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暗访遭老鸨蛮横顶撞，回去后叫来罗瑞卿：把房子打扫干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废娼运动，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娼妓制度 , 并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改造成为了自食其力的新人，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改造社会的决心和能力。

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娼妓问题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问题。它践踏女性尊严，导致性病的蔓延，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能把旧社会的娼妓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功解决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难题，被全世界称为一大奇迹。

1949年 11 月21 日晚6时，来自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的 2400 多名干部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北京 224 家妓院被全部封闭，在册妓女1268 名被分成 8 个教养所集中进行教养改造。

新中国建立之前，全国的鼓院约有近万家，其中北平有230多家，妓女2000余人。这么多的妓女，都是些什么人呢？她们有的是婚姻不幸的家庭主妇，有的是被拐卖和欺骗而来的良家妇女，有的是情感遭受挫折的女学生，有的是饭馆和烟馆的“女招待”，还有的是被人遗弃的小老婆。这些受尽凌辱的女人们并不知道自今天始，她们的命运要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

1949年3月，进入北平不久的毛泽东，有天晚上乘车路过一个胡同口时，看到一家妓院的老鸨正在殴打一个妓女。那个妓女身材瘦弱，一看就是有病在身，被打得哀嚎不已。毛泽东十分愤怒，让秘书去阻止，老鸨居然蛮横地说：“关你什么屁事，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大声挥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绝不允许我们的姐妹被人欺负！”见眼前这几个人不好惹，老鸨只好停止了殴打，将这个女孩拉进了大门。

毛泽东这次亲眼看到了在解放后的北平，依然存在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娼妓现象，非常气愤。他叫来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让他去调查一下北平妓院的情况。几天后，彭真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当彭真说起某家妓院一位15岁的妓女被迫一天接客10多人，老鸨只给她4个窝头时，毛泽东再也坐不住了。他猛的站起身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于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禁娼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同方式对各地妓院实行集中取缔。1949年11月21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着行动组，把全市224 家妓院的老板全都请进了公安局，对他们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对其中一些罪大恶极分了予以拘捕。第二天上午，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了行动结果，毛泽东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干得好！”

一些大的妓院被封闭后，门上挂起了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牌子，被用来当作集中教养妓女的场所，门口也有了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站岗。北京的老百姓不由感叹：“世道真是变了！”

那些妓女被收容后，原来的艺名不许再用，每个人都统称学员。第一个晚上，教育和管理这些妓女的女干部们发现，这些妓女似乎并不感恩，她们有的哭喊吵闹，有的装疯卖傻，有的撒泼打滚的，甚至还有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向外冲的。妓女之间也是矛盾不断，吵架的，打架的，撕扯的比比皆是，闹得整个院子都鸡犬不宁。

当时的妓女大多都有养好吃懒做的特点。长期的妓院生活，让她们看不到未来，只想过一天算一天，对醉生梦死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有一名妓女在收容后曾多次逃跑，她并不认为做妓女可耻，反而认为比做苦力要惬意得多。有些妓女面对干部端上来的馒头面露不屑，说这不是人吃的饭，老娘原先吃的都是谭家菜的狮子头，全聚德的烤鸭，对改造生活十分抗拒。

为什么这些妓女会有这种表现呢？因为她们认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命中注定，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因此帮助她们认识到自己所受的苦难的根源，以及重塑她们对生活的信心，是新中国娼妓改造面临的的最大问题。

一位当年在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工作过的同志后来回忆：在集中整治的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间过了很久，到食堂吃饭的人却廖廖无几。干部们来到妓女们住的房间，发现许多妓女还在蒙头大睡，醒了的妓女要么在抽烟，要么也是躺在床上发呆。

干部们好不容易把这些妓女叫下了床，却又有不少妓女提出要抽大烟的要求。这些人中，有一大半都有烟瘾，不让抽就满地哭闹打滚。被送到管理所后，她们的烟枪被没收了，可她们中还是有不少人私藏了一些烟膏，用“打铁”的办法来解决烟瘾。她们用指甲扣下烟膏，放到烧红的炉盖一烧，再用纸卷搓起来放到鼻子下吸食。

要想改造好这些妓女，首先就要让她们戒掉烟瘾。于是收容所开展了戒烟运动，工作人员反复向她们讲清大烟的危害，还有针对性的对她们进行戒烟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大多数人逐渐戒掉吸毒的恶习。但是也有一些瘾太深的妓女，戒烟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这些妓女中，有一位外号“迷死眼”的，烟癖极大。有一次她烟瘾发作，居然冲到收容所的会议室里——当时收容所的干部正在开会，有不少男同志在会场。“迷死眼”推门而入，大叫：“我不不行了!给我烟膏！”说完“哗啦”一下就把裤子脱了下来。在场的人无不大惊，那些男同志急忙扭过身去。女干部们忙过去把裤子给她提上，让人将她送到医院治疗。

要想彻底改造好这些妓女，首先要让她们知道在新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才能转变她们的人生观，让她们自觉地与过去告别。所以在收容所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等教育”和“忆苦教育”。

这些妓女大多没什么文化，根本不懂什么是平等。所以对她们的教育必须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进行。每天早饭后，她们会被集中起来听课。干部们会伸出两只手掌问道：“是不是平的？”她们会回答：“是平的！”干部把手掌向下一斜，又问道：“这回平不平？不平了吧？!这就是不平等！”

她们遇到过什么样的“不平等”呢？干部们会让每个妓女去回忆她们的过往，并结合这些妓女的遭遇，一边忆苦，一边举案说法。比如有的妓女因不愿接客，下雪天被老鸨脱光了衣服，在院子里搓板上跪了一夜；某个妓女不小心得罪了嫖客，老鸨将她捆上，抓了只猫放在她的裤裆里，扎紧裤腿后使劲打猫，后来又把她关在黑屋子里几天不给吃喝。有些妓女一天要接十几个客，很容易染上性病，但老鸨从不会因此让她们休息，也很少给她们治疗， 反而抓紧逼着她们赚钱。尽管她们受尽了老鸨的剥削，可老鸨还逼着她们喊自己'妈妈'......

通过这些教育，妓女们逐渐醒悟了：旧社会对妓女们没有平等可言!

妓女们改造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让她们改掉好吃懒做的毛病，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在对妓女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于1949年9月26日颁布了《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对妓女问题处理的方针和办法，提出了率先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妓院老板采取依法取缔并没收财产，根据罪恶大小处理；对妓女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改造、教育、回乡参加生产等多种办法。

新中国的具体做法为：首先要加强对妓女的思想教育，讲明政策，打消顾虑，并为她们治疗性病，戒除烟瘾等等。之后，组织她们进行生产，培养其劳动光荣的观念，使她们认识到寄生生活的可耻，消灭寄生思想。接下来对其中有家的，送其回家；无家可归的，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使之走向自力更生。

在教育改造之前，有些妓女缺乏起码的劳动技能，连做饭洗衣服都不会。这些人原来在妓院时大多都是“红姑娘”，有丫环侍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为了使她们今后能独立，政府出面买了一批缝纫机，请了20多位师傅专门教她们学习缝纫技术，让她们学会养活自己。在缝纫师傅的指教下，不少人学会了使用缝纫机，有了今后的谋生的手艺。

继北京之后，全国范围内的禁娼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天津就根据自已的特点，发明了禁娼运动的'天津模式'。

所谓'天津模式'，就是先采取多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再一举封闭妓院。

1950年1月，天津市对妓女问题做出了'严格管理限制，消灭老板领家对妓女的压榨，帮助妓女转业，以达到全部彻底消灭的目的'的决议。天津之所以采取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主要是因为天津市以娼妓很多，如果也像北京那样集中收容，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之后，上海、武汉、太原等地，也采取了和天津类似的办法。

西安等城市则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取缔妓院。西安的公安机关要求妓院老板每天将留宿嫖客的姓名、职业、住址登记之后，送交当地派出所， 以便打击这些嫖客。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让那些想偷腥的人再也不敢涉足妓院。

为了从根本上铲除娟鼓毒瘤，人民政府对罪大恶极的鼓院老板进行了严厉打击。天津便判处了数十名恶贯满盈的妓院老板死刑，上海也依法逮捕并严惩了41名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对禁娼运动产生了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

翻开当年北京市民政的档案，你会看到这样一组数字：北京被集中学习的2400名妓女中，被政府发放回家的有1596人，送安老所的18 人，其余的妓女，政府为她们开设了新生棉织厂，让她们进厂参加劳动，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

在妇女教养所开办的工厂里，原来的妓女们生产的新生牌球袜和毛巾，后来还在国际市场上非常畅销，为国家创了不少外汇。这个厂还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度和奖金制度，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使得过去为了几个铜板就会跟别人过夜的妓女脱胎换骨成一名新社会的劳动者。

经过我们党和政府的大力整治，妓院这个出现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残渣终于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被彻底禁绝。之后，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性病在中国内陆己经绝迹。毛泽东提出的“把房子打扫干净”的艰巨任务，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