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夏含夷:《一篇可能失传的经典:〈摄命〉》(下)
四、《摄命》对西周史研究的可能影响
改,令女辟百寮。厥冋事包,乃多乱,不用先王乍井,亦多虐庶民厥讯庶右粦。不井不中,乃侯止耤人。今既司匐厥辠召故。”王曰:“牧,女毋敢弗帅先王乍明井,用于乃讯庶右粦。毋敢不明不中不井, 乃贯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不井。今余隹申重乃命,易女秬鬯一卣、金车、贲较、画
、朱虢、鞃靳、虎
、熏里、旗、余马四匹。敬夙夕勿废朕令。”牧拜稽首,敢对扬王不显休,用乍朕皇文考益白宝尊簋。牧其万年寿考,子子孙孙永宝用。
(读作“与”)、㣈(肆,“然后”)、肈(肇,“开始”)、吝(“傲慢”)、不啻(“不仅”)、谷(欲,“因此”)的用法,以及
(“丰富的”)的叠词用法。整理者也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一些相似短语。以下只是几个例子:
御事庶百又告有吝 (简4)
明 (简10)
明亚祖 (史墙盘)
(绎绎)弗功我一人在位 (简11)
看作彖的讹误,又证明后者是“惰”的语音假借。这应该是对的。除了在《周易》中专门用作“彖辞”(常训为“断”)外,在任何汉代以前的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字。一个不熟悉西周时期该字专门用法的战国抄手,可能会把它抄写成一个战国书写系统中相似的字形,这是可以理解的。[62]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抄写错误将说明手稿文本背后的原始文本的古老性。诸如此类的相似和讹误,支持了清华整理者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即《摄命》确实是一部失传的经典作品,最初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不会比那个时候晚多少。
纯佑,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畯臣天子灵终,子子孙孙宝用。
(即
)写为臩或
写为冏,由此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之间,此文本也在传抄流传。然而,根据古文《尚书·冏命》的材料看,在公元前二世纪仍然可用的文本,要么在当时已经非常零碎,要么在此后某个时候失传了。虽然《尚书·冏命》与《摄命》文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有迹象表明,《冏命》是在零碎信息的基础上重新编撰的,而且显然是晚出的常用语所改写。这将为我们追溯古文《尚书》的产生提供很好的证据。
注 释
[53]对此更详细的解释,参看Edward L. Shaughnessy, “Western Zhou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to 221 B.C., ed.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西周史》,鲁唯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9, 323-328.
[54]关于这种势力渗透的证据,参看
簋(《集成》4322)和
方鼎《集成》2824)铭文。
[55]David S. Nivison(倪德卫), “Western Chou History Reconstructed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ed. George Kuwayama(《铜器铭文重构的西周历史》,乔治·桑山主编:《中国青铜时代:一个专题论文集》),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3, 49. 倪氏对孝王统治的讨论见第50页。
[56]对于犬丘、废丘的所指,参见《史记》,第140-141页。
[57]对这时期年代的详细讨论,参见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pp.255-256。
[58]吕大临:《考古图》卷三,清乾隆十七年亦政堂本,第24页a-25页b。这个铭文也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4343。
[59]这一日期记载是确定铜器和铭文年代的关键之一。它与师晨鼎(三年三月初吉甲午〔11日〕,《集成》2817)和谏簋(五年三月初吉辛亥〔27日〕,《集成》4285)上要素俱全的纪日所体现的王室历法一致。这两篇铭文都有司马共和史年两位人物参与册命仪式,他们二人都可以确定属于这一时期。然而,这些日期与铭文体现的、确切无疑属于恭、懿、夷王时期的历法不符。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用排除法可以确定他们属于孝王统治时期。
[60]它们是师虎簋(《集成》4316)和师
簋盖(《集成》4283、4284)。
[61]《考古图》中著录的冉盨(《考古图》卷三34,《集成》4469)与牧簋的联系尤为密切:“又進退,于邦人、足人、师氏,人又辠又故,迺朋即女,迺繇宕卑复虐逐厥君厥师,迺乍余一人咎。王曰:'冉,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乃友內辟,勿事暴虐從狱,爰夺行道。厥非正命迺敢疾讯人,則隹辅天降丧,不□唯死。易女秬鬯一卣、乃父市、赤舃、驹车、贲较、朱虢、鞃靳、虎
、熏里、画
、画
、金甬、马四匹、鎥勒。敬夙夕勿废朕命。’冉拜稽首,敢对天子不显鲁休,用乍宝盨,叔邦父、叔姞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考古图》指出,像牧簋一样,它也是在“京兆”(今西安)附近被发现,文字与书法都与牧簋极其相似(当然书法的相似可能由于《考古图》的摹写)。《考古图》只保留了冉盨铭文的后半部分,所以记载册命仪式的最初部分已不复存在。不幸的是,由于这一点,没有留下日期记载和伴随私名记录作为断代证据。过去,这一铭文一直与毛公鼎铭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推定为宣王器。我想应该定为孝王器。然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只是提出这一考虑。
[62]战国文字中的这个字,何琳仪认为应该读为遂。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5页。
[63]David Schaberg(史嘉柏),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s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ed.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文献的话语:战国文本中的〈尚书〉引文》,柯马丁、麦笛主编:《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尚书〉构成与思想研究》), Leiden: Brill, 2017, pp. 321-322.
[64]史嘉柏在文章开头首先强调了“与西周有关的文本”和战国文本之间的明显区别:“显然,作为语言发展的记录,典型的早期中国文本显示了一种极不连续的演进。与西周有关的文本,如《尚书》和《诗经》中的古老章节,与战国时期的《左传》等文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转换。这一时期,语法和词汇都发生了变化。有些词不再常用或有了新的含义,一些句法模式出现了,而另一些则消失了。甚至在修辞和逻辑的层面上,早期常见的杂乱无章、喋喋不休的讲话风格,似乎已经让位于战国时期大规模演说和散文的体系化论述。”见David Schaberg,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s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p.320。
[65]David Schaberg, “Speaking of Documents: Shu Citations in Warring States Texts,” in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p.321.
[66]现在无法知道这个青铜器是何时被埋了起来,虽然我怀疑它是在被铸成的两百多年后才被埋藏,但由于大盂鼎是在前现代考古报告时代就被发现了,因此没有相关出土的背景资料。当然,它有可能是从墓葬出土的。如果是这样的,这也代表它是在被铸造不久后就被埋藏了。然而也有可能这个青铜器是原先保存于作器者及其后代宗庙里,而在西周末时,也就是周原地区被入侵的时候,才被埋藏在一个地窖里进行保管。然后在19世纪20年代初于今日陕西岐山县某个地方出土。经过至少两次买卖,它最终归于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潘祖荫(1830—1890)。这个青铜器在苏州的潘家重新安家,并传了两代人,直到这座城市即将被日军占领,这家人将大盂鼎及其他珍宝埋藏在家族大院的后院,得以在日本人多次搜寻下保存了下来。最后在1951年7月,潘家把它们捐赠给了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派工作人员第二次挖掘了它们。大盂鼎于是成了新组建的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在那保存了8年,然后被捐赠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仍保存在那里。
[67]我在这里指的是《摄命》和西周青铜器铭文文本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我并不是想要像高本汉曾经说过的那种天真的说法:“记住……重要的是……中国早期的'书’就是青铜礼器……。长篇而重要的文献通过刻在青铜礼器上而得以保存。真正《书经》篇章和《诗经》的诗歌,很可能在它们被抄写成通行的木制文件的很久之前就已经铸成了青铜器。”参见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文物博物馆公报》)8 (1936): 13-14。
[68]关于此观点在西方学界的第一个讨论,见Herrlee G. Creel(顾立雅),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as Historical Documents(《作为历史文献的西周青铜铭文》),”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社会杂志》)56 (1936): 339。
[69]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原载《出土文献》2021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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