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江南三部曲》写的就是三代人的桃花源
张英
1994年秋天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期间，因为华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刘勇和缪克构的缘故，我认识了他们的老师格非和评论家杨杨。
当时正是文学的低潮期，格非正在写《欲望的旗帜》。因为家属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他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白天上课，晚上写作。其他时间里，也会接待不少学生和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的登门造访。
那个时候，好友胡河清的自杀，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打击。很多现实生活的痕迹，包括更早一些时候知识分子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成为了这部小说重要的组成背景。《欲望的旗帜》发表和出版，由此也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论。
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清华大学教授
之后，格非差不多有十年，不大再写小说。他读了博士，专注于学术。然后离开了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的华东师大，告别了丽娃河，离开上海，到了北京，落户清华，与家人团圆。
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格非一直在尽心尽力，当个好老师。十年后，他重新恢复了写作，捧出了他至今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系列 “江南三部曲”。
这个系列里，《人面桃花》记录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实践，《春尽江南》则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在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江南三部曲》”里，不同的中国人都在通过政治、战斗、革命、运动、经济等手段构建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
诗人欧阳江河这样评价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的贡献：“他既把西方先锋文学叙事的巨大能量和可能性带进来，又带出《红楼梦》《金瓶梅》的叙事。格非身上是这样的一种汇集，中国的、西方的、读者的、作家的、学者的、教授的，所有这一切汇集到格非身上，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重性。”
张英：很高兴看到你的“《江南三部曲》”，你这十几年来，一直在跟时代和精神和文化思潮，保持对社会的对话和思考。从内在精神脉络来看，《春尽江南》是当年《欲望的旗帜》的延续。《江南三部曲》写的就是三代人的桃花源，他们追寻的精神乌托邦。
格非：我是一个比较悲观主义的人，当年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写作。
我很希望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当时想通过地方志的一个结构来写作。可是我当时到上海图书馆，包括华东师大，找了很多地方志的书来看，做了一些笔记，但是两年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在一本书里，我可能完成不了，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分成三部来写。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对乌托邦的想法？
后来动笔写的时候，我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当时的考虑是第一部可能写辛亥革命，第二部写文化大革命，第三部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可当写完第一部《人面桃花》以后，我在写第二部《山河如梦》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想法，我觉得第二部不能写文化大革命，如果第二部我写文革的话，这三部曲给人的感觉都太刺激了，所以我把时间提前到了50年代大跃进时期，50年代是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期，能够寄托我个人很多的想法和情感，所以第二部《山河如梦》就把时间段提前到了50年代，稍微有一点提前性。
第三部《春尽江南》来写中国当下的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打算让整个的故事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整个故事的时候只有三个月，既然是《春尽江南》，从春天开始到春天结束，差不多三个月，这个故事就完了。
我觉得时间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间在过去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有长度的，可是今天的时间变成了一个空间性的东西，什么意思呢？
我小说里的主人公有一个说法，今天这个社会活一百年跟活一年没有太大区别，你该看的东西都见过了，时间的神秘感开始消失了，本来想三个月足够了，后来我考虑还是把时间扩大了，整个的跨度是二十多年。
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张英：你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以一个先锋作家的身份出现的，现在我们看到你的“江南三部曲”，非常的现实主义，也比较注重故事性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格非：我觉得先锋性永远需要。在一部作品里面，任何一个作家你想写好作品，一定要用新的方式来开始，因为别人的方式不一定适合你，你需要去综合，需要发现你自己的方法，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形式。我希望做一些探索，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探索，文本不是那么外在，我希望它更加内在一些。
至今为止，我的小说就分成两个部分，我刚才跟你说到，一个就是《大年》和《青黄》这种这种类型的，还有一个就是写现实的，比如《傻瓜的诗篇》，其实这两个类型的小说我都有兴趣，那么刚好在写《人面桃花》的时候，因为经历到这个历史的变化，它有过去历史，有传统虚构历史的部分，同时又有现实的部分，那么五六十年代，可能那个是我刚刚有人生记忆的时候，所以它既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现实的。
我在写这个“江南三部曲”的时候有一种冲动，希望对八十年的创作进行一番整理，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这三部小说，从在叙事和语言方面来讲，每一部都会有一些变化。同时，我也得尊重这个三部曲本身结构上的联系性。
我现在比较看重故事，但不会把故事当作消费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比较内敛。我原来比较注重从故事的外部结构中去寻找一种新的形式。通过重读中国的章回体小说，我获得了很多新的启发。比如说，人物话语叙事，过去不屑一顾，但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它是中国章回体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突出贡献。
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也可能会在文体上做一些试验。我觉得当今世界的国际文坛很多的优秀作家，他们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形式上的探索，这是非常让人尊敬的。
所以我觉得先锋性也好，对形式的探索也好，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文学界远远的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我觉得要一代一代的作家去开拓这个边界，使整个负载信息的手段能够更加的丰富。
格非，清华大学教授
张英：你写这个三部曲，完全是反那种史诗的写法，很小的角度切入的，《人面桃花》开始：就是“父亲下楼了。”这么很平常的、微小的地方开始了，三部小说，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个角度，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叙述角度和结构？
格非：因为我觉得文学最重要的东西恰恰就在这里。假设这个社会有一百个人，如果有九十九个人持有同一种观念，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对于社会的运转来说，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这一个人的意见无足轻重。但是对于文学而言，他的意见是不能被忽视的。
文学实际上一直在关注这样的声音和意见。文学不是一个历史学的编撰，不是对一个时代进行定性，至少我自己不认同这种看法。
我在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我不太愿意代表某一种具体的阶层。比如说工人、农民、什么弱势群体，我不会去代表这样的一个群体，我愿意代表的是一些抽象的群类，比如倒霉的人，在这个社会中不适应的人，比如说失败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如此。
因为我自己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是一个感觉到不适的人。意大利有一个学者，她看我的一些小说，她说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描写都是不合时宜的人。我自己就觉得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跟所有的人都是不对的。
相对于整体社会历史过程，我更关注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体。所以进入一个大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愿意去描述被历史裹胁进去的人的命运。所以我希望通过日常化的小人物来进入历史的描述。
我这个小说无意于去复现一个时代的历史，从来不是。《山河入梦》不是，《人面桃花》不是，《春尽江南》也不是，我也无意于描述今天当今的现实，而是描写这个现实环境中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