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漫谈李少春
《连环套》李少春饰黄天霸，袁世海饰窦尔墩
《连环套》与《打金砖》
徐：上面讲过了您和少春自1937年结识于天津之后的十来年的经历，这是时聚时散、双方都在多方选择的过程。最后，以合作《连环套》、《打金砖》作为契机，终于相对稳定在“起社”之中。在这一时期，“李中有袁”和“袁中有李”应该集中表现在这两出戏中。下面，是否对这两出戏进行一下典型分析?
袁：好，先说《连环套》。此剧在这之前，我分别和麒麟童、高盛麟、李万春等名家演过，少春也与裘盛戎演过，我和少春在此前的十年中也曾演过，但到了1948年这阵儿准备再度合演的时候，心气儿就与昔日很不相同，双方都有一种打算“卯上”的劲头。我向少春讲述了各家的演法，比如黄天霸进寨落座后的俩人对口，黄提及“保镖路过马兰关”等等均是要“诈”窦尔墩的实话，结果窦一时大意，还真把御马的事给讲了出来。黄则假装表示不信，窦则叫大头目把御马“速速牵来”。我向少春介绍——戏演到这儿，杨小楼当年则向上场门儿一回身儿，检场的恰好这时把小茶壶送到，杨老要在此时饮场。因为这时可以算作一个空隙，待会儿等御马牵上来以后，“戏”就紧张起来，演员这时可以喘一口气，不单杨老可以饮场，别的黄天霸、甚至窦尔墩也都可以饮场，就连观众在台下都想喝一口水。周信芳演此剧，比杨老其实也晚不了几年，但他却不肯饮场。他的反应是，在大头目下场的一霎那，先是神情一震，眼睛骨碌骨碌直转，明显是在思考：那马究竟是真是假？万一是真，我该怎么办？随后马上与窦尔墩有个交流，窦则用眼神向黄表示“你竟然还不信？”随后，窦又侧身向贺家兄弟一指黄天霸，没有语言，但神气完全是“这个人居然还不信，多么可笑啊”的背躬内容。我在与周合作时，就是这样处理的，自我感觉十分充实，相信观众也觉得充实，杨老时代的“空隙”不见了，这大约是时代进步的结果。我还向少春介绍了杨老与周先生后面在黄天霸身分暴露之后，在黄念“来来来，将俺天霸碎尸万段，俺若皱一皱眉头，就算不了黄门中的后代”时，杨整段念白感情节奏浑然一体，音乐性极强，观众完全沉浸其中，在念到“黄门中的”时，杨老只手仅拍腹一下，观众就觉得画龙点睛，强烈极了。到了周先生，这段念白抑扬顿挫，斩钉截铁，在“黄门中的”之后，周则静场片刻，然后从容不迫地拍腹两下，因为前面有片刻静场，所以这两下的声音格外清晰，格外震人。
徐：您的介绍很生动，我听了有一点理解：杨老之所以被尊奉为“国剧宗师”，就是因为他的“气”往往统率、涵盖着具体的“戏”。杨老的动作，早已经自成规矩；杨老的语言音韵，也早已经自成格局。当时的观众进剧场，就为了去“听杨小楼”，而不是欣赏某戏某角色。到了周的时代，则以“戏”当先，讲究特定的性格，反对在“戏”之外还追求自己的什么。这就是时代横亘在两位杰出艺人当中的鸿沟，其实杨、周演戏相距的时间不长，但为什么与周大体同龄的北方艺人却不能有周那样的认识，这大约只能归因于门户开放的上海，为周吹送清进的时代之风吧。
袁：我讲了不少，少春择善而从。比如前面第五章中，介绍过周信芳在御马牵上之后，曾经一边搭讪着称赞“此马能行”和“此马快呀”的时候，一大步一大步地偷偷向御马方向挪步。少春听了，深觉有理，但不是原样照搬，而是变化用之，他把周先生的每一个大步，改为右脚的大半步和左脚的小半步，显得更加隐蔽了。还有，在黄刚上场时，窦曾经提到黄名帖上的籍贯，讲到“某有一家仇人，与你是同城”。这时，少春念道:“哦，怎么。与愚下是同乡?”就在“愚下”之后，他很随便地向前倾身，把椅子向窦尔墩的方向挪了一挪——
徐：实在是高！这是下意识的动作，好演员在进入角色之后，就无须别人把手再“教”，而是自己不由白主地“动作”起来。怎么“动作”呢？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表情及基本的身段，这些不能没有，但又不是最高明的，二是下意识地去寻求“抓挠”，要找到延长表情身段的凭介，比如水袖、髯口、甩发、纱帽翅子、蟒袍的下摆，更比如“顺手”能抓到的道具（灯、刀、信、手帕、银锭，乃至舞台中心的一桌二椅）。好的演员一旦进入戏的规定情景，那一种热情和创造欲，就会不可遏止地由“心”(实际上是大脑)向着肢体尖竟蔓延，甚至“延长”到能“抓挠”住的道具上头。我就曾听一位电影界的朋友讲过，他发现电影《红灯记》的“赴宴斗鸠山”一场，您的脚指头都有戏！我最初听说，以为这是笑谈；后来再一想，忽然想起您穿的是拖鞋，电影又不乏特写镜头，所以您的那一种蔓延，就被电影界人士发觉了。
袁：承蒙夸奖。少春的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在《连环套》中很多，还比如黄天霸想抢骑御马的目的未能实现、御马由大头目牵下之后，一般演法是重新落座，但这样一演，“戏”也就断了。少春则不同，眼睁睁看着御马被牵下，他演的黄天霸是沉思不断，见窦尔墩向自己拱手让座，于是也机械地拱手，随之的转身和落座都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情绪之中，观众可以明确地“看”到他的潜台词：“唉，御马果然是真的呀！我，怎么就没能骑上跑了呢?我，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徐：许多戏里，人物的外部动作与内心所想是不一致的，观众也正因为不一致而觉得好看。如果黄天霸这里内心空空，只是随着窦的让座而转身、落座，那么观众就什么“戏”也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演员的“感情放水”。李少春的可贵，就在于使观众不仅看到了他的外部动作，更主要的，是看到了他内心焦急的这一根主线一直未断。所以当后来窦一再呼唤“镖客”而黄却未觉之时，当窦禁不住恼怒而用一声断喝才把黄从沉醉中惊醒之时，观众才会感到“戏”的饱满充实而兴味高涨。下面，您是否再讲讲《打金砖》?
袁：这出戏原本是梆子中的，被少春的父亲移植到京剧中来，也曾在上海红极一时。到少春接过来时，经过陈秀华、陈彦衡两位老先生一“说”，就把余派《上天台》中的唱段、唱法给移过来啦。原来李桂春演刘秀，上场时唱的是“江阳辙”，为了响亮。按余派的路子，则唱“人辰辙”，足以传达余派韵味。但是，从剧本上看毛病也不少，前半部是《草桥关》，当中是《上天台》，一个说太湖石压死太师，一个说剑劈了太师，情节重复而矛盾。1937年我在天津陪他唱这一出的时候，我的马武，这些情节问题都还存在，只不过已经被他唱“热”的天津观众不再计较罢了。只过了一个月，天津举办一个月的“消夏大会”，邀请少春继续演唱。这时再演，就把开头的《草桥关》整个剪掉，改成牛邈造反，姚期父子扫灭了牛邈，得胜还朝，姚刚奉旨跨马游街，剑劈太师……后面的情节就联贯下去了。这一来，我就无须在《草桥关》中上场，奉旨去接替姚期镇守草桥，而是后半部才上场，要等姚刚绑赴法场，邓禹保本不允，于是大声疾呼，“要搬请马王爷前来！”随着这一嗓子，台底下总是一阵喝采。这主要是“戏”发展到这儿了，我上来也正是“节骨眼儿”，同时也因为我已经有了些人缘儿。
徐：您这番话使我联想到目前经常演出的《龙凤呈祥》的结尾，您的张飞就那么几分钟的戏，然而剧场气氛空前活跃，前边那么多的重头戏，简直都给您“垫”了！但是，我从老先生那里知道，从前的《龙凤呈祥》的后部，还多出一场张飞的“听琴”——听诸葛亮抚琴而进去闹帐，最后领下将令去接应刘备。据说，连郝、侯当年都是这样演，郝最后还扎靠上接刘备。为什么如今免了呢？首先是这个情节向外“支”出去了，使前面很紧张的戏断了；其次，从张飞个人的“戏”来讲，宁可舍去“听琴”，让观众“想张飞、盼张飞”的感情一憋再憋，等后边张飞一出场，观众怎么不“炸窝”？当然，演张飞的演员也得有真本事才行，如果是没有威望和实力的演员扮演张飞，最后准“塌”下去。
袁：你讲得很实际。当初《打金砖》这么一改，老老板(当年习惯这样尊称李桂春)在后台见了我就说:“你呀，专拣刀刃儿上上场呀!”
从“起社”到“新中国”
徐：下面，又该谈纵向的经历了。
袁：我和少春正式合作的新戏，可以从《野猪林》算起。就在我们合演《连环套》的时候，少春把经过他修改过的《野猪林》剧本交给了我。我们趁演戏的空当研究了剧本，又请郝老指点了一番，于是在1948年的北平上演了。广告上还标明“杨小楼得意杰作，郝寿臣先生亲授”的字样。这出戏一下子就红了，在北平连演了二十多场，后来去天津又演出多场。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京剧最早演出的营业戏，就是我们的《野猪林》，最早进入怀仁堂的京剧，也是我们的《野猪林》。这是我和少春在“起社”时代排演的第一出新戏。后来到上海演出，一出戏就连满四十天。
徐：关于《野猪林》的修改、加工，请留到后面再谈。
袁：转眼就到了1950年，当时北平上座儿不是太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马彦祥刚把“华乐”改为“大众”，他手里已经有了一个国营的实验剧团，其中包括了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李宗义等人，每月要在“大众”唱十五天戏；马找我们，以每月九千元的价格，包“起社”在“大众”唱十五天戏。条件是不错，但再一想，觉得压力也不小，一是人家国营剧团可以赔赚不管，二是他们的角儿多，而“起社”就少春和我俩人。两个剧团一边半个月，无形中等于打对台，我们必须加强阵容才行。想来想去，想到了叶三哥（盛章）。但是凭他过去独自挑班的“资历”，进来之后的“人位”如何摆，报酬如何确定，都是不好办的问题，起码对少春是这样。我找少春谈这个问题，提出把“叶”放在“李”和“袁”的中间，报酬也放在俩人之间。少春同意了，叶也同意了，大伙都同意了，于是“新中国实验剧团”就成立了。我们去找马彦祥，告诉他“新中国”的阵容，希望能每月一万元包我们在“大众”的十五场戏。马一听阵容，高兴地答应了，甚至说，再多给一千块也值。由于叶盛章进入，于是在《野猪林》中加了一个李小二，同时在演着《野猪林》的时候就又考虑到下一出。在北京，一次散戏吃夜宵，我们和刚以编剧身分参加进来的翁先生聊天，讲到最近听说到一桩新闻：仿佛当时的老区干部和白区干部有些不太团结，不知有什么题材可以写成戏。翁先生当时就讲了《将相和》的故事，我们觉得单薄了些。翁说如果连上前边的完璧归赵和渑池赴会，就厚实多了。我们当下拍板：排！翁以飞快的速度写出本子，我们趁在天津演出的空隙，只排了一周就上演了。在天津演了三场，回非京后又继续上演，都受到热烈欢迎。“新中国”共计八十一人，在后来的十七个月中，共排演了五出大戏，收入也相当不错。尽管比解放前夕时挣的略少一点，可大家的心气儿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