性和灵性。自20世纪末地域诗歌被黑侠诗人发星提出，并在其主编的《独立》《彝风》两刊的极力推广，仅十余年间，地域诗歌就取得长足的发展，今天杂乱无章的的中国诗坛。现目前为止，地域诗歌的写作态势已从四川大凉山，贵州黔南，蔓延到了四川成都、四川乐山、贵州贵阳、贵州安顺、湖北、福建、陕西、新疆、内蒙、甘肃、西藏、宁夏等地区。在群激汹涌的地域诗群中，无论是诗学研究者还是诗歌创作者，他们的地域诗歌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他们的研究和诗写，大都不作学院式的四平八稳的诗学研究，不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先锋式喧嚣诗写。地域诗歌的研究者于写作者们，不但无意于寻求关于政治、艺术、审美等教科书式的定义规范，而且也无意于从现代人文学科（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的成果出发，来揭示地域诗歌的审美旨趣，他们大多不想去建立一个所谓的独立诗学架构，他们只想崇尚于“野性”“自由”“好玩”，喜欢“散打”，在“好玩”和“自由”中，尽情地演绎属于自我地域民族文化生活的诗意。像地域诗歌的发起人发星一样，他们在诗歌中始终追寻着人生存在的诗意，还原人与人之间的纯化情感，力图在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血脉中，汲取神性、灵性和蛮性的精神食粮，摆脱政治经济高速发展下导致的人性异化、人性窒息的困扰，启明日益物化惨境中的众灵之心。
从20世纪末的创建，走到今天的纷繁。无论是在那里，都不难发现，作为先导者的黑侠诗人发星提倡的三个地域诗学传统，一直得到一以贯之。这三个诗学传统，经笔者归纳以后，整理如下：
一．人诗合一
地域诗歌崇尚的现世人生，就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生，而不是庸俗的杂技化、碎片化和物质化的人生。人应该有像人一样的诗意生活，而不应该沦为物欲和权欲的奴隶。
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人的本真感情为桥梁。
现实生活功利化的取舍是否能保证判断的正确？地域诗学认为，现实生活功利化的取舍完全是值得否定、鄙去的。人应该跟从于自己的心灵，以其固有的灵性感受作为判断，进行诗意的选择取舍，让自我的心灵像原初降世的时候一样，纯洁，宁静，透明。诚如黑侠诗人发星所说，“喜欢，大家就多交流、多来往；不喜欢，大家就慢慢地淡去，相忘于江湖，不要让世间的人事烦恼扰乱了你清亮的心灵。”（发星语）
三．追求人、神、自然和谐共居生存诗意。
地域诗歌的践行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神、众生与自然和谐共居的生存诗意，所以，无论是地域诗歌的诗写者，还是地域诗歌的研究者，他们对现代政治经济文明剥离人和自然的原色（灵性和神性）的世界，是持必然反对态度的。
其实，这三个主题，却都蕴藏着一个根本的母题：那就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在仄逼的社会异化下，如何寻找自我欢喜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如何在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当中找到永恒的精神涅槃。
地域诗歌，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其独特的气质和禀赋相异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地域诗歌它时而悒郁轻灵，时而狂放恣肆，时而深情款款，时而神秘忧郁，时而也具有哲学的思辨色彩。十余年来，地域诗歌的创作以其独有的原生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形成一股地域飓风，吹到大江南北。这大概是因为只要具有东方民族的农耕文明的血脉精魂的人，都会在地域诗歌里找到自己的精神栖居地。同时，当然也有民族发展的特殊社会历史根源。这里应该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历史。
从虎门血染的炮台开始，从圆明园的火光中开始，中华民族固守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刹那间变得千疮百孔。有智识的中国人，开始上下寻求富国强民的思想。于是，我们有了辛亥革命政治炮火，我们有了“五四”的思想风暴，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胜利，我们为此而感到希望无限，激动地写下了崇高的赞歌。然而，一直不知道政治为何物的中国人，在写下赞歌之后，却被政治运动无情地推入失望、苦闷的深渊。革命胜利能带来美丽自由的幻想，被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疯狂瓦解。那些年月，无论是温文尔雅的文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被残酷地推入了最可怕的、最讲政治偏见的运动当中，演绎出了一幕世界历史上的悲喜剧。东方民族的浪漫政治梦想，在这场有悖常理政治运动中完全破碎了。
失去了政治天堂的臆想后，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经济上的自由。然而，我们才自政治的火坑中跳了出来，却不料又落入了经济的陷阱。经济改革三十余年来，东方民族那种深沉、内向、含蓄而又富有厚重的诗性人格，又一次遭逢惨变。二三十年的时间，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几千年的文明礼仪在经历了政治运动洗礼后残余，几乎在这崇尚政治经济的人间丧失殆尽。放眼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湖之内无不充斥娱乐暴力、审美庸俗的狂欢，四海之中无不塞满利益至上和物欲第一的败坏。面对着满目疮痍世界，我们再一次从创造乌托邦的梦中醒来。醒来之后，才猛然发现，人们的内心都失去了对人、自然的虔诚和尊重的同时，也失去了东方民族精神里的神性和魂灵。经历了政治、经济的两次肆虐后，人，应该如何诗意地栖居这一问题，横亘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面前，于是，作为天地之心的诗人，就不得不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了。
物欲化的生活现实中，思考如何构建人神共居的诗意世界，从古自今都是作为考验人类社会的大难题出现。按照常理，我们必须得协调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思维、自由与体制、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质等一系列的对立问题。为寻求这一系列对立问题的统一，西方哲学家们耗尽了全部精力，焦虑千年，至今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然而，东方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说来很简单，我们如果像西哲那样殚思竭虑，硬要搞一个理论说明，那么不过是重蹈西方哲学加满覆辙，自寻烦恼罢了。其实，东方独有的证悟哲学早就告诉了人类：世间一切，惟由心造。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知其本末，心便能有所安，这样一来，管他什么理论，什么欲望，我自诗意便行，哪怕身处污泥，只要能畅游身心，何处不是逍遥？先贤庄子、颜回不是给我们做了榜样了吗！“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其实，庄、颜之乐，便是地域诗歌的诗学气质和禀赋。
第一章 地域诗歌与文化
第一节 地域诗歌的历史源起
千百万年前，文化出现了，带着强烈的地域民族群落色彩；千万年前，诗歌出现，带着强烈的巫性和神性。远古的先民迈开艰难的步子，沿着充满神性和巫性的文化长河一路走来，希望在这个栖居的大地上，能够寻求诗意般、画意般的生活。然而，随着二十世纪政治、经济大潮的来袭，我们寻的求诗意之地，却日渐远离我们。放眼望去，唯见世界一片荒芜。神州大地上，四处充斥着权欲、物欲和肉欲的诉求，没有一点诗意的绿色生机。人们普遍背负着权欲、物欲和肉欲这“三座大山”，苟延残喘地前行，哪里还顾得上诗意？他们的眼里只有生存，生存；他们的心里只有攀比，攀比；他们意识里只有炫富，显权；诗意美这种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存在，或是稀薄的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失去一种艺术家的情趣，失去了人类孩童的天真，失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唱帝力于我有何兮的洒脱气概。
世界蕴藏的秘密，总是令人感到惊奇。在大西南，这块古来似乎就偏远而蛮荒的山地高原里，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冲击，除了在繁华的都市周围掀起一丝波澜外，那凝重而原始的生活诗意，却在广袤的乡镇顽强地固守着。一种《诗经》里的十五国风，源源不断地从这“天高皇帝远”的文化氛围中习习吹来。当然，在世事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我们用势利眼来看，这些吹着清爽凉风的山区，它们与所谓的政治经济文明社会相比，不但“落后”，而且“愚昧”。可是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它们的精神生活，我们便会惊讶地发现，这儿的人们不但没有都市人的时代弊病，更没有都市人无尽的烦恼、无穷的欲望。他们乐天知命，即使在劳作之余，都过着一种诗意的物质和精神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政治地缘的边远，使他们得以免于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国度侵扰，延续着东方农耕民族的诗化思想。作为独具的地域文化，历史地域文化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碰撞，地域诗歌在大西南出现了。地域诗歌自发星倡导以来，已势发西南，弥漫全国。地域诗歌写作者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情趣和思悟，表达了个体对诗意生活的呼唤和诗意栖居的渴求，同时，展示了他们对东方民族农耕文化的诗意承袭，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侵蚀的抵抗、批判和反省。地域诗歌在中国现代诗世界的世界里，虽然取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在诗歌批评界里，却仍然是孤独寂寥的。这完全可以说是遗憾的。
文化出现后，诗歌的咏唱就出现了。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文化，其必然也带来了浓厚地域色彩的诗歌。如早期北方的《诗经》、南方的《楚辞》，以及后来汉采风得来的《汉乐府》、“南北朝民歌”等，无不说明了地域诗歌的在整个民族文学体系中，自己独特的系统质，并一直成为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
诗人从地域的语义使用出发，最后追溯到人类普遍寻求得诗意栖居。就这个意义来讲，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和贵州黔南的地域诗歌，已经展示了这一自觉的寻求意识的诗人是不乏其人的。如发星、梦亦非、阿索拉毅、阿库乌雾等以其感受的深沉和表述的老道，已经堪与国际一流的地域诗人相媲美，而女性诗人鲁娟、湄子等更是从自己的女性心态和感受出发，用地域性文化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百态千姿，追寻和探索人生的诗性意义和价值所在。然而，自“五四”新文学批评时诞生到今天，却很少有批评者把眼光投入到地域中来，去研究地域写作者们特有的地域语义系统，理解古老传统文明与现代政治经济文明冲撞下的青春困惑、情绪波动和行文的山野性清丽，地域写作者们在特殊地域性的思维下的人类生活的诗性精神和意义。就地域诗歌在诗歌批评界的总体态势发话，只要究其原因，一种政治层次上单调性、机制上残缺性的现代诗批评暴露无遗。尤其是要求理论研究者们在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地域性诗歌艺术创作规律，以地域性文化审美心理观察地域诗歌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时，那种地域诗歌理论严重缺失的遗憾感就倍加强烈了。
长期以来，中国尽管古有《诗经》《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近有“民歌体”以及今天的“地域诗歌”，但是仍极少有批评家把目光投向地域。尤其是以别的文学式样为参照系的话，翻阅众多的诗话诗评后，地域诗歌在理论界是失落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地域诗歌，并不仅指发星们于大西南提倡的“地域诗歌”诗学理论失落，而且是指整个中国地域诗歌的诗学理论失落。在学得文武技，货与帝王家的中国，中央性的思维政治，一直引诱着批评者们，使他们长时间忽略地域、边缘。尤其是1949以来，先“政治”后“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思想诱导，更加剧了对地域、边缘的忽视。而自“五四”现代诗诞生始，中国现代诗的理论界一直在援引西方的理论批评机制。纵观批评界，无论是早年的“朦胧诗”，还是现在的“先锋诗”，无不是一概借用西方的哲学或诗学进行批评之。故当他们遇见“地域诗歌”，这一从东方民族传统血脉中流淌出来的诗血时，他们惊愕了，无措了，失语了。
其实，我常常被这个问题困惑着，自问：“解构”“先锋”“现代”“后现代”等这些源于西方的文学思潮，难道一定要引为东方文学？尤其是有着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必须引用西方的文学模式和评判参照系吗？我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作为具有独特性的地域性民族文学，在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性上，我们应该而且也必须建立自己民族的文学的价值评判体系。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的文学，无不是世界文学这个大交响乐中的一个组曲，它是世界文学完美演奏中不可或缺的“元”，它有着自身不可代替和逾越的内在独立精神机制。地域诗歌也不例外。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提出地域诗歌的重要性问题，是遵循诗歌多元化的主导趋势，探求地域诗歌的地位和价值问题。这是地域诗歌在诗歌发展上，必须自觉性的思考。因此，地域诗歌重要性的理出，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要企图否定其它同类诗歌的价值和意义。
虽说上面论述了地域诗歌的重要性，关注到了现代诗批评界对地域诗歌批评的失语，但是在政治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今天，尽管有蔚为壮观的“大西南”地域诗群，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地域文学、地域诗歌？由于诗学理论的失落、诗歌批评界的失语，在2012年福建漳州旧镇举行的“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上，笔者发现：关于地域诗歌在今天中国先锋诗歌世界里，能否占有一席之地，与会的批评家们，都是莫衷一是的。由于地域诗学的长期失落，诗歌理论批评的长期失语，我认为地域诗歌这种不被人看好的痛苦在所难免。我不是想驳斥对地域诗歌提出怀疑和质问的任何一种诘难，因为这些诘难背后，都有着他们自己合理的迫切的理由和背景。而作为地域诗歌的研究者和参与者，我只是想说，中国现代诗应该也必须有自己民族独立风格的诗歌，包括地域诗歌——这一长期处于边缘的诗歌形态。但是在大西南这块安宁而又凝重诗意的土地上，如发星所说，要开放出非洲和南美那样魔幻俊丽的地域之花，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东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能开出的只能是一种纯粹的东方思维性花朵，它表现的是东方性的地域民族文化思维，以及这种思维对社会、命运、生活的诗化思考，特别是对诗意就存在生活中的意识的发掘，使诗意在生活中如雨后林间的美丽蘑菇，不断生长、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指出了中国“地域诗学失落”的这个严峻事实。毕竟，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到来，它将迫使所有的民族、地域性文学作出选择：我们是逃避地域呢？还是接纳并挖掘它？
以黑侠诗人发星地域诗歌群体，近十余年来撰写了《地域诗歌概论》 （梦亦非）、《地域诗歌写作小辞典（一）》 (发星)、《地域诗歌写作小辞典(二)》（发星）、《地域诗歌写作小辞典（三）》（发星）、《独行在旷蛮大道上寻找精神的慰藉》（阿索拉毅）、《地域写作：姿态-生发点-朝向》（张嘉谚）、《走向“地域诗歌”洁白的精神王国之路》（麦吉作体）、《地域与彝诗随想》（麦吉作体）、《关于“祖先情结写作”的现实意义初探》（沙辉）《诗歌在荞麦里呼吸》（麦吉作体）【根性写作论】（阿牛静木）；编辑了《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地域诗歌写作理论集》《地域诗歌写作诗选集》《地域诗歌写作十四年纪念专集》《贵州隐态诗歌论》等千万余字的文本和诗论，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
第二节 现代地域诗歌的发生及其概况
承接上古的血脉传承，“地域诗歌”这个命名，黑侠诗人发星在其主编1997年的民刊《独立》上首次把“地域写作”作为诗学观念提出，这是最早的“地域写作”作为中国现代诗诗学观念的记载。后因机缘运成，1999年，黑侠诗人发星与《零点》主编梦亦非在大凉山聚首，因两人诗学观念相近，相互促成，生发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诗歌文本和理论文章。不到两年的时间，地域诗学无论是在诗写群体规模的发展上，还是在作品理论的建设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这段时间就有发星的《巫文化巨大的翅膀》（《独立》1999年11月，第3卷），《宽阔辽远的马场》《地域写作之我见》《山地诗歌（或地域诗歌）散论》（《独立》2001年4月，第7卷）；梦亦非的《西部诗歌：如何穿越地域性》（《独立》2001年8月，第8卷），《地域文化·写作资源·史诗》（《独立》第7卷，《山花》2001年第7期增刊号）；张嘉谚的《地域写作：姿态·生发点·朝向》等问世，使地域写作在四川、贵州这两块曾经引领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阵地上，再一次掀起了其独有的地域民族诗风。
此外，地域写作由于黑侠诗人发星不遗余力的推广，随着地域诗歌群体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关注地域民族性诗歌的目光在逐渐增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批评家代表有张嘉谚、张清华、姚先勇、谭五昌等人，而民间更涌现了不少的建设性研究文章，不少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还开辟专栏，专门刊登介绍了地域诗歌的诗歌作品理论文章。集结了一大批具有地域写作倾向的个性诗人、地域诗歌理论探索者和诗歌文本批评家。地域诗歌写作由最初的策源地“四川大凉山”“贵州黔南”，已经走向了四川成都、四川乐山、贵州贵阳、贵州安顺、湖北、福建、陕西、新疆、内蒙、甘肃、西藏、宁夏等地区。作为地域诗歌群体外的诗写者、研究者和读者，也开始从地域性文化的角度来观照地域诗歌的文本和理论的存在，从而结束了地域诗歌所谓的诗歌边缘性身份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在对地域诗歌的广泛阅读、对民族传统诗学理念的维新、以及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批评形态的反省上开始的。在地域诗歌这块处女地上，就算地域诗歌的诗写者、批评者和阅读者们，都还未建立起完善的地域民族文化诗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尚缺乏地域民族文化的宏观性历史把握，所以，出现有人把地域写作与乡土写作混为一谈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与乡土写作相似的地域写作，要如何避免重蹈“乡土”“寻根”的覆辙问题，就摆在了作为地域诗歌的诗写者和理论研究者们的面前。那么，地域诗歌如要避免昙花一现，中途落马的悲怆结局呢？笔者认为，想要跳出“乡土”“寻根”的覆辙，地域写作就必然要求他的诗写者、批评者和阅读者们，在地域写作的创造和接受上，必须拥有自己的地域民族文化意识作为基础，才能真正的践行地域写作的诗学理念。
地域民族文化的诗性意识和独立自由的思想性意识，是地域写作能够经久弥新的重要保证。这一命题的提出，必然会有人追问：既然方向明白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寻求这两个意识的建立？具体的操作是怎样的呢？为使答案比问题更明晰，笔者下面将从诗写者、批评者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诗写者
每一个具有地域的文化诗性的诗写者，都拥有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命运的特定关照角度。进行地域诗歌创作的诗人们，尤其是经历感受了中心与边缘的思想冲撞的诗人们，更是以其独有的地域民族文化在自我心灵上根植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去观照这个充满文化、思想碰撞的世界，表达自我对人类生活式样的理解。因此，地域诗歌的永恒性对于诗人来说，是具有使命性、必然性和自觉性的。
（一）使命性。地域诗歌诗写者以其特有的地域触角去选择和判断地域民族历史的生活历程和心灵历程，这是地域诗写者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地域诗写者们尽管也应该去关心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关心人类未来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并不关心自己地域民族的文化和诗性，对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漠然置之，那么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地域性诗写者，是不称职的，不合格的！在世界政治经济正逐步趋于一体化的今天，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化，其社会对地域民族的发展衡量也必然越来越精确。因此，作为地域民族文化这个软件基础的夯实，我们的地域诗写者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提醒。21世纪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常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呢？这就是地域诗写者们的使命了。
其实，当我们正在思考怎样让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时候，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到国外，拉丁美洲所取得的成就的经验，完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如拉丁美洲一样，中国的地域诗写者想要立足世界地域民族写作之林，必须摆脱“边缘”地域的民族自卑性意识，成为自我地域民族文化诗性的必然发言者。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地域诗写者的这种使命感却常常会被社会中心论所消解、扭曲。“统治阶层的中心思想，才是主宰社会一切的思想”，这种大一统式的文化专制，不但容易禁锢地域诗写者的诗歌才华，而且容易导致地域诗写者的创作陷入宣泄和抒发内心压抑的一种手段，最终的结果导致他们不是自愚自乐，就是自动放弃地域诗写者的职责和使命，从而沦为地域民族外界的人们猎奇民族风物的爪牙。地域诗写者如若沦为别人猎奇的爪牙，忘却了自我地域民族文化诗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必然会贻误战机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使我东方的地域民族诗歌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仍将继续沉寂下去，甚至有可能被挤出世界民族文化诗性之列。
（二）必然性。其实，地域诗歌诗写者无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作为一个边缘的地域文化角色的传承者，从他走上文学的那一条，他都别无选择。在地域诗歌诗写者的创作过程中，其本身的地域民族文化心理和地域历史文化对其成长的心灵滋养，是其成长后外界的任何方式都无法抹除的。经历了长期的地域民族文化的浸润后，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感知方式，便承接了地域民族文化诗性独有的体验和视角。因此，在地域诗歌诗写者的诗歌创作中，他们因拥有自我的地域民族文化诗性底蕴，很容易就能鉴别“统治阶层的中心思想，才是主宰社会一切的思想”与地域民族文化诗性的优劣，从而摆脱“中心论”的诗写态度。在地域诗歌诗写者们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上，无不是站在自我地域民族文化的基石上，运用他们诗意的“根”，追寻人类诗意的栖居。
（三）自觉性。地域民族文化诗性的意识存在固然是客观的，别无选择的，但它却是源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所以，地域诗写者作为一个客观个体，是否能够自觉遵循并尊重这种地域民族文化诗性意识？是否能够有意识地应用地域文化的诗性根脉来进行诗写体察和判断？上面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界定地域文学作品的基本依据。假如一个地域诗写者把自己降格为普通的民族风情诗写者，只去猎奇地域民族文化中的风俗、服饰、建筑、历史等，用旅游猎奇的笔法写地域民族文化与外界文化的奇异性，用谈苦经或窥阴癖的写作方式来消除民族文化诗意的存在。那么，这样的诗写者显然无法触及地域民族的神、灵世界。因此，失去了地域民族文化诗性意识的觉悟，就会造成地域诗写者们在表达艺术上的失态，引来批评者和读者两方面的激愤和鄙薄。
二、批评者
随着地域诗歌写作群体的不断壮大，地域写作影响力的扩大，使地域写作逐步形成诗坛的一股劲风。所以，国内近年来的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已经开始回过头来进行关于地域诗歌的批评和研究。除我们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引起了学院里的张清华、姚先勇、谭五昌、霍俊明、高亚斌等评论家的关注，为地域诗歌撰写了不少的文章。这些学院里的先生，在今天的中国诗歌批评界无疑都是享有盛誉大腕级人物。所以，地域诗歌有他们的推介，无疑为地域诗歌的繁荣添加了重要的指示剂。不过遗憾的是，除以上几位先生和民间的极少批评者外，笔者是很少发现有人对地域诗歌有所论述的，尤其是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充实和完善地域诗歌自身理论建设的，如心理学、人类学、社会性、文化学等等能为地域诗歌提供研究佐证的学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诗歌的理论建设是失落的，它还欠缺一个较高层次和较广视野的开始。而笔者认为，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心理学角度来对地域诗歌进行研究，探讨地域诗歌在创作中的意义，诗意生活如何从理想走向现实的问题，在集体对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前途感到焦虑的大背景下……地域诗歌在中国现代诗中的研究，无疑具有更诱人的前景。
但对于这个失落得太久的课题，要找回她的全部内涵和意义，仅就今天现代诗的批评和研究看，情况应该不是乐观的。自“五四”白话诗诞生始，中国的现代诗批评一直跟在创作后面气喘吁吁不算，还长期被国外引进的理论所奴役。因此，对于产生于本土的地域诗歌来说，中国现代诗批评界有待建立起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有待将地域诗歌纳入自我的文化框架中去确认她的价值，辨识她的源流，并在现代诗的流变中去探讨地域诗歌的现象规律和价值意义。
第三节 现代地域诗歌的文化意义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因为闭关锁国而积弱积贫，使得国家民族近百年都在遭受列强的蹂躏。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现实，很多有智识的国人，选择了用经济和政治的强大来填补身躯的柔弱。由于过分的从外摄补，却极端地丢掉了我们精神血脉的源头。因此，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政治成功后，先祖的神性血脉于我们的身体里，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先祖神性的缺失是这个孤儿的时代所无法选择的事实。你无法选择，我也无法选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少年时代我们所敬仰的先祖神性，已经在汹涌而来的现代化洪流中消失殆尽。诗歌的最早起源，也许是先民与天地大自然的沟通。也就是说最早的诗歌语言是部落巫师们与天地人神所沟通的语言，最早的诗人则是部落的巫师们。因此，要想让已经贫血了的现代汉诗重燃生机，回到祖先的神性中去修养，确实不失为一个返本开新的方法。
地域写作如何返本开新呢？
其实这是一个既现实又古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进行地域写作或阅读时，很容易陷入猎奇的角度来摄取民间民俗，或从简单的“寻根”角度反映地域的精神贫弱性，不少的写作者或研究者了流于肤浅的表象，使他们失去从民族社会思考和未来文化生态下潜流现实文化特质（即地域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世界的方式、感觉世界的方式和人生哲学的宗旨），无法在整个人类命运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宇宙时空中，寻找到那个通往地神性的地域写作暗道。
这个暗道是什么样的？她是怎样构筑的？又是谁来构筑的？
其实，这三个问题很好回答，这个暗道的样子“黑侠”诗人发星就给大家描述了：它是“一个向外打开的不封闭的写作概念，它有操作与研究的无限性与超越有限的地域性”；它的构筑则是由丰富多彩的民族地域文化为基础，以文学作为精神的启悟石来构筑；其构筑者则是有毕生探索民族群体灵魂和情感历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也就是说，这种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必然拥有理解本地域的民族文化和独立自由思想的自觉意识。如果地域写作要产生优秀的诗人（作家）或理论建构者，其必然是深入民族心灵世界，并感悟民族文化精髓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杜绝通过语言来认识、领会、理解民族文化表象之外的思想形态、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从而避免作品的简单化、一般化、概念化，或思想的单一化、肤浅化。于是，我们便看见了照亮地域诗歌暗道的光源：一、道在山林；二、与主流话语模式的抗衡。
（一）道在山林
为什么地域诗歌的道会在山林？
在中国汉文化的传统中，历来就有“道在山林，学在民间”和“礼失求诸野”的做法。那么，地域写作应如何做到“道在山林”呢？毫无疑问的说是“驻守”。（注：先生张嘉谚在《地域写作：姿态·生发点·朝向》一文中也曾提到“驻守”，但他的“驻守”是相对于“漂泊”而言。而我这里的“驻守”则是相对于“逃亡”“逃逸”而言，与漂泊无关。）
驻守，是相对于“逃亡”“逃逸”而言，且必须是相对于心灵的“逃亡”和“逃逸”而言。正所谓“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这就是心态问题了。如果一个人，你的心在山林，又且会论你的身是在都市还是在山林？如果我们的心不在山林驻守，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都市的浮躁和肤浅？
因此，地域写作最基本的驻守，就是要驻守“独立”与“飘逸”的诗性精神。为什么要驻守“独立”品质，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可为什么要驻守“飘逸”呢？很多人就不明白了，所以这里必须简单解说一下。飘逸，我们最早是用来形容人的仙风道骨。因此，人们常说具有仙风道骨的人性格豪放、飘逸不拘。先生张嘉谚说地域写作多半是一种边缘写作，而我要说，地域写作更是一种孤独的写作。因为地域写作拒绝从众、坚守独立、拥抱神性、向往理想，是完全与今天主流的消费、享乐相悖离，从而将会造成心灵上的长期孤独。所以地域写作唯有以李青莲、苏东坡等人那样的飘逸之诗性为坚守标杆，方能展现“道在山林”的姿态！如不能有独立、飘逸诗性人恪守，其早晚必将被主流意识文化所消解之、淹没之。
（二）主流话语侵蚀的抗衡
地域诗歌将如何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侵蚀？这是地域诗歌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种新型的事物出现，必有赖于借助外力的催化。中国的现代诗的发展，正是借助于西方诗歌的影响。地域诗歌的发展，初期也是受到当代汉诗的影响。这是必须承认的，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自从发星和梦亦非倡导“地域写作”以来，时至今日，已近十年了。这十年来，已发展完善了不少地域写作技巧和语言。写作是需要重视主流话语对地域写作语言侵蚀的时候了。如果不重视主流语言的侵蚀危害，地域写作会不会像当代汉诗一样，陷入翻译语体这个可怕语言漩涡一样，难以自拔呢？陷入主流汉语的漩涡？没有自我个性，没有创新语言，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名存实亡的！诗歌也一样。
也许正是居于这样的考虑，所以作为兄长的发星，一直在提醒我，地域写作的语言必须是净化的、纯化的，我们必须拒斥主流语言，防止它的侵蚀。今年大凉山之行，我在发星兄长处，看了不少的地域写作文本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更加重视了。
拒斥主流话语的侵蚀，可以说是地域写作在今天大的一种自信和从容，是一种独立、飘逸。只有这种自信和从容，只有这种独立与飘逸，才能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使命。让我们时刻明白：这种拒斥，乃是道在山林的诗性生存的需要；乃是纯洁诗性写作实践的需要；乃是独立、飘逸诗性品质的显现。如果对主流语言不能拥有足够的重视，那么我们极有可能在地域中逃亡、逃逸，流入主流的狭隘争斗而无视地域民族的现实关怀。这是有违地域写作的初衷的。
因此，对主流话语侵蚀的拒绝排斥，也就从诗歌语言这最基本的质素上，彰显出地域写作独立自由思想的应有之义。
第二章 地域诗歌的语言与意义
第一节 地域诗歌在今天的历史根脉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人们在最初的集体劳动过程中，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劳动效率和交流思想，便发出了“哼唷”、“呦呵”等具有地域性的号子呼喊声，这就是最早的地域之歌。地域之歌歌是劳动的一个部分，她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氏族特有的地域民族文化。后来，地域之歌离开了劳动和舞蹈。人们在记叙了本地域的民族传说之外，根据自我的感情变化，与口头进行创作和流传自身的感受。于是，可以群，可以怨的地域诗歌出现了。可惜很多上古时期的地域诗歌并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有据可查的地域诗歌资料的话，只能从现今保留的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算起了。因为《诗经》的“风、雅、颂”对各民族文化生活的描写，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色。
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上，《诗经》只是地域诗歌最早的资料记载，接下来我们便不难发现地域诗歌的踪影，战国时期的“楚辞”，汉时的《乐府》，南北朝时的“民歌”，隋唐时的说唱，宋元明时代的词、曲、戏剧里，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作品随处可见。如今，虽说政治经济文明几乎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毛孔，并成了全世界都在热切关注的社会问题，作为曾经在历史上风靡的地域诗歌（文学）已极度淡化。但是，在政治经济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西南边缘山区，由于山高路遥，民风古朴，人们远离由政治经济带来的“福祉”，逃脱了被活生生地塞进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尴尬，使地域诗歌的命脉逃脱了“一体化”的危险，在这里得以沿承。
与五四以来的“中心”文学相比，今天地域诗歌的追求和向往，直接表现为对诗意生活的追寻和向往。所以，地域诗歌在今天是灵魂栖息的空间，而不是简单的僵硬的文字符号系统。那么，为什么地域诗歌会成为最注重诗意价值的诗歌？因为地域诗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根脉——民族神话、民族情歌。
民族神话。神话，是批评家们常用的一个术语，它涉及广泛，包括了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因此，神话在民族文化传承中，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按其对人们影响的程度大小来划分，我们将其分为以下三种：
（一）活神话：这是以地域民族特定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自然环境、民族心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实体，其产生、传播和演变虽说受制于一定的民族文化系统，但由于其传说带有一定的史实性和原生性，使得他对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程度最大。
（二）口头神话：这是以口头文学为存在形态，代代口耳相传，延续至今的神话。这类神话在边缘民族社会中，很是广为流传，且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这部分神话多为老一代人为年轻一代说故事的方式植入年轻人的心中，使它作为一种文化根脉存活于边缘民族的文化心灵里。
（三）文献神话：这是典籍记载的远古神话内容，这部分神话虽说已经失去了与一定文化系统的有机联系，但是他仍是一个民族先民精神血脉的原质。
神话的这三种形态来考察，作为地域诗歌首兴的西南地域，正是他们广为存在的地域。尤其是西南山区的边缘民族地区，这三种民族神话形态，更是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于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苗族古歌》《侗族祖源歌》《仡佬族古歌》《布依族古谢经》等神话史诗和传说，找到了苗、彝、布依、仡佬等民族千年文化根脉的传承点。
民族情歌。如果说神话是地域诗歌的民族文化根脉，那么情歌便是地域诗歌的民族情感根脉。因为在所有民族的文化传播中，情歌无疑是最常见的表现感情形式。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不存在任何种族的和文化上的偏见或歧视，民族情歌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表达感情艺术。尤其是对于风情万种的边缘民族来说，情歌一直在以她的天籁之音，唱响天边、唱响未来。作为地域民族情歌，从内容的结合形态上来看，她不但有我们常说的理性情歌——即我们常说的内容健康而又颇显文学情调的气味情歌。如《诗经》里的《关雎》《蒹葭》《乐府》中的《上邪》一样。不过，在老百姓之间，那些以表达爱情为目的的——非理性情歌。这类情歌内容正人君子的眼里，虽说难免粗俗乃至下流，但是他那种直接咏唱性行为和性器官或带有挑逗性的肉体表述与描摹，则是更体现人性诗意的无疑。
在边缘地域的民族社区，情歌，尤其是非理性情歌的蕴藏量是难以用数字来估算的。因为他具有永无休止的再创造功能，他一直都在表达感情的人性粗豪。所以，她永远不会被文字符号所禁锢，永远不会丧失其生存的文化场。
因此，民族情歌无疑是地域诗歌得以恣意游弋的海洋，是地域诗歌感情根脉的原质。
第二节 地域话语在诗歌文本中的发生形态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地域诗歌的特点，决定了它无法使用现代汉诗的“主义”或“流派”形容的。因此，要进行地域诗歌的研究，我们就必须抛开“流派、风格”的统一性描述，回到构成诗歌文本的话语中去，分析地域话语的种种运用特殊形态，无疑具有更大的特殊意义。任何文学形式的构成，都无法逃离语言这一基本质素。因为，任何感情的表达方式，都与特定的语言分不开，地域诗歌也同然如是。
本节使用“话语”一词作为“地域”的主体，其意义在与强调“地域”在文本中作为文本语言的历史背景，而不只是作为文本语言表达的对象而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文本的所有成分都可以视为“诗歌语言”的组成部分，即使是作为“史诗”的文本，其“史实”也在文本的构成中上升为语言学的对象。在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中，我们将不再注意作为言说的内容极其意义，这是由其他角度的分析方法所无法担当的任务（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或者美学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将着重注意诗人是如何在文本中将“地域话语”融入他的诗歌文本中去，构筑他的独特地域诗歌文本，以及“地域话语”在诗歌文本结构中的状态和使用这种语言材料的现实意义。
地域诗歌语言发生的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呢？
黑侠诗人发星在《地域写作之我见》中指出：
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化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中西部地区尤甚。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剔除民族偏见与猎奇心理，以一个艺术者正确的审美眼光穿透为是。汉文明经过历史的融合、演绎，已经形成一种成熟、系统的文明。而发展过程中整体文化与经济水准的参差不齐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汉文明露出其丑陋与残缺的部分。(如社会中公用语言对艺术原质的破坏与枯燥强暴)。反之在地域文化中，大多数民族由于经济的落后与自身传统文化的发达而造成两种极端。在大多数缺衣少食的西部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我们怪祖先没留下太多遗产可供我们挥霍，当我们面对那浩繁的经书与古香的文字我们便会明白一切。经书上说。人来世间，不主食物欲，物欲只为生存之本，不是享受之本。经书又说。一切依天理。人情依地道，地上长什么我们吃什么，吃错了毒草，那是天意，死生由己。所以在山林里的民族更多是生存在半神半人的世界。在物质生活与现实命运不能填满饥饿之嘴时，人们便乞求神、梦见神，让他们来疗救一切。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的欲求是有限的，自然的法则圈定了你的衣食与住行。而精神则不同。它可使现实中不能满足的人来到另一个世界寻求饱足，这中间有一条路途住满了神仙。当他们来到这里，经过这里，离开这里之后。神话、传说、梦幻跟着他们的衣囊撒满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我说诗歌也是一种神示的语言。起码这样解释合乎人精神的自然欲。在地域的每一个生者的灵魂之中，从来缺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经语，二是经语下金黄的土地。他们认为土地所带来的丰收与香气来自于神的呼吸。而经书常在土地上方漫不经心的翻阅、朗诵，直到把经书下面的土地由绿读出金黄的秋天来。这个过程中，经书很像女孩与男子，在土地上方交合重叠，他们殷红的血渗入土地，土地便滋生出自然的生殖欲望。他们睡去的时候，又是土地上方的森林枝叶拥抱一对爱侣，在云层之中把夜湿出湛蓝的水。月光在之中抚触着雪的纯洁。在地域中，男女交合多呈自然形态，如植物的气息该吐就吐，从没有躲藏与遮掩，通常是这样一幅画印入眼帘。蓝天白云下一个牧羊女解开衣裙，给她所爱的男人，男人将艰挺的山峰置入清澈的水泊便感觉世界是有波纹的弹性。女人的呻吟和着芳香的山风使溪水甜密的流淌，而后男人移动山峰放在囊中朝山下走去，女人起来拍拍衣裙像做完一件自然的事。于是，羊儿们又继续吃草，于是牧羊女站在山岗上闪烁着幽蓝湖水一般的迷人眼睛。
这就是地域写作的话语方式，她蕴涵的是地域性的社会人类学和历史文化的情感价值态度。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地域话语”正是诗人用来表达自己对于所谈情况的情感态度的地域眼光方式。因此，在文本中来观察地域话语的发生情况，来分析地域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并由此揭示这些作品在文本构成上的特征及他们与诗人的创作意向的关联，以便能更深入地理解地域诗歌的创作特征。当然，简要的分析，只是概览式的，不可能将所有的地域诗歌作品前部包罗，我们希望在这些代表性的文本和诗人那里，既看到了地域话语的各种形态，有看到这些话语对文本风格形成的影响，这样就能避免将地域诗歌形式发展情况，简单地贴上“主义”或“流派”的标签，从而能真正在每一个诗人或诗歌文本中来进行分析和发现其地域精神。
第三节 地域性语言的诗歌途径及其文化意义
每一个地域性的社区，他们无不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传承，通过自己的感情和知觉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精神生活状况的体系和范畴。说得准确一点，这个体系的作用就像一个地域情结的过滤器：除非你的经验或方式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你所应用的一切经验或方法，都不能成为地域意识。这种微妙的地域意识，则取决于在特定地域文化中，这些经验或方法的发掘应用程度。总体上来说，这种看法在很具体的环节上指出了意识与存在的相关联、转化的关系，主体意识活动（诗人的感情经验）形成的某种认识方式，必然受制于社会文化（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约，也正因为这一制约，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发展的语言形态变得多姿多彩。
地域诗歌，作为地域文化的特殊载体，其语言是否具有独特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地域性方言俚语的介入，在地域诗歌中无疑起着至关重要身份标识的作用。那么，我们怎么去人生地域民族性的语言体系呢？通过长期的对比研究，我们将其模式途径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一下三点：
（一）就语言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域性，但经过诗人特殊的加工规范后，依靠浓烈地域性语境、语势、语调和语感的衬托，使人一读就能感受到诗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当然，地域性民族语言的使用，诗人出了要创造出自我的语言风格和语感外，还应该与被讴歌的地域风俗、人情世故、地理沿革、历史文化演变等进行有机的交融，这样才能使诗歌的语言最大地烘托出浓烈的地域性风味来。如，我们读屈原《离骚》，一读便可以感受到其中浓浓的楚地之风；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一读便是绍兴师爷范儿；沈从文、蹇先艾的小说，一到手就闻见浓浓的湘西味和黔北味。仔细考察地域性写作者，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运用的地域性语言，无不依靠浓烈地方性语境、语势、语调和语感的。
（二）地域诗歌写作者，应注意对方言进行适当吸收，使诗歌的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如我们读发星的诗歌，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品出其大凉山的彝文化的“黑”味来；读阿索拉毅的诗歌，彝族玄幻的哲思便飘逸出来；读梦亦非的《苍凉归途》，直接感受到了都柳江弥漫的水族巫风等等，都与诗人恰如其分地摄入了地域民族性的方言有关。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是方言俚语不易为其他地域读者所理解。因此，为了便于传播，诗人在选择地域性的方言俚语时，除了非君莫属的地域文化符号词句外，应尽量思考如何使用把地域文化传播出去的方便语言。
（三）既要解决方言俚语的这一难懂之题，又要写出独特奇异的地域方言味道，我们该怎么办呢？地域写作发起人发星，在我访问大凉山期间，给出了我们答案。“对地域性方言俚语进行必要的改造，然后入诗。”在发星的《九十九个词》与《给巫木叶的情书》等系列诗歌中，我们看到，他对地域性方言俚语的改造尝试，无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发星曾经对我说，关于地域民族性的方言俚语，我们应该注重的是该地域的特殊语法，情感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对地域民族性的方言俚语进行改造，不但会创造出似方言非方言的语言氛围，而且还会产生出一种可口的地方性韵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去读“十五国风”、“离骚”以及那些以地域划分的中国古诗时，我们都能够读懂、理解的原因。
随着地域写作态势的发展，以及写作群体扩大，参与进来的地域民族文化因子增多，民族语言、文化的不断融合，使得创作观念在急速地变更，使得地域诗歌的语言审美态势必然出现向多元化推进，促使地域诗歌在语言的外在表达形式上，演绎出自己的全新语言：网络型立体化（它包含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神话、传说等）的语言。从而向读者洞开地域民族性的特殊诗感，展示地域民族性的炫丽诗章。
第三章 地域诗歌的方法和层次
第一节 地域诗学的终极根据
放眼我们对诗学的研究历史，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在经历了社会学、政治学、文本学等阶段之后，在更为广阔、更为综合的文化。背景上，已经有研究者（如张嘉谚、张清华、姚先勇等诸位先生）开始探寻诗歌蓝图的密码，期望能够更加全面地透视诗歌发展的新趋势。这里，笔者将发星所倡导的“地域诗歌”作为研究地域诗学的实体，并非随意而为。因为，在发星所倡导的“地域诗歌”之中，的确蕴含文化的诗学系统基因——彝族文化、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
从地域诗歌的文本表层来看，它就有着显著的“地域性”（以行政划分的地方政治版图）、“民族性”（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承）、“多样性”（以经济政治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对话、突围、重建等多种形态并存），等等。在发星提出地域诗歌写作前，作为人类文化传承方式之一的诗歌，早就有机地体现了这些特征。只是并没有被人发掘出来，单独作为一种诗学根据来进行研究罢了。
地域诗学的创建、提出、实践和完善理论导向，完全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和不同的方法，得出五彩缤纷的论述和见解。我们将要在此谈论的仅仅是地域诗学的终极根据。
地域性诗歌，既是相对于政治经济中心地区的边缘诗歌，也是本土性的诗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一方地域的山水，也培育了一方的民族诗性人格。从地理、历史的沿革上来看，地域诗歌的发起、流行地（四川大凉山、贵州黔南、甘肃、云南等），无疑都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这些地方都有着自己的诗学参照坐标（横轴：神话、传说、故事、史诗等；纵轴：美学、哲学、民俗、宗教等）。因此，有了这样历史眼光后，地域诗歌从古代发展到现当代的历史线索，便被我们顺当地找到了。
把地域诗歌当做独立的研讨对象，角度的转化就成了极为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对待地域性写作，如果我们仅仅以观察诗歌的特有解读方法和诗歌批评理论（这里专指西方舶来的诗歌批评方法和理论）表述。那么，我们的研究必然会陷入铺天盖地的诗歌浪潮之中。但是，若是我们走出中国现代诗研究的圈子，站在边缘、立于局外，用别的眼光来探寻它，必将获得比诗歌批评（专指时下流行的诗歌批评方式）更为广阔、更为多样性的发现。在笔者看来，一个诗歌文本，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审视对象，而是如同大自然的一座山、一棵树、一片草；如同大地上的一条河流、一朵浪花、一阵风、一片云；如同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一个结果一样。只要诗歌一面世，进入人们的“阅读场”，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它纵然有自己的震撼力，却让人们发现它与创作者的社会背景、宗教信仰、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从自我的阅读过程中获得各种独到的感受和发现。如张嘉谚先生不就是从“垃圾写作”和“病毒写作”中发现了“诗性正治”吗？随着对诗歌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在诗歌言简意赅中，其蕴藏的人类不可企及的童年梦幻（诗意地栖居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还要比时下的政治、经济、军事专业讨论，还要精辟得多、丰富得多。
其实，自现代诗在中国诞生，并流布于世开始，她就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根”。自中国现代诗降临的那天起，“根”的问题，一直是人们思维爆炸的原动力。经历了百余年的探索，涌现出了不胜枚举的观点讨论（如“自由”“独立”说；“先锋”“先验”说；“语言张力”说；“体制”、 “解构”说；“文化”、“正治”说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众多的理论中，然而最使笔者感兴趣的就是“文化”（蓝马的“前文化”）、“正治”（张嘉谚的“诗性正治”）说，尽管这两种主张在诗学界有所暗哑，但是笔者却发现这两个观点中，闪烁着诗学“根”脉耀眼的信息。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和记录形式，本身就体现着文化的变易和演绎，其所传达出来的字面表层意义，无论是多么的五彩缤纷，剥下她的五彩外衣后，我们发现，其本质完全是其依存的特定地域之深层文化（即诗歌创作者的自身文化坐标）价值。这价值的核心成分，就是人类群体在这一地域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人生终极根据。在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不是借助自我的生存终极根据，才能获得自我认同、自我聚合的呢？有哪一个民族不是在自我的生存终极根据引导下，创造出时空中璀璨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地域民族文化的深层价值，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只能算着是无“根”的浮萍，成了徒有其表的幻影罢了。
互联网出现、普及，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的转机标志，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发展转机的标志。君不见，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单一模式在互联网上，因群集汹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歌流派和诗歌写作范式的出现，暗哑了。时代的多元化要求出现，很快就有人（发星、梦亦非等）注视到了诗歌的“根”：原来正是在多样性的地域文化之中。
第二节 地域诗歌的当下困境
说到地域诗歌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有二。一是写作者的困境；二是批评者（或理论构建者）的困境。
（一）写作者的困境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自胡适之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始，一直围绕着政治的主题，无论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他们都在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命运的驱使下，把政治主题的形式渗透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的政治潜在结构。曹丕的“文以载道”传统与民族救亡的现实背景相结合后，更使得文学与政治牢牢地融为一体——文学即是政治。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叶后，中国历次运动何以从文人、诗人、知识分子那里开刀，接着跟随政治运动的随后演绎了。历史地看，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但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它却给我们带来了难以逾越的困境。
首先，因文学作为一种政治，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都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思想给扭曲、转换，以极为肤浅地满足了执政者的暂时需要，而抑制了人性的启蒙。它给人造就了一种错觉，似乎文学除了诗写政治之外，便别无它途。这就导致了写作者容易简单地观念形态的政治，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终极思考问题。体制内的很多极具才华的写作者，就是在这当中慢慢地“江郎才尽”。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即是政治”所造成的遗憾。
其次，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国人思维意识的开放，文学即是政治的命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度反感，并对之发起了反攻。如“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废话写作”等。可是，在这些反叛的群体当中，除极少数人外，大部分的写作者却掉进了自淫、自慰、琐碎、无聊、肉体横存的漩涡中。这一反叛出现的罪过，难道能不说是“文学，即是政治”所造成的遗憾吗？
那么，地域诗歌写作者能摆脱这两大困境吗？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地域诗歌，其承载的是边缘性地域文化。因其有着自我的文化基因，所以注定不会陷入反叛后无所适从的困境。然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文学即是政治的中心话语传统，势必在地域文化中会有所渗透，所以，地域诗歌诗写者必须对此有所警惕。不然的话，地域诗歌的诗写必然失去我们的诗学根据——地域文化。如果没有了地域文化这一深层的因子，我们所诗写出来的诗歌，就是伪地域诗歌。
（二）批评者（或理论构建者）的困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由于过分地与政治缠绵在一起，故在历史救亡的面前，其在彻底“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过程中，亦丢弃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失掉了民族传统文学自身的关照功能。故自“五四”中国新文学伊始，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忽略了文学大潮中的民族性波涛成分的。无论是“研究西方文化近代以来对文学的中国文学影响”，还是讨论“今天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之类的命题时，其通常是以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汉文学为研究和探讨对象。这无疑是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极大的贻误。文学研究政治经济中心主义确立和践行，其结果造成了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长期忽视地域边缘性、地域民族性的文本。因此，在总结中国的文艺理论时，除了“言必称希腊”之外，完全拿不出具有本民族精神血脉的东西来。比如，在进行所谓的诗歌批评时，由于这种失误，推出了“现代”“后现代”“先锋”“解构”等等一系列的舶来品。这些理论用于解释或阐述具有中国地域民族性的诗歌，明显地让人感到牵强附会。
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今日我族地域诗歌，乃发端于我地域民族文化之根脉，故引他国之说，强加于斯人，必然为谬。地域诗歌自创建之日至今，虽已有张嘉谚、姚先勇、发星、梦亦非、阿索拉毅、西域、沙辉、麦吉作体等众人都有理论涉及，然就笔者看来，关于地域诗歌的理论仍是零碎之作，并无系统之研究，故我地域诗歌批评者（或理论创建者）时下之要务，应为及时跳出追逐西风的困境，通过“现代”与“传统”交媾，积极创建完全属于我族的地域诗歌理论，寻找到地域诗歌真正回归生活诗意的宿命。
第四章 地域诗学与史诗
自发星站在大凉山的马尾松林里，梦亦非站在黔南的都柳江边上，喊出“地域诗歌”时，地域诗学便注定成了这时代的边缘的诗歌绝响。听见这绝响时，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开始自我的内心深处燃烧。地域诗歌，作为地域文化深层因子的载体，我们完全有必要考究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寻找出地域诗歌更加蓬勃的生机，催促地域诗学从质上产生嬗变，呼唤出现代地域民族史诗的诞生。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此更深一步地来聊聊地域诗学和民族文化。
第一节 地域诗学与民族文化
在我2011年造访大凉山期间，在与我的言谈过程之中，便要求我能够从把地域写作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联系起来。对于这个要求，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我们不能把以大凉山、黔南的地域写作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域写作联系起来，并以此关照自身的优劣，那么我们的地域写作便只能是敝帚自珍，闭门造车。
在西方，文艺复兴为之前，主要是以《圣经》等为标志，主要是以超国家超民族的神话故事为主；文艺复兴之开始后，随着对民族宗教、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重视，民族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日益突出。如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其写作方式，无不都是以本民族文化为背景进行的。而英国的大学才子派戏剧、德国的“狂飙运动”，十九世纪的“湖畔派”诗人们，有谁不是强调文学的民族地域特点为己任?虽然不会有人敢放肆地去嘲弄笛福的伦敦腔，也不会有人去取笑哈代的地域性是土鳖，但是，那时候的地域性写作，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创作者的关注。因此，在那个时候，地域性写作，也只不过是政治经济中心文学的附庸。它的地位的改变，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拉丁美洲、非洲等以地域性文学迅速崛起，在世界文学版图中抢占了一席之地，并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后，地域写作才一改它以前的附庸地位，毅然地立于各类写作的文学之林。
在中华民在的文学历史上，地域性写作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在先秦时期开始，我们就有了楚辞、十五国风、乐府采风、边塞诗派、田园诗派等众多就有地域性特色的流派涌现，但遗憾的是，由于过分的强调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和一般审美的趣味划分，地域性文化趣味的写作，不幸失之于诸野了。地域写作的这种遭遇，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原因何在？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中国一直是以皇权为中心观念制约着文学的多样性。在这种有“国”才有“家”，“国”即是“家”的霸权伦理下，地域性观念和民族意识就有了以下犯上的危险。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所代表的地域性写作，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一个遥远的梦幻。
幸得二十一世纪的来临，互联网提供给了我们能向度更大的写作自由、思想自由。于是，传统的社会信念和价值标准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唯一，通过互联网，我们了解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开始明白过往的一切标准，都需要我们重新对其进行评估、取舍。地域性写作认为，研究人类文明史，不应该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应该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文地理为单元。
此外，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对现代政治经济的物质文明产生厌恶的我们，将要去何方寻找到人类的出路？毫无疑问的答案，我们只能回到历史和现存的就有文明中去，在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和契合，然后开辟出新的出路。所有这些，都在无意中构成了现代地域诗学的发生和发展基础。
诗歌对地域文化的刻意追求，是民族意识中一种潜在的历史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觉醒。诗歌作为人类文学最具有表现力的手段，要求重新认识自身，去挖掘有史以来我们身边这片土地的文明与世界的联系，而要求把握人生的无限和诗意的永恒，则应为人类永恒的先锋意识。
第二节 呼唤现代地域民族史诗
民族的启蒙救亡，政治的动荡不安，促醒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而这思想更是以文学革命为先锋。近现代的中国地域性写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拉开了序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蹇先艾、沈从文、许钦文、裴文中、王鲁彦等人的地域性写作，开始登上中国文学史的舞台。故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将他们这种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歌唱的写作，称之为“乡土文学”。作家倾心于地域文化的外形展示和风土人情的刻画，自此一开风气，便在后来引出了所谓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地域性的写作。然而，通观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地域性写作，他们多为依附在主流文学之上，不是表现淡淡的时代氛围和浓浓的乡愁，便是对旧社会黑暗和压迫的激愤、对所谓新生活的歌功颂德。也许是因为“乡土”二字的概定，也许是想在中心主流话语的依附上分一杯羹，那料到结果却是如此的悲惨，不仅让自己在艺术手法上变得因袭守旧，而且在创作思想上也遭到了当代皇权的极大禁锢。从而失去了领导民族文学潮流和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对上个世纪的地域性写作进行关照和自审，其目的是为了催促新机的蓬勃生长。时至今日，幸蒙互联网普及之便，国家转型之机，中国的地域性写作，似乎又回到百年前蹇先艾、沈从文等人所面临的历史契机面前，所不同的是当年蹇、沈等人的写作是以小说为方式，今日发星、梦亦非等人则是以最近表现力的现代诗为方式。新的地域性写作，虽以诗歌为主打方式，但其仍是依赖于地域民族文化的这棵根脉。因此，它只要是地域性写作，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上的承袭和革新。也唯有对传统的承袭和革新，踩着谬误的尸体前行，我们才能找到最终栖居的诗意家园。
遍观今日之中国现代诗写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称得上史诗的作品，是还没有出现的。时至今日，地域诗歌的风起云涌，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史诗出现的极大可能。
首先，在自然地域背景与社会文化环方面，地域诗歌的题材和作品，基本上都有着民族宗教、民俗文化、生存哲学等深厚的地域民族文化为坚实基础。无论是取材于以大凉山为中心的彝族文化，还是取材于贵州的苗、水、土家、布依、仡佬等民族文化，其无疑都是以民族文化生存背景为诗感（诗感概念，系张家谚先生提出）空间。这不但有别于清一时期的依附儒、道的大一统性地域诗歌，而且别于民国以来以展现难以置信的神话般的自然景观、习俗和人情的“乡土写作”。
跳出对大一统的儒、道依附，超越陌生化、新鲜感的单薄性“乡土写作”。地域写作有了宗教、哲学、民风、民俗等坚实支柱的支撑，地域民族文化立体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下，我们看见，当初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和单薄性的地域性写作，开始变得独立、丰满。艺术家的视野如果一旦从偏远山村的单一跳出来，站在了民族文化的高峰之巅，以本地域民族的文化，进一步对整个世界进行全面的立体观照。其诗感格局，无疑是整个全人类发展史的重大突破。
其次，地域诗歌经过这十余年发展，其内容基本在遵从着时代的变迁、民风民俗的描绘之外，又加入了对时代或歌颂、或批判、或反思的独立思考。从而使得今天的地域写作变得更加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厚实感，对形成传统地域文化的历史原因和地域社会心理进行更深的挖掘，从人类共时态角度进行关注，体悟人类社会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探求。正如“诗者，天地之心”之说，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一种生命的存在，使得地域诗歌的创作具备了地域文化的深厚感和凝重感。在内容的关照上的从浮在地域猎奇的表层上沉下来，开创出新的地域史诗格局。
第三，进一步从艺术和手法上考察，地域诗歌似乎从来就是与地域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在精微的现实生活写照的同时，它又照进了田园牧歌式的诗意，镶上了安贫乐道的光圈。如发星提倡的“快乐诗学”、“深林诗学”。如果说这是地域诗歌本来就有的品格和边缘文化特征的话，那么，我要说：地域理想的诗意世界和地域诗学模式，是发星与地域同仁们在地域文化的母题上进行提纯、炼制的诗学之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始出山门，与其他九个群体（非非、新死亡、现代禅诗、北回归线、垃圾写作、活塞、）在厦门漳州旧镇会师时，批评家沈奇感叹地说：“地域诗歌就像山里的蘑菇。”
中国自古就是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今天，它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五十余个知名的不同民族，不但形成了东南西北中的不同地理环境，还造就“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人文景观。因此，在地域性写作上，我们不但有像“十五国风”以来历史传统，更有今天从四川和贵州发端的地域现代诗，因其参与和响应者都注重脚下的这片土地，并把他们的生命和精力（如发星、阿索拉毅对彝族文化的抢救、发掘和研究）敬献给它。正是从这种现状出发，使地域诗歌无论是在诗性本体的创建上，还是在诗学意义上，其整体格局都已经跳出了“中心文学”的附庸或支流地位，摆脱了“乡土文学”永远摆脱不掉的狭小格局，褪尽了追随其他文学形式和审美把握的小家子气。以致于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猜测：未来具有史诗性的作品，必将与某个强烈的地域诗写意识联系在一起。
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地域写作以全新的民族宗教、哲学意识、诗意理想和全新的诗学时空观、语言风格与表现手法，开创出了全新的世界诗学创造领域。尤其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奖，被拉美、非洲的地域写作连续夺下了之后，再没有人敢妄议地域写作是附庸写作。非但如此，具有现代意义的地域写作，其在广阔的地域地域民族题材、内容和形式方面，开拓出了其他形式写作无法涉足的广阔天地，就今天的世界地域写作发展的趋势来说，它简直就是昭示着世界新文学的到来，中国地域诗歌涅槃后必将重生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