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 ||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序张森林《朝向环境伦理》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序张森林《朝向环境伦理》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松建
生态问题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在古代社会和前现代时期，这个现象的广度、深度和规模，并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尚未变成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所以没有引起自觉广泛的注意。近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殖民主义的扩张、商业金融的发达、社会流动的频繁、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生态危机无所不在。这引起了人类的高度重视，从观念意识到公共政策，都出现了许多变化。借助于文字、影像、声音等手段，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强力的表现，在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醒目的变化。
从1970年代以来，“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国际学术界有异军突起之势，相关的理论概念有绿色研究(The Green Studies)、绿色人文(Green Humanities)、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自然史研究(Studies of Natural History)、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等。这方面涌现出不少有代表性的论著，例如，Alfred W. Crosby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 James C. McKusick 的《绿色书写：浪漫主义与生态学》，Scott Knickerbocker的《生态诗学：自然的语言，语言的自然》，Cheryll Glotfelty与 Harold Formm合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 Lawrence Coupe编辑的《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Pierre Hadot的《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 Glen A. Love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数十年来，生态批评一跃而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新宠，并且结合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文化研究、文学等各种知识源流，走向跨学科研究的方向。
根据生态批评的理论视野，我们回望世界文学史，就会发现一些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展示了新含义。《瓦尔登湖》的作者、美国作家梭罗在当时籍籍无名，现在被公认为“生态书写”的先驱之一。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例如《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孤星血泪》，描绘伦敦市环境污染的严重景象——也显出生态书写的明显特征。十八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醉心于英国乡村风光的描写，他的那些诗作如今被学者们重新研讨，视之为生态书写的典范；哈佛大学的著名文学批评家Helen Vendler还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叫做《绿色的词语：约翰 ·克莱尔》，向这位不幸的诗人表示敬意。美国作家Herman Melville的《白鲸》原来被当作海洋文学、航海小说的经典，现在也在生态文学的理论框架下得到重新阐释。这些年来，我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少东南亚、东亚的华语文学作品，其中就有大宗的生态书写，例如新加坡的君绍、王润华，马国的吴岸、潘雨桐，台湾的刘克襄、吴明益，中国大陆的迟子建、苇岸，无不展露出生态书写的良苦用心。我曾试图研究这个文学现象，惜乎由于手边的科研任务太过繁重，只好废然而止了。
2014年1月，张森林被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追随我进行学术研究。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他最初递交的研究计划书是“从爱国文学、建国文学到伤痕文学——新加坡华文诗歌的本土意识演变（1957-2007）”。当时我觉得，这个题目已经胜义无多，就建议他不妨考虑一下“生态书写”的课题。森林是一个谦虚诚恳、从善如流的人，他愉快地答应了，又说他以前在这方面积累过不少资料，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这让我非常高兴。后来，森林顺利地通过了开题报告，修完学校规定的六门课而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然后，他一边在单位里紧张忙碌地工作，一边抽出时间写作博士论文。出人意料的是，森林和其他的全职学生一样，在短短四年内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如今，我展读这部修订版的博士论文，想起森林在当年求学时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不免有些感慨。应该说，针对新马文学生态书写的研究，本书并非着人先鞭。但是和此前的许多著述比较起来，本书有三大优点，值得一一说明。
其一是文本、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我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强调：不能把文本当作独立自足的审美客体进行完全封闭的阅读，而必须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把文学现象进行理论化、概念化的处理，同时打开文本空间，不断进行历史化、脉络化的解读，旨在让文本、理论和历史形成一个三边互动的辩证、开放的结构，展开多层次的张力对话，挖掘出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冀能出现一些批评性的、生产性的观点。新马华语文学中的生态书写，貌似一个简单的话题，其实涉及科技、商业、气候、农林、医学、政治等许多面向；所谓“生态现象”包括森林植被的破坏、河流湖泊的污染、动物死亡和物种灭绝、地表地质的损毁、流行疾病的传播、恶劣气候的出现，等等。森林既然研讨这个课题，首先需要搜集大量的诗和散文作品，根据主题、题材进行编排归类，进行深入细腻的解读，让关键性的问题慢慢浮现出它们的轮廓和踪迹。单单是这个工作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为了掌握生态批评的学术动向，森林也在我的指导下，刻苦阅读了中英文理论书籍，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国家作为叙述单元，从多个层面对生态书写展开批评探索，所以，本书的一些章节显示了跨学科研究的抱负。而且，森林也在行文当中巧妙融入了不少关于新马、东南亚的社会—历史资料，努力在区域、本土和全球的重叠语境中深入思考相关的主题。书中的章节设计得非常合理，它们彼此呼应，互相补充，深刻有力地阐述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清晰透彻地显示了森林的人文关怀。毫无疑问地，书中的不少篇幅未被前贤和时辈探讨过，因此本书具有填补空白、增进知闻的的价值。例如，关于“光污染”的现象，关于疟疾、沙斯、禽流感的文学再现，关于何乃健的转基因农业实验，关于陈兰芝、高玉梅、李喜梅、张隆华、黄明恭、石君、夏心、朱海波、林川夫等华文作家的研究，关于新马文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印尼“烧芭”的文学再现，此前从未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所以，森林捷足先登，算是这些问题的第一批思考者，他的扎实严谨的科研工作，大大地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
其二是结合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沟通文学作品与文化政治，兼顾人文关怀和公共政策。若干年前，在我研究王润华诗的时候，就发现这位作家如何召唤历史记忆、展开后殖民批评，他关于马国的锡矿开采、橡胶种植园、猪笼草、莱佛士拓殖、植物园的精彩描写，表达了他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的问题了。森林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踵事增华，更上一层楼。本书的研究时段从1976年延伸到2016年，既有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想象也有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情形，兼顾历史纵深和现实关怀。同时，森林不但在文学文化的框架内思考生态问题，他也在许多篇幅中处理了相关的社会议题，把两方面成功结合起来，例如，关于传染病的问题，关于印尼烧芭的问题，关于新加坡召唤树权的公民意识，等等。此外，森林在人文关怀当中也补充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他分析新加坡为植物园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新马两国政府的保育政策、新加坡河流的治理，等等，这些论述非常有说服力，使得本书的肌理绵密而丰厚。
其三是在地经验和双重身份。新马文学，繁复多姿，生态书写，兹事体大。但是森林研究这个课题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首先，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对于新马和东南亚的生态问题有近距离的观察。森林出生于1961年，是新加坡的建国历程、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见证人、知情人和参与者，他对本地的雾霾现象有切肤之痛，他经历过2003年的沙斯风暴，他目睹了新加坡从甘榜到城市的飞速发展，所以，在地经验对森林研究新马文学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正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其次，森林是勤奋用功的学者，他对百年新马文学史如数家珍，他参编过不少文学作品选集，对相关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再次，森林又是资深作家，他也在《十灭》等作品中思考过生态问题，感时忧国，令人动容。——以上这些综合因素使得森林的研究避免了一些外国学者的常见缺点，而又突出了体贴入微的本土意识。
森林的求学道路比较曲折。他在初级学院毕业后，过早到社会上辛苦打拼，也培养了艰苦朴素、与人为善的品德。他在短短十年内，相继拿到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真是“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是，森林在固有的“作家”身份之外，又增添了“学者”的头衔。看到他取得的显著成就，我深感欣慰，并表示祝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倡导“星球伦理”，追求和谐世界、美丽家园，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伟大梦想，在当前的危急形势下，这个梦想显得迷人而又迫切。所以，森林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是应时当令，恰到好处；同时我也相信，读者在终卷以后，一定会深有所获。
编辑：刘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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