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祈刚：我的“少年福” / 开普饭

　　我的“少年福”

文／龙祈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叶，国家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这个时期出生的人自启蒙之日就伴随着饥饿与贫穷。准确地说，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六至十二岁对饥饿的印象最深；十二至十六岁，劳苦使我终生不能忘怀！

一九六０年，我带着童年的稚气走进了小学的校门。那个时期的农村初小，没有专门的校舍，大多办在本村，教室设在老百姓的堂屋里，课桌、凳都是学生从家里带，８０％都是自己母亲或祖母结婚时的嫁妆（过去叫抽屉）。地面坑坑洼洼，常用石块加垫；桌面大多裂缝且桌腿高低不一，板凳的高矮与课桌极不配套。

一个教室最少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在一起，称“复式班＂．少则二十多人，多则三、四十人不等．我能够如愿地六岁发蒙读书，论当时家庭的劳力和经济条件，就算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了！

父母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硬是生咬着牙，让我在本村读完了初小，一九六四年的下半年，我刚好十岁，即通过升学考试，被录取到全区仅此一所的茶店子中心完小读书。在当时我们的那个队上，还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喜事啊！特别是在我们家中这个小圈子里，的确还着实为我高兴了一阵子！记得当时有位长辈说我：你看那个娃子，嘴边一颗大痣，看他额头，前坎后岩，不做自来．一个“福＂象，将来一定能吃碗“轻松饭＂（当地叫脱产干部）．不很知事的我，听到这话，心底总会有一种得意与自信……

学校离家有１６华里山路，由于家里困难，住读每月要交２元左右的伙食费（自己在家带包谷面、黄豆、青菜或干菜），实属没办法，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只好起早摸黑，天天跑读。每天来回要跑３０多里山路，穿鞋子就成大问题。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可以穿球鞋（又称解放鞋）或马鞍翘（浅口胶鞋），这些对于我们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简直不敢去奢望。有比我更吃得苦的孩子，穿的半边鞋就放到家里晚上洗脚后穿，白天上学干脆打赤脚。为解决走路问题，那时已满十岁的我，就自己动手，每星期六放学回家学着搓棕绳子（编草鞋用的爽子），星期天编一双草鞋，刚好跑一个星期就坏得不能再穿了。

寒来暑往，转眼间我升到六年级。这是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对升初中来说，很关键。父母下决心苦挣钱，凑点伙食费，让我在校寄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于生活少油，成天总处于半饥饿状态；于是在家按每周５天，每天２个苕或５个土豆事先煮熟后带到学校做零食。每到星期三以后的那几天，土豆表皮上涎牵丝，煮熟的红苕表面也生绿霉，但我总是舍不得丢，用竹片刮去表皮的霉乱部分，以供周末的前两天食用。

寒窗之苦，让我仿如昨日：住的板壁房，睡的架子床；吃的野草饭，喝的青菜汤；上课肚子饿（因上课不活动），下课心里慌（打闹嬉戏）的感受犹在眼前。就这样，于１９６６年暑期，我终于高小毕业，被当时区內的一所普中录取。

当父母正在为我上初中的学费发愁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打破了我上初中的梦想！那时全国的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学生没有课本，发给我们一本毛主席语录（简称“八万八”）回家，怀揣宝书，以毛主席老人家“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为精神灯塔，开启了寻找人生航标的艰难历程！时年刚好一十二岁。

说实话，那个时代的孩子，比现在的同龄儿童好像懂事些、吃苦些、理解父母些。在农村，要想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亦工亦农性质的也难如上青天！最基础的关键环节，是要获得贫下中农的好评！我回家不到一周，母亲就领我去队上上了个半劳动（因年小只能算半个劳力）。

打那时起，在生产队里，我什么活都干。春天种地垒行，夏天打青积肥（将荒山上的野草割回堆积发酵），秋天挖洋芋红苕，收苞谷黄豆；冬天整梯田，捡保砍、打钢钎、抬石头等，我总是样样都学，样样都干。父、母见我知事识礼，肯学肯钻，于是就要我在不脱离劳动的前提下，抽空时跟随祖父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其理想是学成后在本大队当一名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即有病人就去出诊，没人找时就下田劳动）。

在众多乡亲的鼓励下，我非常勤奋，下雨天，劳动休息时和夜晚，父母从不给我安排杂活，让我专心读医书，祖父言传身教，我勤学好问，从１３岁到１６岁，用了四年的空余时间，基本上掌握了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公元１９７０年，我如愿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批赤脚医生，开始了半农半医半脱产的工作与生活。

那时很知足的我，哪怕尚未成年，出门看病，老百姓尊重我，对我热情款待，下田劳动，也不象刚回队时，长辈们见我会医生，也格外的照顾我，心疼我，从不给我脏活重活干。时至公元１９７３年，一张令我终身不会忘记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充满“少年福”的生活片段，自此永远植根于我记忆深处的沃土，锻造成我终生受益的且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深夜于恩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