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21春拍古籍部征得严可均、康生、谷牧旧藏朱拓先秦石鼓文，市场所见石鼓文皆为墨拓，朱拓者至今仅见此一纸孤品，尤为珍罕。石鼓文为现存石刻中年代最早者，历代文人学者均视为无上至宝。此本又经名家递藏，流传有序，允称善拓。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62.5×46.5 cm×9；76×46.5 cm此次征集所得石鼓文朱拓本，系用上等朱砂墨拓就，拓本先后为严可均、康生、谷牧收藏，传拓年代当是石鼓于清中期在国子监存放时所拓。朱拓共十张，分别于每页上端标注“吾车（甲）”、“汧殹（乙）”、“田车（丙）”、“銮车（丁）”、“霝雨（戊）”、“作原（己）”、“而师（庚）”、“马荐（辛）”、“吾水（壬）”、“吴人（癸）”。严可均曾入国子监为职，精考据学，通古文，对古篆文献多有留心，此本有可能就是严可均监拓本。此拓之后归康生旧藏，又归谷牧所有。市场所见石鼓文皆为墨拓，朱拓者至今仅见此一纸孤品，尤为珍罕。此卷原为立轴，因状态不佳，后倩良工改为手卷，便于赏玩。石鼓最初在唐代被发现于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之前曾荒弃于陈仓之野，故称“陈仓十碣”。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十鼓”。到了宋代初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担任凤翔地方官时，才将九件石鼓转移到凤翔府学，并圈起木栅栏，以保护石鼓。宋真宗时的宰相向敏中的儿子向传师在民间找到了遗失的“作原”鼓，至此，十件石鼓才得以俱全。但找回的“作原”石鼓已被削去上半段，中间掏空，做成了石臼。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从皇帝到大臣都笃好金石之学，上古刻石、篆书之祖的石鼓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石鼓从陕西被运到首都开封。蔡京最初把石鼓放在辟雍，后来被宋徽宗移到了宫珍藏。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年后的靖康之难将北宋王朝的锦绣繁华化为乌有。金人攻入开封后，将石鼓从开封劫掠到了燕京。金末战乱时期，石鼓再次散落民间。元朝统一之后，大都的教授虞集在荒草泥地里发现了石鼓。兵部专门派大车把石鼓拉到国子监，安置在大成门内，左右各五个，还用砖砌筑了底座。此后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明、清两代的国子监都沿袭元代太学，石鼓一直被放置在国子监，再没有移动过。民国建立后，国子监成为故宫博物院分院，石鼓仍然放在国子监内，只是添加了玻璃罩，以便更好地保护。抗战期间，为了保护重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的策划下，实施了规模浩大的文物南迁。抗战胜利后，1947年石鼓才重回北平。直到十年后的1958年，石鼓才被开箱取出，重见天日。此后，石鼓就一直陈列在故宫中，最近一次迁移，就是从皇极殿东庑迁到宁寿宫的新石鼓馆。石鼓的身世如此传奇，历代文人学者对石鼓的研究也不曾间断。而欲研究石鼓之本来面貌，必先求善拓以正本清源。此次征集所得石鼓文即为清中期所拓，迭经清中期金石学家严可均、近代康生、谷牧鉴藏。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人。清嘉庆五年（1800）举人。藏书家、文献学家。精考据学，曾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作《说文长编》，有天文、算术、地理、草木、鸟兽之类。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说》十五篇；与丁溶同治唐《石经》，著《校文》十卷，对汉、魏、唐、宋石经研究极深。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笔名鲁赤水。山东诸城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长书法，擅绘画，通篆刻，精鉴赏。谷牧（1914-2009），山东荣成人。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