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三星堆？殷墟怎么想

这些天，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刷了屏，但有多少人知道，今年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100周年纪念。自1921年北洋政府主持挖掘仰韶文化开始，中国田野考古已经走过了100年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这其中，自1928年开始的对商朝故都殷墟的系统性发掘和整理工作，无疑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皇冠上的明珠，是中国考古事业的绝对旗帜和标杆，在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大师前赴后继的努力之下，殷墟为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无愧于考古学“黄埔军校”之称。怀着这样的崇敬心情，我和朋友日前专程重访了河南安阳殷墟，在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何老师的热情帮助下，对殷墟考古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和探墓神器“洛阳铲”

一说起殷墟，人们马上联想到甲骨文和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镇国之宝，其实殷墟宏大的规模自身就是一个奇迹，充分展现了中华古文明无与伦比的繁荣兴盛。公元前1319年盘庚迁殷，都城城址大致选在今天殷墟北侧的洹北商城，根据考古发现，洹北商城占地4.7平方公里，相比著名的平遥古城占地2.25平方公里人口4.5万人，洹北商城可容纳近10万人。这个人口规模只包含了住在城墙之内的居民，没有包括京畿和郊野，实际人口规模可能远超此数。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建立在发达的种养殖业基础之上的。根据史料记载，注重祭祀的商王朝曾经有过一次奉祀1000头牛的记录，且用于祭祀的牛必须是无瑕疵、同毛色的。为此我曾经专门咨询过养殖业的行家，据专家介绍，即使不考虑同毛色等严苛的限制，由于牛生长期长、繁殖率低的特点，单次出栏1000头牛的养殖场放在现在也是绝对的超大型养殖场。虽然最优养殖规模的标准在当代社会可能会有不同，我仍然认为史料记载的商代祭祀规模被严重夸大了，当我把这个怀疑告诉何老师时，何老师笑着说：他亲自主持的一个牛骨埋葬点的清理工作持续了七年，最后发现的牛骨头化石用50辆大卡车拉走，总重36吨！商代都城令人震撼的规模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青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2015年，在殷墟发现了一个属于商代晚期的铅锭窖藏坑，坑内发现铅锭293块，重量3.3吨，若按青铜器铜铅比16：1计算，需铜50吨与之相配，加锡后可以浇铸60件司母戊大方鼎，或相当于32座妇好墓青铜器的总重量。给大家一个概念，妇好墓总共出土了468件青铜器，这次发现的铅锭窖藏足以铸造15000件青铜器。几乎可以肯定，这座铅锭窖只是随机发现的众多窖藏之一，作为商代273年都城的殷墟所埋藏的青铜文物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殷墟核定的考古面积虽然只有36平方公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大量的墓葬和古代遗迹尚未被官方正式发现和承认。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发展，安阳市区迅速扩张，盗墓和文物走私随之日益猖獗，2018年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了一次集中严打，光判刑十年以上的重案犯就达到150人之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殷墟文物浩如烟海的惊人数量。

震撼的铅锭窖藏

殷墟发现的青铜文物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技术水平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此行之前，我幼稚的以为青铜器以轻、薄为贵，经何老师的指点，我才发现大错特错。越厚重的青铜器对铸造工艺要求越高，中国的青铜器成形主要依靠陶泥做模范，如果不能解决陶范的耐高温和散热问题，单次灌注的铜汁体积越大，越容易使陶范表面玻璃化，直至变形走样。聪明的殷人在陶泥中加入了草木灰和纤维，在与灼热的铜汁接触的一刹那，纤维会迅速燃烧，形成大量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管道起到帮助陶泥散热降温的作用。这项核心技术并没有被周边的青铜文明所掌握，就拿最近被吹上天的三星堆青铜器来说，同样规格、同样形制的三星堆青铜器只有殷墟青铜器重量的二分之一。实际上，轻薄的青铜器并不是纤细考究的同义词，在重视祭祀文化的古代，恰恰是制作粗劣的代表。根据《尚书.牧誓》，武王伐纣，列举商纣王的罪行之一是：昏弃厥肆祀弗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谴责商纣王轻视对祖宗的祭祀。在殷墟博物馆里，属于商纣王时代殷墟四期的青铜礼器，相较于早期的青铜器，器形明显纤细单薄，虽有现代所欣赏的灵动妖媚之美，却失去了礼器应有的端庄雍容。很多纣王时代的青铜器，因为材料过于轻薄，已经有较明显的变形损毁。何老师开玩笑说：这是商纣王在祭祀中拿残次品糊弄鬼神，恰恰印证了周武王在檄文中所列举的罪行。再以人们津津乐道的三星堆金箔文化为例，金箔在殷商文物中也有应用，在何老师亲自主持的亚长将军墓挖掘中，就发现了用金箔包裹棺椁的现象。黄金并不是安阳附近富有的矿藏，这当然在客观上限制了金器在殷墟文物中的数量，但同属商代的山西遗址就有金箔的广泛使用，这说明金箔装饰绝非三星堆所独有。在这里绝无贬低三星堆文化考古工作的意思，我所反对的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网红评论家凭借一知半解，妄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抛出的什么三星堆是夏朝正统说，什么三星堆文化是西方传入说，什么三星堆文化是外星文明说，一个比一个耸人听闻，就是不肯承认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自己先人的智慧，这是真正的民族虚无主义，是对文化遗传的自我阉割。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群三流小报的记者，看了两张犯罪现场的照片，就急忙忙演绎出一大篇犯罪故事，抢先发表在媒体上博取眼球。我们幸得有像何老师这样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兢兢业业，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治学精神栉风沐雨、抽丝剥茧，努力为我们还原真正的历史面貌。中华文明的起源，本来就是以中原为核心，北起今天的长城，南至长江流域，一体多元、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产物，和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形成遵循着同样的历史轨迹和历史逻辑。无论是今天三星堆文明的重大发现，还是未来必定出现的新的考古成果，都不会改变这一基本格局。

站在安阳，放眼世界，也促使我们更多的思考中华远古文明在世界古文明史中的地位。在此次来安阳之前，我对一些人声称的“西方故意抬高古希腊古埃及文明地位，甚至不惜大规模造假”的说法，绝对是嗤之以鼻的。但安阳行给我的启发，让我觉得有必要对“西方伪史说”给予更严肃的关注。绚丽的花朵不可能孤单单的开在荒漠之中，司母戊大方鼎出现是植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发达的手工业、种养殖业基础之上的。商代文明的全方位发展不但得到古代典籍的交相印证，也得到数量惊人的出土文物的实物佐证，在这方面，所谓4000年传承的古埃及文明，要得到严肃史学家的真正认可，恐怕还有海量的考古挖掘工作要做。举一个例子，尽管经过了近100年的皓首穷经，在4500个殷商甲骨文字中，我们现在也只能辨认出1500个，按何老师的说法：谁能再辨认出一个，就够资格当考古所的研究员了。困难之一在于虽然只有273年商朝都城的历史，殷墟甲骨文的书写方式可能已经历比较大的变化。其实这不罕见，想想解放后简体字改革带来汉字书写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可以理解。

甲骨文“春”字的不同写法

匪夷所思的是，根据西方的说法，埃及古王朝虽然战乱频仍、王朝更迭，象形文字竟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商博良根据一块罗塞塔碑简单文字做出的推演，竟然横跨古埃及上下4000年历史同样有效。敢于对西方传统史观说不，不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而是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认知：考古也是政治。我们只是要求以出土实物为客观依据，按照严格的科学精神做出合理的历史推演，勇于夺回被西方人垄断了近300年的史学话语权。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根据何老师，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者，把行政人员都算上只有不到一万人，还不及日本多。最近几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加入考古工作队的女性数量居于绝对多数。我亲眼所见，一个娇小的女学生坐在墓葬坑里，手持一张硕大的牛骨结构图，正艰难地核对手中一堆牛骨化石。是我们的男孩子都忙于养家糊口，而把田野考古这样辛苦危险的工作留给女性了吗？

日头将西，辛苦接待了我们大半天的何老师要乘高铁赶到山西太原去。这几年山西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清缴了一大批自夏朝以降的青铜器，急需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分门别类。我问何老师这批青铜器有多少？……4万5千件！望着匆匆离去的何老师，我心中涌起炽烈的感激之情，并真诚希望中国田野考古人的付出与辛劳得到更多的认可，取得更大的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