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中国史：⑩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演变（上）

春秋及于战国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奠基的时期，此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迁变对后代影响至为深远。

春秋至战国的种种社会变迁，其原动力即是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经济的进步。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农业区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每个有采邑的领主的力量都急剧加强，而采邑之间的缓冲区则急剧缩小，领主之间的争斗遂变得更具有毁灭性。其结果，在国际上是二、三等国家陆续被吞并，中原地区仅剩最具实力的几个强国，在各诸侯国内则是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君或少数最强的大夫手中。换言之即是传统的封建体制趋于瓦解，国家政治趋于集权化。战国时代新兴的强国，领土渐广却并不分封大夫，而设郡县管理地方。郡县政令出于中央，其长官亦由国君任免，这样在国君之下就形成了最初的官僚体系。郡县日大，政令日繁，国君用人遂多取有才能的游士，游士各任其能，官僚体系遂渐有分工和系统。又因游士既非公室，又无采邑，没有政治和经济性的基础，其一切权位皆为国君所赐予，遂使国君对政府的掌控更加牢固，国君地位亦日渐尊崇。这种政治体制的转变改变了特权阶级的成分，原本以血统出身为基本的贵族阶级衰落了，出身于平民的士人凭其政治权力渐形成新的官僚阶级。从封建到集权，从宗室贵族到官僚阶级，这种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后代还经常有所反复，但社会的发展总是向前的，此种转变是世势所趋，终不可挽。

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井田制的废除。根据《周礼》所载，井田制大抵上就是将一定的田地用“井”字线均分为九份，边缘的八份为“私田”，分给八户平民耕种，其收获归耕者所有；中间的一份为“公田”，由八户合力共耕，其收获归领主。此种制度缺乏考古证据，其形式又颇为理想化，故现代学者常疑其并非实际存在，仅为后世儒家的一种空想。不过换一个角度讲，井田制也许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还是一种民政制度。西周封建之初，各诸侯国都很小，人口为国家的根本，故控制人口为政府的重事。井田制禁止土地转让，也就将民户与土地束缚在一起，这样控制着土地的领主也就直接控制着人民。不过井田制本身缺乏适用性，只能应对较小的农业区和较少的人口。当耕地面积和人口剧增后，土地的丈量、分割及农户的分配、管理都需要很高的行政成本，那个时代的政府当然是无力负担的。尤其是随着荒地的逐渐开垦，地主向领主、领主向国君隐瞒新开的耕地，而上层又很难加以查证，这样遂形成了土地私有的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井田制遂不再适用，到春秋末期遂有“履亩而税”。“履亩而税”针对已耕的农田取税，只要能找到耕地即能取得税收，这样也就充实了政府收入。

在春秋时代之前，手工业者是公室的附庸，他们的职业世袭，只为贵族服务，并且地位较一般平民为高。到了战国时代，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同时贵族阶级的萎缩又使手工业者丧失了主顾。为了谋生，工匠们只好向民间做自由的经营，于是商业贸易又随之兴起。为了便于贸易，手工业乃向大城市集中，也因为商业的兴起，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始能获得供养。进入战国时代，各国都城都成为商业繁荣的大都会。商业的繁荣也意味着经济交流的加深，刺激了平民阶层的活性，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