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和卖

如果足够乐观，你可以相信，你用心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在世间永存。

托尔斯泰说：“用笔写下来的东西，就是利斧也砍不掉。”陈寅恪也很自信：“我的碑文（《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已流行出去，不会湮没。”柏拉图曾经想烧毁德谟克利特的著作，但有人阻止他说，这样做毫无裨益，因为这些书已经广为流传了。

但是，再乐观，我们也不能忘记，留存的保证是流传。如果不能流传，只是“孤本”，它的命运就堪忧：就算能躲过水灾、火灾、虫灾，也能躲过修地铁、房地产开发，就那么神秘地躲在世界某个角落，又有什么意义呢？巴尔扎克说：“一本书卖不出去往往就因为它是杰作。”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没有一个读者的“杰作”。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像写《项荻传》的斯特恩那样任性：“又要写书，又要找到能理解这些书的人，实非我力所能及。”

然而，这样的任性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起。纪德在1907年日记中提到柏林将上演他的《刚陀王》时写：“我想到济慈，我告诉自己，如果他像我一样，拥有两三个崇拜者，他就不会早死。徒劳而已，有时我觉得这一片沉寂令我凋萎。”过度的孤寂凋萎了无数的杰出作家。

于是，作家需要向传播者示好。几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获《新京报》年度历史传记类好书。王鼎钧先生写了一篇很感人的答谢词：文学作品需要广为人知。创作也是一种表演，表演事业都需要鼓励，报纸对作家从不吝惜掌声。岂止作家，社会上一切善行、壮举、美谈，没有报纸，都是衣锦夜行，没有报纸的大字标题（现在加上电视的特写镜头），就没有英雄、明星。感谢北京三联在“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出版了我的这一套书。一本书，你写出最后一个字，放在抽屉里，在法律上你有了著作权，事实上创作的路并没有走完全程，有待出版和发行。藏之名山乃是作家的悲剧，作家可以终身禁锢，只要他的作品能到有井水处，虽死犹生。一家好的出版机构之于作家，好比将军的战场，运动员的跑道，演员的舞台，我幸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