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BCI的事实/价值判断,及当下困境的解套脑洞 | 施展札记36
昨天发了一篇札记，讨论“BCI问题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原文链接），也是对网上一篇批评文章的回应。我在上一篇里主张，在看待BCI事件的时候，应当：第一，要把价值判断暂时搁置，先弄清事实判断；第二，在事实判断上，除了要有个案层面的判断，也要有范式层面的判断；第三，在范式层面的判断中，我们对自己的范式是相对熟悉的，但必须也要对于对方是什么样的范式有所判断，然后才能在应对中获得主动。
今天看到了针对那篇的反回应，作者提出，不存在脱离开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作者提出的这个命题本身也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不是扣帽子，这样的讨论就是可以进行下去的。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以及，在本文末尾还有我跟朋友讨论的一些关于当下困境的解套脑洞。
1、价值在根本上是主观的，基于每个人的某种道德信念而被持守。人是无法脱离开道德信念生活的，因为那给出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意义所在，人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监狱里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把犯人暴打一顿，而是关单人禁闭，让犯人无法以任何方式与人沟通，全面剥夺他的意义感；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只有内心罕见强大的人才撑得过去，很多人都会陷入精神错乱的境地。所以，人在本质意义上是不可能脱离开价值判断的。
图 | 监狱禁闭剥夺人的意义感
2、但是，价值判断本身是分位阶的，在高位阶是可以对低位阶进行客观分析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拒绝纳粹所给出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价值持守，如果纳粹打上门，我们当然会基于自己的价值信念而与其死战到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位阶上，来客观分析纳粹的价值观，分析出它基本的叙事逻辑，搞明白它如何能够动员民众，然后有的放矢地找到应对策略，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做这种分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仍然是要维护自己的信念的，否则就犯不着费力去分析对手了；但我们显然又是升到了更高的一阶，到了这一阶，纳粹的价值判断就不是我们的憎恨对象，而是我们的分析对象，我们在低阶层面上对纳粹逻辑的任何分析，都是脱离了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如果连这种分析的方法都拒绝，认为这是屁股坐歪了，不肯四两拨千斤，宁肯去千斤拨千斤，显然是不明智的。
3、人的行动在本质上都是情感驱使的，而不是理性驱使的。价值判断就是要给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目标想要吸引人，需要做的根本不是说服人的理性，而是打动人的情感；因为只有情感才能让人奋不顾身，理性则会让人认真地计算——计算多了，很可能就不愿意奋不顾身了。所以，一旦没有了价值判断，人就会丧失行动的动力；也因此，在根本上来说，即便是想要针对纯事实做研究，也会有隐含的价值判断在里面：“这个事情值得研究。”所谓“值得”，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4、但是，“值得研究”的“事情”，必须要作为一个能够被我们客观观察的对象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憎恨的对象存在，否则根本就没法研究。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要价值中立，要先搞清楚事实；这不是说要求研究者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说研究者在研究时必须先升维。所谓升维，就是类似于前面说的，暂且搁置自己的好恶，把纳粹作为对象来研究，要想能够“搁置”，前提是先升到高一阶维度，此时才能研究，否则就容易变成口号。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升维”也不需要什么学术素养，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力，只看你是否被“憎恨影响了判断力”；只要处在“憎恨”而无法自拔的状态，就意味着没能升维，冷静下来，任何人都能做到升维。
5、我在上一篇札记中强调的，要从思维范式的角度来思考BCI问题，就是把它的思维范式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此时必须先升维，放下对它的价值好恶，就是要脱开价值判断来进行事实判断，这当然是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否则怎么研究？那么，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在哪里？认为它的思维范式“值得研究”，这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想要找到更好的应对办法，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6、总结起来一句话，根本上来说，人们是没法脱离开价值判断的，否则就没有了行动的驱动力；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进入到更高的位阶，而在低位阶上进行脱离了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
图 | 蒙着眼睛的法律女神
7、再说回到BCI的事情上，我先说为什么我强调这背后有着商人秩序的逻辑，再说跟朋友讨论时，关于事情解法所开的一个脑洞。
8、很多人拒绝我所说的商人秩序，认为国家秩序早就对其无情碾压了，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地非黑即白的。我只问这些人几个问题，既然耐克、阿迪如此之不堪，必须要把它们赶出中国，你烧掉自己的耐克、阿迪也在所不惜，哪个爱豆敢代言耐克、阿迪，你也马上就会脱粉，那么，冬奥会还要不要开呢？冬奥会上有外国运动员穿着耐克、阿迪比赛，要不要转播呢？转播的话，是否涉嫌辱华呢？如果转播时把这些外国运动员的服装标签都打上码，那奥组委（或者别的什么机构）是否会被耐克、阿迪起诉违约呢？如果违约的话，这笔钱应该由谁来支付呢？也许你会说，非得穿耐克、阿迪的运动员，就禁止他们来参赛，这倒也是个办法。但问题是，高水平运动员多一半都是他们的签约代言人，出场时是必须穿着代言服装的，他们如果为了来参赛，不穿代言服装，就违约了，这笔钱谁来赔呢？如果要穿就不许来，那就不来吧，可那样一来，冬奥会上的外国选手就是运动品牌看不上的一大群低水平运动员，中国选手胜之不武，这个冬奥会会被人如何评价呢？如果你反正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那以后的各种国际赛事是不是转播时都要给外国运动员服装打码呢？打码可能会涉及到违约问题，如果是要中国来赔的话，这笔钱终归要通过财政支出，那么就为此向你征收一笔“打码税”，每个月你的收入就会又少了一笔，你愿不愿意呢？如果国际奥委会和耐克、阿迪达成了深入合作协议，这个中国可管不了，那么是否我们就要从此抵制奥运会呢？如果要抵制奥运会，那也就犯不着培养运动员了，是否各种运动队这就该解散呢？这些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靠热血就能回答和解决的。
9、再换一个角度来发问。中国企业这些年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走向海外。真正一线做实务的人都知道，企业只要国际化了，其在公司架构上大概率是多重架构嵌套，以便利于各种法务安排和财务安排的，其在资本结构上也大概率是混血的，也就是说，是有各种来源国的资本相混合的，只有这样，国际化企业才有机会低成本地进入到海外市场。中国的企业出海多半是这样，外国的企业入华多半也是这样，各种行业都是如此。跨国企业不是地摊，不是楼下小卖部，它们的老板和员工都会有各自的国家情怀，但是企业本身在今天早就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国籍来定义的了。为了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它们势必要有与国家划分无关的安排，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制定各种标准、规则等等，这些都是在国家秩序以外的所形成的共识空间，也就是商人秩序，要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就得遵守这些共识空间当中的玩法，并且自己也有机会参与到规则制定当中去。国家秩序当然对商人秩序可以有各种影响、压制，或者设定各种准入条件，这些属于负面清单，但国家无法越俎代庖，替跨国公司来形成正面清单，告诉它们该怎么做，因为国家根本做不到。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负面清单就好比狗绳，你拉绳子，狗会跟着走，但是你推绳子，狗走不走得看它自己的，主人没法越俎代庖替它走。
10、问题说到这个程度就会发现，世界并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非黑即白的，它是分布在很多不同维度、不同空间当中的。商业领域的很多问题，并不是说国家一发力，大家一怒吼，就能解决的；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领域，另一个玩法，这个领域有问题当然要解决，但无法通过用力推绳子的办法来解决，得找别的办法。这些别的玩法我们并不熟悉，但它就是商人秩序的呈现之一；随着中国日益深刻地嵌入在全球市场当中，我们必须得开始直面这样一个我们过去不熟悉的领域，必须得去学习、了解其中的玩法。除非是中国企业再也不要出海了，外国企业再也不让入华了，否则这个领域就绕不过去。
11、我有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官朋友，读了“谁是BCI？”（原文链接）之后评论道，“这是一场迟早都会到来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在另一条战线和另外一个领域内的争夺。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我们还需要掌握更多的本领才能成长的更快更强。”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的人，就会看到这些问题所在，国际政治并不仅仅是国家间关系，它远比国家间关系更加复杂多维。
12、再回到我一直在讨论的BCI的思维范式问题。在西方的思维范式里，政府天然是不可信的，任何政府（包括本国政府）都是如此，政府对于社会总是会带来某些伤害。因此在他们看来，官方的说法公信力很一般，甚至可能有负面效应，他们更愿意接受民间的说法。所以，光靠官方的解释，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很吃力的。我和一位朋友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我把这个思路贴在下面。
13、“经纪公司让明星撤合作、做抵制姿态，不算高明的做法，只是个对内的宣传姿态罢了。如是要对新疆事态真正有帮助的话，明星们应该用比较恳切的言辞讲自己与新疆的故事，借由明星效应传递新疆的真正情况，尤其是热巴、佟丽娅等新疆美女，她们的成长生活本身就有很好的说服力，也能让这种富有情感的故事传递给国外普通百姓。也特别建议热巴在撤阿迪达斯合作的时候，应该给阿迪总部写封情感恳切的信，解释自己解约的原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反驳BCI的指控，敦促阿迪自己来疆调查，自己做出决策，这样也能疏解目前品牌的困局。国内这些明星，可以雇一些英文好的公关团队，在外网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要整齐划一的动作，各写各的故事即可，这也许才是真正帮助新疆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