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town Sheqi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刘永科
原创 | 乡土赊旗（ID：gh_06d145e3125e）
从1968年到1984年，我有过长达16年的学、吹口琴历史，可学会吹的曲子总共也不过几十支，并且最终也没学会在口琴上“打拍子”。
一句话，16年学吹口琴，可能仅仅完成了幼儿园级别的任务。足见我这个人生就是一块与音乐艺术绝缘的朽木。可口琴毕竟是我一生中唯一能玩几下的乐器。而且学、吹口琴的经历中还蕴含着几许值得永久珍视的友情。这友情是我人生那一段阴霾中的暖阳，愈到老年便愈觉其可贵。也许是自幼就受党的教育的缘故吧，二十岁以前的我一直是乐观向上的。眼中几乎全都是“解放区的天”，蔚蓝永远是底色。即便有几片云，也总是白色的甚至是彩霞般的。穿件破棉袄过冬也从来不觉得寒冷；一连几年经常吃不饱肚子，也从没有怨言。“文革”期间虽然没少跟着潮流瞎闹腾，但始终认为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一定不会错。更没有为自己的前途发过愁，即便到1968年冬天离开学校回乡务农时，也依然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回乡后却渐渐发觉蓝天白云并不是每天都有，到处都是。今天批左，明天反右，翻烧饼式的政治运动和农村干部龌龊阴暗的心理，渐渐动摇了我自幼以来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聊，无助，想找本书消遣，沒有。思想苦闷和精神饥饿使那时的我经常郁郁寡欢。我的郁闷被我们生产队一个叫史连章的发现了。他初中毕业后未能被推荐上高中。家里有一个单身的伯父，一个一条腿瘸了的父亲，一个已经错过婚龄的单身大哥，还有一个和我同龄的二哥，也还没有定亲。大大小小五条汉子，一家人正集中精力、财力为他二哥寻找对象。媒人请了一个又一个，酒席摆了一桌又一桌，失败一次接着下一次。还有两次已经按媒人的安排摆下了酒席，人家女方却又不来吃了。气得他伯父边哭边骂：“就算真心不愿和我们做亲，也得比来把这桌菜吃了，好让我有脸见人呢！”总之，他的家境除了有铺床睡觉的地方（我没有，只好热天看地看场，冷天睡生产队的牛屋）和成分比我家好一些（他家是贫农，我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外，和我不相上下。他虽然比我小四岁，按村上的辈分我却该喊他“连章爷”。他也真像爷爷一样关心我，又像小兄弟一样没架子，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本《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红色小说”，我们便短时间内躲到书里头，忘记了些许烦恼。可那时候能弄来的书籍少之又少，需要打发的闲愁却多之又多，为了帮我消愁，他便开始教我学乐器。我这人天生没有艺术细胞，琴棋书画一样不通。他教我拉二胡，先做示范，我有点跃跃欲试，可拉了几天，依然是噪音。他不灰心，又拿来他二哥的板胡，再拉几天，杀鸡一般，“呕哑嘲哳难为听”。我很惭愧，他却一点也不烦，又教我吹笛子。我很感动，心想一定要学会。可这笛子更难学，干脆吹不出声音。几天后他不知从哪里买来一个口琴，精致的盒子里，一块鲜红的绸子包着那闪着银光的口琴。“给，试试，绝对不会吹不响。”我流了泪，不等他示范，就自己先读说明书，再記音节的位置，从一吸一吹练起。先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支每天都要唱的歌曲，行，像那么回事！再吹《北风那个吹》《洪湖水浪打浪》《望北京》，也行！接着吹《社员都是向阳花》《打靶归来》《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都不很难。继续攀登，学难一点的，《红梅赞》《珊瑚颂》《看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有些会唱但記不准曲谱的，就找来歌曲本子比着葫芦“吹成瓢”。渐渐地，我甚至可以对着本子试着吹一些没唱过的歌和几支难度不大的曲剧调子，如《双蝶翠》《银纽丝》之类。几天后我把口琴还给他，他说口琴不能两个人共用；我给他钱，他生气了，说送给人的礼物不能收钱。我买了一尊夜晚会发光的毛主席坐像送他，他只好收下了。从此，每当闲暇的时候，无聊的时候，苦闷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村边的柳树下，野外的小河边，便会响起我那说不上优美动听的口琴声。什么参不了军，招不了生，招不了工？什么小土地出租成分？什么相亲失败？先滚一边去吧！我正在吹口琴呢。1969年春，我被生产队派到大队机井队打机井，机井队里有一位口琴吹得比我好的，叫申自平。我们邻村（景庄）的，比我小一岁，南阳二高中六八届毕业生。我是南阳三高中毕业，我俩上高中时就认识。想跟他学一学吹口琴打拍子，可机井队是三班倒，我们是邻班，我干活，他睡觉；我下班，他又上班了：一直没有求教的机会。再说，我吹口琴，仅仅为了消磨时光而已，原本就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欲望，也就算了。跟申自平学琴的机会来了。1969年国庆节前我们一起去参加修建焦枝铁路，拉着架子车去工地。第一天晚上住在石桥中学的操场上，我俩应大伙的邀请来了几段口琴合奏。他打着节拍，我跟着溜，别人也没发现我滥竽充数的蛛丝马迹。结束时我提出跟他学打拍子的要求，他爽快地答应了。到达驻地（南召县太山庙公社罗沟大队崔沟村）后，我们大队的民兵隶属焦枝铁路会战第四师社旗团二营四连。下设四个民兵排，我和申自平分别被任命为第三、四排的政工员。后来我又被营部指定为通讯员，一期工程后期社旗团部设立“焦枝会战社旗团汇编办”，负责记录会战中一些值得记录的好人好事和重要事件业绩等，我又被抽调到编辑部一段时间。二期工程到九里山隧道后领导又安排我在隧道北口哨位值班站岗。后来我嫌“看别人打仗不过瘾”，自己要求回到排里进隧道內干活去了。所以我在整个焦枝会战一年中是劳逸结合，时而拼命，时而闲散的。闲暇时和自平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有人开玩笑说，看见永科，自平就不远了。我们彼此的称呼也更简单了，我喊他“自平”，他叫我“小来（我的小名儿）哥”。他多次耐心地教我吹口琴打拍子，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学会。听着他口琴中抑扬顿挫的乐曲，我只有羡慕的份。他看我作难，就说：“不打拍有不打拍的韵味，别瞎费劲了。”从此，我便放弃了学打拍子的想法。一有空闲，我俩就会到驻地村庄旁，或者更远一点，到鸭河水库边，走走转转，各自拿出口琴，独奏或者合奏一曲。那时候自以为是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出力的，心情比较轻松，吹出的调子也多是欢快明朗的。偶尔遇到不开心的事，或者虑及自己未卜的前程，也会吹很少几支伤感的调子。一年后焦枝会战结束，自平被召到“河南省民兵工程团”，当上了非正式的工人。我又回到老家社旗县青台公社大冯营大队史庄村，当上了生产队的棉花技术员。1971年五一节后开始了在青台公社內断断续续的代课生涯：有公办教师休产、病假，或者因公临时不能上课，公社教办室就报请县教育局批准，通知我去代替人家上课。代初中课每月有30.5元工资，代小学课每月25.5元。第一个月代王永正老师课，教一个初中毕业班数学课和五个班体育课。一个月后王老师病愈上班，我灰溜溜地卷起行李趁学生不注意，偷偷走开（怕学生笑话，嫌丢人。）。回到生产队又当了半月棉花技术员，公社又让我在我们本村学校代休产假的景文荣老师的课。景老师讲的是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复式班）的算术课。一个月后景老师上班（那时的产假只有一个月），我再到棉花地里去干活……就这样先后代了三个老师的课。1971年9月生产队又推荐我到青台棉花厂当了八个月“季节工”。1972年5月再回生产队当棉花技术员，一个月后又先后到几个学校做代课教师……1972年底听从大队领导的安排，不再外出代课，在本大队学校做“队办教师”。生产队记工分，大队每月发给我两元钱补助费。从焦枝会战结束到1974年初冬，栖栖遑遑，四年左右，三个职业，四种身份（其实就一种——农民），把我折腾得人困马乏，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屈辱性的相亲失败，我对人生灰心丧气，偶尔拿出口琴，想吹出心中的郁闷，可我又不会——我会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歌颂光明或者提倡奋进的。所以这期间我的口琴大多是躺在盒子里休息的。除了婚姻问题屡屡受挫外，和大队干部特别是大队支书的关系，也是我经常苦闷并最终愤而出走的原因。从现在的眼光反思过去，和领导关系弄僵，主要怪我自己。人家是领导，手握征兵、招工、招生的推荐大权。三亲六故或者非亲非故，成群围在周围转。送礼的、出力的、说恭维话的，甚至拍马溜须、舐痣舔菊的，源源不断。你一个“臭小九”（没资格称“臭老九”），整天自做清高，领导能稀罕你吗？更不用说你想招工招生参军，竞争对手一大堆，难保没一两个在领导面前说你坏话挑拨离间的。所以领导眼中没你算你幸运，恼你恨你也不奇怪。可惜那时年少气盛，领导愈不待见，就愈离领导远远的，不吃亏才怪呢？我却继续特立独行，还在日记上写过一首《致某公未发书》来自我安慰：“君门非冷落，余迹诚罕至。非唯酒味薄，犹惧群狗恶。”实在太幼稚了。幼稚是要付出代价的。1974年暑假，县教育局发了一个文件，从各公社各大队学校的队办教师中择优选取一定数量转为县管民办教师。每个大队都有名额限制，还专门制定了若干条件（大致是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高，教学态度好，教育能力强等）。我们大队三个队办教师分给两个指标。大队支书在支委会上讲罢此事，不等别人发言就直接说：“按上级规定条件，永科比她们（另外两个队办教师）强。不过，他大（我小叔）是大队干部，他哥已经是民办教师。咱要是再推荐永科，别人更会说咱是任人唯亲了，先尽着别人吧。”支书拍了板，一两个想替我说话的人也不好反驳了。有人气不愤，给我透了信。我找我小叔核实，确凿无误。他劝我忍了，得罪支书没好果子吃。盛怒之下，我哪里还顾这些？当即找到支书，正告他：“你亲自说我比另外两个更符合上级规定的条件，却不推荐我，这才是真正的任人唯亲。你敢按你说的上报，我就逐级上告，决不罢休。”大概他自知理亏，心虚害怕吧。一直拖了几个月，不敢上报。期间有人从中斡旋，想要求公社给我们大队添加一个指标。据说青台公社真的还有一个余额，也曾松口准备拨给我们大队。但后来发生变故（主管教育的温书记的未婚儿媳妇是某大队的队办教师，该大队硬是不推荐她，逼温书记另加指标。我自然比不过书记的儿媳妇了），办不成了。就这样和支书硬杠着，干耗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卷起铺盖，离乡背井，在姐姐的帮助下到遂平县嵖岈山陶瓷砖瓦厂当临时工去了。走时我除了一条被子，随身衣物外，还没忘记带上连章爷送我的口琴。此前，连章爷也悄无声息地从村里消失了。据说是他姐夫在安阳驻军某部是名军官，安排他进了某个工厂上班去了。怕有人告他开后门，一直保密，对外说是和家人生气，出走了，下落不明。1974年11月到1982年12月，我在嵖岈山陶瓷砖瓦厂当了八年临时工，期间经人介绍结了婚，成了家，也有了孩子。我在那里主要给厂里当业务员。看过电影《陈奂生进城》系列片的人就会知道在物资奇缺的卖方市场时代，采购员的卑微地位和尴尬角色。“坐车像公子，下车像兔子，求人像孙子，报账像傻子”，当了八年“四子”，烦透了。1983年，厂里搞合股承包，我也没钱入股，干脆自己炒了自己。回到妻子所在的生产队当了一年多农民。1984年11月，争得岳父岳母同意，我和妻子儿女重归故里。十年期间我的口琴真有点像深闺怨妇，唱的少，哭的也不多。搬家回社旗时不小心把口琴也弄丢了。十六年的时间，我的口琴技艺无丝毫长进。但它毕竟帮我排遣了一些烦恼。如今，人老了。特念旧，自平老弟在南阳时，我每次进城，都尽可能去他家住上一晚，喝上几杯。去年他去北京带孙子，见面不容易了，还能打电话，聊微信。只是特别怀念那位小我四岁的连章爷，他老家已没人了，打听个消息也很难。只有在心里念他的好处了。愿上天保佑我的两位口琴“老师”吧。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
乡土文学《乡土赊旗》（Hometown Sheqi）发布
总编 | 赵华胜
总顾问 | 王学章 王书义 梁铜勋 刘永科
特约作者 | 晓辉 丽萍 尚钞 春雨 松克 春兰
特约美编 | 穆青冬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