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熟悉与陌生（三）《战争与和平》与《生存与命运》

“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和将来的，已经来临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生存与命运》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横断面，展现了七个半月内因为各种原因牵涉进这场战争的形形色色人物的情感与经历。而这一切都是以他们承受的苦难为前提的，战争、集权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因素不断折磨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他们看似被打败了，被消灭了。但他们光辉的人性却从其中彰显出来，甚至超越了民族情感、种族分歧和信仰差异，就像一个人被一层层剥落，最后露出的却是如髓一般的白。

全书开始于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幕，一位共产国际的老革命的外语派上了用场，曾经他的外语只有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里才使用的。这个集中营成了一个微缩的社会，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出现其中，如苏军高级军官、苏共老革命、孟什维克、意大利神甫等等人物。然而这个集中营又不是社会，因为社会上总有不公平，总有高下之分。而在这里，头顶悬着死神之剑，脚上拷着锁住自由的铁链，面对着数不尽的苦工，还有时不时的对肉体的拷问，每个人所承受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而对共产国际的老革命莫斯托夫斯科伊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对他而言，还有时时刻刻对他信仰的审判，这里呆的越久，他就越不安。他突然从敌人的思想观点中发现了几十年前他认为宝贵的东西，而敌人的思想有时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出现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论中。

正如里斯所说,莫斯托夫斯科伊是他敬佩的一位老师，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对里斯，就像面对一面镜子。正如苏共面对纳粹。曾经自以为伟大的事业啊，被敌人所继承，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冷酷与灭绝人性，他不禁对曾经坚不可摧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格罗斯曼以颤抖的双手，写下了法西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种种罪行。但更令他心痛的是，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纳粹小头目居然大言不惭，将忠诚的老革命视为“同类”。

总有人称《生存与命运》是揭露极权之书，这种说法不免断章取义，以达到误导俄国人民对历史的认识的目的。西方话语的曲解，一方面可以使一部作品流传甚广，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其异化的工具。实际上，格罗斯曼以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斯大林格勒的前前后后，客观而不零度，在直白的叙事中蕴含着作者悲悯、善良的灵魂。作者聚焦于俄罗斯人民面对残酷的战争、集权的压迫依旧温暖的人性：对信仰的坚持、对生命的尊重、与命运的抗争、面对压迫的自尊和对自由的无限渴望。

作为一个生存在俄罗斯的犹太人，格罗斯曼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正如反映在作品中的理论核物理学家斯特拉姆一样，既有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也有对极权统治的恐惧。在从莫斯科来到喀山，研究工作毫无进展之时，格罗斯曼没有蜷缩在家里，而是和朋友们聊天。聊天的内容经常是在战前噤若寒蝉的话题。格罗斯曼在其中得到了释放，但在聊天结束之后又惊恐万状，担心被逮捕甚至被枪决的命运降临在自己身上。就在这样的境地之中，他闭门谢客，沉醉于理论研究之中。怀着矛盾的心情，他放下了所有的包袱，尖锐大胆而毫无顾忌的交谈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最终他找到了理论研究的解决途径，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人死了，从自由的世界来到奴隶的王国。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产生幸福和自由。”自由，只有在人被当作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集体中的一个部分时，才真正获得。

“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是如果今天人性没有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没错，人性就是这样的一颗种子，埋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只要恶没有将它完全消灭，那它注定逐渐萌芽，永不消逝。

这部书打动我的地方无疑是在阅读时始终萦绕在心头的温热。《生存与命运》告诉我，生存永远是先于命运而存在的。作为一个人，无论所处的命运如何，都要保持着对自己、对他人的生存的尊重。而这种尊重，表现在人性中的悲悯情怀。悲悯是一种人性中最原始的灵魂冲动，从对恶的厌弃和对善的趋从两个方向生发出来的。这种悲悯，就如独立寒风之中，一只有热度的手拂过面颊，不留痕迹，却温暖了整个世纪。

今天斯大林格勒纪念碑上篆刻的碑文就是格罗斯曼所写，但却不能留下撰写者的名字。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对于他本人只字不提。一个伟大的文学灵魂，他的作品可以刻，但不能写名。若是灵魂有知，格老也许只是耸耸肩，会心一笑：

命运的苦难，不会磨灭人生存的信念、对善的追求。相反，生命因之获得了非凡的意义——怀抱苦难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