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徽因的身份非常多，最著名的说法是民国才女或一代美人，不过这太宽泛。很多人知道林徽因是诗人和文学家，但她更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建筑学家，这也比较宽泛——建筑学分为多个领域，她的核心身份是建筑史研究者、建筑史家。
她同时也是建筑师，盖过为数不多但质量精良的建筑作品。她还是建筑系教授，和梁思成一起创办了两个建筑系：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此外她还是工艺美术家，培养出像常沙娜这样的一代宗师。她有时候还做一点舞台美术设计，身份繁多。
我们今天就专门聚焦在她建筑史家的身份上。
1936年林徽因测绘山东滋阳兴隆寺塔
北京八宝山的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设计，墓志是“建筑师林徽因墓”。这很有意思，在她那么多的身份里，梁思成选了“建筑师”这个身份。这是今天讲座首先抛出来的一个大的问号，我希望讲完以后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序幕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林徽因祖籍福州，杭州出生，在上海和北平长大。她原来名叫“林徽音”，家人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也许因为如此，她跟诗结下了不解之缘。1930年代有一个名字和她很接近的男作家叫“林微音”，那个人的品味很差，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家经常搞混，林徽因为此非常困扰，最后不惜改名。1935年以后，她基本就用“徽因”这个名字了。林徽因就读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培华女子中学。她在这个学校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对其一生的学术影响非常大。1916年，林徽因（右一）与表姐妹们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学习时合影林长民对这个女儿非常自豪。他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代女子舍其女莫属”，又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所以林长民一直都是林徽因的好朋友，父女间的友谊在一起去英国时大大加深。林长民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他和梁启超关系很好，共同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触发。他曾官至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后来对政治感到失望，去职后决定到欧洲旅行考察，参加一些国联的活动。就是这一次，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一起到英国去。可以说，这次旅英对林徽因一生的学术方向起到了决定作用。林徽因一生养成了很多英国式的习惯，比如他们家著名的下午茶聚会，就是跟英国人学来的。另外，来到英国后，她进入了英国文学的世界，在这里邂逅了终生挚友徐志摩。建筑史家曹汛先生在他所做的《林徽音先生年谱》里，对林徽因确定志向做了一番评论：
在英伦期间,父亲携徽音进入一个文化界人士的社交圈子,认识了H.G.威尔斯、E.M.福斯特、T.哈代、A.韦利、B.罗西尔和K.曼斯菲尔德等著名作家。
他们寓所的女房东（一说房东女儿）是学建筑的，她告诉林徽因世界上有建筑这么一门学科，林徽因马上动心，因为她本身就喜欢文学和美术，而建筑能综合它们。曹汛先生说林徽因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杜甫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林徽因觉得如果要报效祖国，改良社会，不能去学纯文学或者纯美术，她想把建筑作为终身事业，通过学习建筑来报国。1923年，在学建筑之前，林徽因小试牛刀，为北京《晨报》增刊设计了一个封面。她画了一个中国式的钟楼正立面，加上其他一些元素，鸽子、太阳、树、水等等，还比较稚嫩，但热爱建筑的劲头已经表现出来了。去英国之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已认识。梁思成立志学建筑，完全是受林徽因的影响，他之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建筑这门学科，拜访林徽因时，林徽因说想学建筑，而梁思成本来就热爱美术，于是二人决定一起去西方学建筑。可以说，林徽因的英国之行决定了两个著名的建筑学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林徽因满心要去念建筑，然而到了那儿，梁思成顺利入学，林徽因失败了，因为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做了很多尝试都没成功，就“埋伏”在旁边的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由于她常年上建筑系的课，老师也发现了她的才华，等到她高年级时已经当上了建筑系助教，可见她有多么热爱建筑。1927年，通过三年学习，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学士学位，梁思成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梁思成大她三岁，正好多一个研究生学历。林徽因在宾大时就展露出设计方面的才华。1926年，她为美术学院设计了一张圣诞卡，采用马赛克镶嵌画的风格，有点罗马或者拜占庭的味道。画中东方三博士手持礼盒上的字是painting（绘画） sculpture（雕塑）和architecture（建筑），寓意造型艺术三姐妹。据梁再冰回忆，林徽因和梁思成还为此吵了一架。林徽因说这是她的创意，希望自己画出来；但梁思成觉得自己画得更好，应该由他来画。林徽因说不行，大家都能看出这是你画的，到时候我就穿帮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时候的合作还是极为默契，在他们的密友费慰梅所写的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里提到：
满脑子都是创意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然后一边做,一边修正或改进,而一旦有了更好的点子,前面的便一股脑儿丢开。等到交图的最后期限将届,即使在画图板前不眠不休赶工也来不及了,这时候思成就插进来,以他那准确和熟练的绘图工夫, 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简洁、漂亮、能够交卷的作品。他们俩合作无间,各为建筑贡献出自己的特殊天赋,在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始终坚持着。
学生时代合作无间，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一直如此，所以我们看梁思成或者林徽因的学术成果，都不能单独地看，大多数都是合作完成的。前面说到，梁思成去读建筑是林徽因引领的，可是他们没有像其他读建筑的人一样去当建筑师，这件事反而是受到梁思成的影响——梁思成引领了一个大志向（学建筑）中的具体方向。梁思成在宾大时上了一门文艺复兴建筑史的课，刚上几堂，他就跑去找任教的古米尔教授（Alfred Gumaer），说自己非常喜欢建筑史，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古米尔反问他中国这方面怎么样。梁思成回答，据他所知没有文字的记录，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不是很赞同。从这时开始，他立下决心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林徽因也基本上终生追随他，或者说，他们是志同道合。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结婚，林徽因从来不走寻常路，坚决不穿西式的白婚纱，中国又没有婚纱这一说，她就自己设计了一身据她看来带有东方色彩的婚纱，这张照片登在当地报纸上还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婚后他们到欧洲蜜月旅行。他们所受的宾大的建筑教育是巴黎美院派，即以西洋古典建筑为核心的学院派教育。在踏上欧洲大地走访一圈后，他们的教育就算完整了——既有理论又有实地考察，这也是他们一生建筑学习中特别美妙的时光。林徽因后来经常抱怨梁思成，整个蜜月下来没给她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因为梁思成就是拍建筑的时候把她带上，当作一个尺度人，我们一般叫作scale（标尺），这一点在这张照片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她烘托建筑的宏伟。回国后，他们在东北大学有一段短暂的教学生涯，林徽因还为东北大学设计了校徽。整体造型有点像古代的璧，有黑水白山，青龙白虎，还有一个八卦的艮卦，表示东北方，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这时候林徽因还没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但在设计中已经先流露出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味，她永远是灵感先行。对梁、林二人职业生涯影响最深的是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私立学术机构。在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之前，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邀请梁思成到学社研究古建筑，这正好与他写中国建筑史的志向相符，于是梁思成便从东北大学辞职，加入营造学社。此外，林徽因在东北也不太适应，天气太冷，一生留下了肺病的根。威胁林徽因生命的两件事，一是日寇侵略，另一个是肺病，都在那时初现端倪。研究古建筑对他们的影响还要追溯到加入营造学社之前。1925年，他们在宾大读书的第二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的旧书堆里发现了淹没了近一千年的北宋《营造法式》，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讲古建筑的专书。朱启钤送给梁启超一本，梁启超知道它的重要性，马上寄给在美国念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梁启超还写了一大段话，谈这本书的重要性，最后说“思成徽音俾永宝之”。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正式加入营造学社。风华正茂时，他们开启了毕生最重要的古建筑研究事业。林徽因的自述很能说明她作为一个建筑史家的优点和缺点。她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分析自己：“我是个兴奋type，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她说自己做事靠突发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当一个诗人很好——但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当然就是梁思成了。他俩这么一互补，对学术研究特别好——这也是很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无法达到他们的高度的原因。建筑史学者郑孝燮有个很好的比喻，说他们像双打选手，配合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他们的儿子梁从诫曾写道：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梁思成还有一个更好玩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人都说“别人的老婆，自己的文章”，可是对他来说是“自己的老婆，老婆的文章”。这个说法很谦虚，也很幽默，可以看出林徽因对他事业的帮助。建筑史家要做两方面工作，有点像考古学家，一个是田野考察，一个是在书斋里写文章。林徽因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1935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在祈年殿的屋顶勘察。林徽因为此非常自豪，她说自己是中国女性中第一个站到皇帝祭天的房顶上的人——我觉得她更应该自豪的是穿着旗袍就上去了。其实这是她古建筑考察的常态。她还穿着旗袍爬上过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梁架。照片中可见硕大的斗栱，基本上有林徽因那么高。梁思成断代这个梁架的一部分有可能是唐代的，虽然留存至今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只剩三个，开元寺钟楼可能可以算半个，很珍贵。有一次，梁、林的老友金岳霖觉得自己挺有灵感，创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结果被林徽因骂了一顿：什么林下美人！我也经常上梁的。1936年在山东滋阳兴隆寺塔考察测绘时，梁思成被林徽因工作中的一幕场景深深打动，拍出一张像艺术品一样的照片。其实营造学社有规定不能拍人物照，梁思成还是偷偷给林徽因拍了一些。1932年3月，28岁的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古建筑研究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相当于她在学术界的第一次登场，初试啼声，便技惊四座——即便不说是“出道即巅峰”，但也差不多了。曹汛先生说这是“我国现代第一篇建筑理论方面的论文”（《林徽音先生年谱》），我的好朋友王军先生是专门研究梁思成、林徽因的，他说这篇论文是“中国建筑史论的里程碑之作”（《建筑师林徽因的1932》）。这篇短短的文章，几乎概括了梁思成林徽因毕生研究建筑史的总纲，方方面面的重要问题都谈到了。文章发表前不久，她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礼堂做了一场与此内容类似的英文演讲。为了去听这场演讲，她的终生挚友徐志摩不幸飞机失事遇难。论文开篇的语言风格一点都不像写诗的林徽因，更像是一个特别老道的建筑史家。她和梁思成的文风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大气磅礴。
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她实际上在对比西洋建筑史：西洋建筑的发展跌宕起伏，受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变化也很剧烈，而中国建筑居然能一以贯之几千年，这不是很值得研究吗？她也谈到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建筑，在他们之前其实西方学者、日本学者早已开始，可林徽因说他们还很少有很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她的目标也确立了，要追上那些研究中国建筑起步比他们早的日本人、西方人，这是28岁的林徽因写下的话。从接下来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林徽因在西方学习的东西开始起作用了。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里讲的建筑三要素——实用、坚固和美观，所以谈中国建筑时她也讲到这三要素。在她看来，中国建筑的美观是实用和坚固的自然结果，这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一生研究中国建筑的一贯观点。
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要呈现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
梁、林觉得中国建筑的厉害也正在此。中国建筑的美不是矫揉造作、装饰的堆砌，而是由自身结构方法所自然产生的结果。林徽因在文中努力更正西方或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他们尤其注意到斗栱的重要，也成为之后研究的重中之重。林徽因指出斗栱是柱和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同时变成檐下的点缀。她认为中国后来的建筑，斗栱变得越来越具有装饰性而少结构性，是退步的表现。因此，梁、林褒唐宋，贬明清，觉得唐宋时斗栱硕大，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清时密密麻麻一排斗栱，沦为装饰，不起主要结构作用。和梁思成不太一样的是，林徽因有女性的细腻，更重视彩绘、装饰这些元素。她一生中不间断地对中国建筑的彩绘、装饰进行研究，虽然觉得建筑之美主要是结构的自然表现，但也不排斥恰如其分的色彩与装饰。文章的最后林徽因做了总结，谈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的地位。其他各国的建筑类型通常都把结构构件交接的地方隐藏起来，只有中国建筑袒露出来，然后做恰如其分的修饰，从而形成由结构产生的美感。她觉得这是中国建筑独一份的特征，唯一能跟它抗衡的是西方哥特式建筑。更重要的是，她进一步谈到中国建筑的未来，指出中国用木构架来造建筑，而当时正在兴起钢筋混凝土结构或者钢结构的现代建筑，她觉得在框架结构这件事情上，中国和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是相通的，将来只要转换材料，中国建筑一定能够在老树上发出新芽。这篇文章，从中国建筑大的系统，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的统一，再到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最后谈到中国建筑的未来。28岁的林徽因做了一篇总纲，有点像今天写论文的“开题报告”——这是她和梁思成未来几十年研究的开题报告，非常精彩。1932年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林徽因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她为梁思成第一本学术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写的“绪论”。如果中国古建筑的学术论文要排名的话，我认为这篇可以进入前三名。它阐明了中国古建筑的“真髓所在”，也是林徽因学术研究的巅峰。梁思成在回顾该书的写作时称：“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 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 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 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 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这当然有他谦虚的成分，但其实梁思成的众多学术专著，林徽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斗栱不惟是中国建筑独有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后来还成为中国建筑独有的一种制度。就我们所知，至迟自宋始，斗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权衡；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林徽因总结说，采用斗栱的构架是中国建筑的真髓所在，这是此前日本或西方学者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理论高度。梁、林不但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设计的精髓，而且把它和西洋古典建筑中奉若圭臬的 order（今译“柱式”）相提并论。前面提到，她认为美观是结构的自然呈现，到这篇文章中，这一观点又往前发展了一步：
至于论建筑上的美，浅而易见的，当然是其轮廓、色彩、材质等，但美的大部分精神所在，却蕴于其权衡中；长与短之比，平面上各大小部分之分配，立体上各体积各部分之轻重均等，所谓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
梁思成、林徽因在比较闲暇的时候，会去北京郊区做一些考察。写出来的文章，没有那么隆重和正式，而是用诗意的语言，如同散文一般。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建筑美学的概念，叫“建筑意”，实际上是发挥了林徽因的特长，将建筑、诗歌和文学做了一个交融。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
建筑的美感要怎么来谈，他们在京郊考察时开了一个小头，试图将建筑意与诗情画意并举，可惜后来没有太多机会来发挥这些思想。1932年，大概在林徽因的激发下，梁思成写出了他人生中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这是他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古建筑考察报告，也有点出道即巅峰的意思。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言，尤须重“见”……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梁思成之所以开宗明义就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其实是被日本人逼的。因为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研究中国古建筑比他们早多了：他从1901年开始研究北京古建筑，这一年梁思成刚刚出生，等到梁、林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伊东忠太已经成为一代宗师。受邀到营造学社做演讲时，伊东忠太建议将来中日合作共同研究古建筑时，中国学者负责在书斋里查阅文献，日本学者负责进行田野考察。所以梁思成针锋相对，开篇就指出研究古建筑一定得做实地调查测绘。1933年，营造学社精锐部队倾巢出动，考察云冈石窟，这次林徽因也参加了——两个孩子都出生后，她就能参加更多古建筑的实地考察了。这次考察的成果《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是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一起完成的，刘敦桢是和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史家，他们“三剑合璧”的作品非常难得。这篇文章中对于云冈石窟纹饰的研究，尤其它所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讨论多出自林徽因的手笔。云冈石窟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上，大量佛教雕刻题材，随着犍陀罗艺术一路东来，传入云冈，所以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希腊、印度以及波斯元素等。他们的行文透露出强烈的文化自信，这也可以说是北魏时期匠人的文化自信，他们面对那么多外来的东西，没有给吓破胆、无所适从，而是从容地把它们融入到中国的建筑文化中来。他们写道：
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
在日本马上要大举侵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研究中国建筑的起步又落后于日本研究者，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国建筑的核心精髓，也希望藉此创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建筑文化——用同时代学者胡适的话说，就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们那一代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使命。1934年，林徽因参加了一次很特别的古建筑考察，度假加考察二合一。1930年代，梁、林认识了比他们稍微小一点，结成一生挚友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这夫妇俩要到山西峪道河去避暑，邀请梁、林一起，结果二人反客为主，说那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去考察古建筑吧。后来费氏夫妇发现古建筑考察比避暑好玩多了，虽然一路很艰苦，但趣味深长。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山西考察古建筑回来以后，他们写了《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这篇文章。如果从没看过林徽因的古建筑研究文章，我推荐大家从这一篇看起，比较容易看进去，而且是最好看、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这篇文章也见证了他们和费正清夫妇一生的友谊。后来费正清成为重要的中美关系专家，费慰梅则成为西方重要的美术史学者。这是山西一座小小的东岳庙，他们很喜欢小巧的殿宇，晚上就干脆在廊下住了：
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
林徽因、梁思成1935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里，有大量诗一般的语言：
山西庙宇的远景，无论大小都有两个特征：一是立体的组织，权衡俊美，各部参差高下，大小相依附，从任何视点望去均恰到好处；一是在山西，砖筑或石砌物，斑彩醇和，多带红黄色，在日光里与山冈原野同醉，浓艳夺人，尤其在夕阳西下时，砖石如染，远近殷红映照，绮丽特甚。
那个时代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可以登这样的“论文”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这样写古建筑论文。这大概是诗人林徽因从事建筑史研究，给我们建筑史学界留下的最美妙的遗产了。营造学社整个古建筑考察最辉煌的时刻，是1937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这是梁、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古建筑发现。此前日本学者关野贞（伊东忠太的学弟）曾经放话说中国没有任何唐代木构建筑遗存，要看唐代木构就上日本奈良吧。梁、林就一直想争口气，找到中国大地上的唐代木构。1937年7月，梁、林终于圆梦，他们整个研究生涯的黄金时刻到来了。
佛光寺东大殿的外观，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庑殿顶，斗栱雄大，出檐深远。站在殿前的是莫宗江。
林徽因是个远视眼，对一个作家来说本来挺痛苦的，但这次却立了大功。他们当时测绘佛光寺大殿，隐隐觉得它非常古老，但没有断代的确凿证据。林徽因的远视眼，觉得大殿梁底隐约有字，然后大家爬梯子花几天时间把字一点点洗出来，辨认、拍照。大殿梁底字迹里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门口经幢上也有同样的描述，而经幢是刻有年代的——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一下子就锁定了佛光寺大殿是唐代的木构，大家激动不已。他们推测一尊供养人像就是“女弟子宁公遇”。林徽因非常开心地跟她合了个影，说恨不得塑一尊林徽因像也放在这儿，也当“女弟子”。其实用不着，有了这张照片，林徽因就以新时代的方式，也留在了佛光寺的历史里。这大概是梁、林人生中最纯粹的快乐时刻，在1937年7月——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即将迎来艰苦的生活。林徽因一行人从五台山出来，到了有报纸的地方，才知道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之前为了能好好去做调查，他们把孩子托付给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一起在北戴河度假，这下生死未卜。回到北平，林徽因把着急回北平见孩子们的心路历程，写在给八岁的梁再冰的信里。一个母亲向八岁小孩讲的话，很动人：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林徽因的文体又变了，和写诗、写建筑学论文不同，跟小孩子写的文字是这样的。她还详细画了一张图叫“我们走过的一圈路”，让孩子在这么危急的关头还顺便学一学地理知识。接上孩子后，从此就是漫长的逃难。逃难到长沙时，林徽因写信给沈从文——他也是林徽因一生通信的挚友。信里说，“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自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这会儿她已经知道自己生了重病。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
1937年11月24日从长沙写给费慰梅的信更加惊心动魄，他们全家差点被炸死：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房子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我们暂住房的大门十五码处……天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成碎片。一听到较远处传来两颗炸弹地狱般的爆破声，我们就飞奔下楼，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自抓起一个孩子向楼梯冲去。可还没来得及到楼下，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我抛起，怀里还抱着小弟，而后摔倒地上，所幸未曾受伤。与此同时，房子开始破裂，门窗玻璃的所有碎片、隔扇、屋顶和天花板都坍塌下来，劈头盖脸地砸了来。
我们应该很庆幸林徽因当时写了很多信，她又是那么优秀的文学家，这些描述直接是最佳的电影剧本，让我们就像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一样。来到昆明后，他们住在巡津街九号宅院，度过了逃难过程中比较安定的一小段时光，林徽因这时候的心情也还不错，和一些老朋友在昆明聚首。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还在坚持做，这时候找了昆明的兴国庵当工作室，大殿变成他们绘图的空间，条件很简陋。更惨的是，昆明很快又不行了，就要继续逃，最后落脚点是四川的一个村子，当时的南溪县李庄（现在的宜宾李庄）。到了那儿，他们就彻底过上了农村生活。在这种简陋的环境里，在贫病交加的时候，他们画的图纸长什么样呢？这是梁思成、莫宗江为梁思成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画的插图，配有中英文双语图注，都是世界级的精品。当时面临国破家亡，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是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古建筑有多精彩，所以一定要拿出毕生的本事，画出最精彩的图，写出最好的建筑史文字。林徽因在李庄的六年多全都在病床上度过。即便如此，她也在做学术研究。梁思成他们出去做田野考察，包括写中国建筑史，她就负责在病床上帮他们查阅文献。
因为病痛折磨，妈妈这时已经极为瘦弱，很难再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丽，内在精神的美丽有时会使她“容光焕发”。
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
这个时候林徽因作为一个诗人，她的精神也升华了，过去她喜欢杜诗，但她没有经历战争。今天的人读杜诗，对那些战争中的颠沛流离也受打动，但没有经历战争还是隔着一层，而林徽因这时候的精神世界和古代诗人是相通的。费正清曾提议梁思成、林徽因干脆到美国去治病，梁思成谢绝了，他说如果日寇要占领中国，宁愿牺牲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但梁思成另一方面也很矛盾，他的决定可能害了林徽因。但林徽因跟他是一条心的，所以他们真的就在李庄坚持做自己的学术。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是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他在宾大读书时立下的志向，写出了人生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中国建筑史》。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里写道：“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部都经过她校阅补充。”所以林徽因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功臣。今天清华档案馆保留着这本书的手稿，现在市面上一般叫《中国建筑史》，其实原来叫《中国艺术史·建筑篇》，还打算写雕塑篇，是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金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
大家以后读到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宋辽金的篇章，可以看到林徽因的手笔。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抗战以前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中国建筑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也是世界建筑史学者常备的参考书，因为抗战就停办了。他们到李庄后，梁思成发了一个宏愿，说一个学术机构怎么能没有刊物呢？他们居然想在农村重新刊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用的什么方法呢？用土法，石印法，用一种药水写在石板上，制成蜡板，所有的字都得自己抄，没有铅字可以用了，所以大家各自负责去抄自己的文章。图纸也得画在刻板上，照片是没法印了，得把每张想用的照片都画成图。1945年出版的第七卷第二期，林徽因亲自担任主编，还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实在太超前了，那会儿还在打仗，她已经在想战后复兴我们要建设大量的住房，于是撰写相关的论文。可见他们是何等的坚强，并且具有学术的前瞻性。这时候费正清、费慰梅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国外书籍，使他们具有这个视野，即便在一个小村子里，都没有和世界学术的大方向脱节。解放以后，留给林徽因报国的时间非常短，病稍微好一点，她就开始奋不顾身投入到工作当中。其实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梁思成带林徽因去看医生，医生说林最多再活五年，但也许由于梁思成没忍心告诉她，林徽因靠精神力量的支撑，一直活到1955年，而且做出了很多对新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贡献。1950年，其实林徽因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段，梁思成也病得很厉害。这时候他们做了非常多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林徽因最初设计的国徽方案很有意思，可以看到东北大学校徽的影子：取中国古代璧的形式，但已经加入了新中国的象征——五星红旗的意象。这是稍晚由美术家张仃先生等提交的方案，是一个带天安门形象、绘画风格的国徽。后来国徽设计领导小组就定了一个大原则，要把天安门用进设计中。最后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完成的国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样子。国徽设计中，天安门不用风景画而用正立面图的方式呈现，更加庄严。据说在讨论当中，林徽因诗人的灵感爆发，说要让整个天空都是五星红旗，最后就是现在这样五星红旗布满天空的结果。此时期林徽因还在做一些建筑史的研究，可惜只有残缺的稿子，没有最终完成，是继云冈石窟以后对敦煌石窟纹饰的研究——《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此时她已经能轻松地画出北魏、唐代纹饰什么味道，波斯以及希腊纹饰又是什么味道。在此基础上，林徽因后来辅导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人一起做了很多工艺美术设计方面的探索。林徽因参与革新中国清代的景泰蓝工艺，她辅导当时刚归国的常沙娜，利用敦煌纹饰设计的一套烟具，如此精美。林徽因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向公众科普北京古城的重要价值，因为北京城那时候已经开始遭到破坏。1951年到1952年，林徽因在《新观察》上一口气连载了十几篇讲北京古建筑的文章——“我们的首都”系列。林徽因生命的最后阶段，梁、林在做另一项重大工程——人民英雄纪念碑。梁思成负责总体的概念，林徽因则更多在做纪念碑的雕饰设计。林徽因在清华园的家中，白天客厅里是建筑系（当时称营建学系）的各种人进进出出，一起做设计方案，晚上剩下她独自一人咳嗽不停，久久不能入眠，过着白天和夜晚完全是两种人的生活——这是她生命最后时刻的常态。最后是什么把林徽因击垮了呢？除了病痛之外，北京城的破坏是其中很大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梁思成保护北京城的事迹，在这一点上林徽因跟他是一样的。虽然在病床上，还是抱病参加了很多关于保护文物的会议，“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他们研究了一辈子古代建筑，眼看战争时期北京和平地被保护下来，毫发无伤，却要在建设当中面临破坏，非常痛心。所以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试图保护北京——给领导人写信，去会议上发言，去大声疾呼，去各种报刊媒体上向公众普及古建筑知识等等。更强烈的打击，是对梁思成学术思想的批判，对“复古主义”、“大屋顶”的批判，1955年初已经风雨欲来。加入到批判阵营中的，甚至有他们亲手创建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有的人今天还是学界权威、泰斗，这令梁、林非常痛苦。他俩双双病倒，住在医院的隔壁病房，梁思成戏称这叫难夫难妻。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已经病危了，梁再冰回忆：
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梁思成口中的连续三个“受罪”，不是说这一次病倒所受之罪，他是在说林徽因这一生都被病体拖累的受罪，而且不仅是身体上，精神上也有无数的抱负没法施展，有点像精神被身体拖累的那种感觉。这一点，林徽因在写给很多友人的信当中都有所表露，她是一个完全没能自我实现又才华横溢的人，部分被病体拖累，部分被大的时代拖累。抗战就够艰苦的了，好不容易挺过来，没想到在和平时代最想奉献自己毕生所学的时候，遭遇了更大的打击。所以这是多重的受罪。
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3月31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又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梁思成向林徽因告别的方式，是用林徽因自己的作品放在她墓碑最主要的位置。这块纹饰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做的设计，所以梁思成设计的林徽因墓，又是一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合作的作品，就像他们一生中几乎所有的作品一样。梁思成对她的墓志只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几个字，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掉了，近年来重新恢复，不再有莫宗江写的营造学社字体的神韵。为什么梁思成说他的终身伴侣，生活上、学术上、精神上和灵魂上的伴侣林徽因是一个建筑师？王军在《建筑师林徽因的1932》这篇文章里给出了他的答案，其实是引自梁思成自己的一段话，他在1932年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毕业致辞。东北大学是梁、林创办的第一个建筑系，在他们加入营造学社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这班学生颠沛流离，最后跑到上海完成学业，由梁思成的清华、宾大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师的童寯带着他们毕了业。毕业的时候，梁思成特别高兴，给他们写了这篇毕业辞《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阐释建筑师是干什么的——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
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今天全国各个高校建筑系的培养目标，远远没能追上梁先生他们创办第一个建筑系时候的培养目标。我们顶多说培养合格的建筑师、专业帅才等等，没有上升到“文化的记录者”、“历史之反照镜”这样的境界。这也相应造成各大建筑院校里从事建筑史研究变成特别边缘的一个学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感到比较乐观的是，从2013年开始跟读库合作写“建筑史诗”，是面向大众的科普书，借着这个机缘，我接触了非常多喜欢古建筑的公众，包括在座的诸位，很多热爱建筑的人。各位或者各位的下一代当中，也许真的就会成长起梁思成他们希望培养的那种建筑师。最后，我还要向以林徽因、梁思成为代表的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建筑，记录中国的历史文化，整理国故并且希望再造文明的伟大先贤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