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隶书作品，为什么能获奖？
我所提名的这件不是个性化很强的作品，较符合古法，坚持、尊崇传统。既借鉴古法，又不生搬硬套。作品技法娴熟且恰到好处，对汉隶的理解较为深刻，充分运用技法表现了汉隶精神。
李正良隶书五言对联取法汉碑，有《张迁碑》《石门颂》笔意，用笔轻重有序，刚柔相济，体势放荡，线条挺劲。结构巧拙相生，纵敛有致。墨色亦有枯湿变化，故整幅作品显得既朴拙灵动又富节奏感，落款小字也具一定功夫。惟上联“与”字之两点略有习气，下联“还”字之捺笔稍欠力道，但仍不失为一幅成功之作。
栾金广隶书对联，取法汉代摩崖，写得古拙朴厚，气势开张。观其隶书在字形的写法上比“延”字再严谨规范些，以及用笔的刚柔、自然的书写性上稍加感悟。大字隶书创作尤难，作为一位多次以行草书获奖的作者，今以隶书大字为之，足见其于古人处用心颇多，取法甚广。为自己写，不只为入展获奖而写。徐渭说“出于己而不由于人”，这就是艺术的本旨。
张永刚（致柔）这幅作品取法汉碑，而以《张迁》为主，兼采其他，且有简帛意味，因此融合出之，显得整饬大度，而不乏生动自然之趣。其用笔简朴，体势方严。章法能于空间构成之中，将字内与字外之对比关系进行艺术强化，细微处颇见大小、松紧、疏密之匠心，而又能统一于整体之内，紧凑浑成，不滞不闷，可见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然仍须留意者：外化形式不可过度，要在自然天成中寻得；用笔稍显单调，要于沉雄迟涩里锤炼笔墨内韵。
汪洋舟的这件隶书作品从整饬严谨的汉隶中走出，杂糅了汉简和砖瓦铭文的松活意趣，在整个展厅里越发特别。今人习隶不外乎两类，一为取法东汉成熟的名碑，处处注意细节，失去了汉碑的气象；
另一类则追随当代名家，越写越新，泯灭了自我。其实，两汉隶书传统宝库中尚存诸多“矿藏”有待开掘，只是在这方面动脑筋的人太少。窃以为，取法东汉成熟的隶书自然是正格，但，如若审美能力、认识水平跟不上，往往会陷在里面，为法所缚，作茧结壳，既难以写出格调，也难以写出味道。
而取法西汉则是另一番景象，在此阶段，由篆向隶过渡，这过渡期里最是意蕴丰富，朴素简括中有一股勃郁之气，气象博大且愈发有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汪洋舟的取法是肯定的。当然，他的这件作品虽不乏性情和味道，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结字收放还不尽合理，点画质量尚待提高，特别是“楼”“踪”“象”“文”收笔过于简单外露，有待日后逐步提升和完善。
小平同道于书坛久负盛名，此届隶书展还能躬身以一件自作诗文送稿，且赢得众评委点赞顺利入展，真的令我钦佩。隶书的艺术风格、艺术个性、艺术元素是十分鲜明的，其风格是多元化的、个性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元素是丰富的，大致有书写、刻石两类。
“书写类”：汉简、帛书因历史、地域、文字演变的不同而风格面目各异，需有文字学及临习汉碑的基础才能有效的进行取舍。“刻石类”：汉碑、摩崖众人皆知其美，取法者众，流于相似感的作品颇为常见。然小平同道深谙此理，他另辟蹊径，于秦砖汉瓦和秦汉金文、诏版、权量等范围推崇参会，取精用弘。篆掺隶势，奇态生焉；隶掺篆势，形质古矣。小平同道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学识修养诸体通变，为使风格统一，将弧线变为方直，偶有帛书之意调节其中，通篇得金文之古厚灵异、砖瓦之宽博庄严，摩崖之旷达恣肆，严谨而不失灵动，其篆籀气、庙堂气跃然纸面，使阅读者驻足，品后心清、心静。
从中不难发现小平同道对“隶生于篆”的理解极为深刻，然书以“韵”为贵，“韵”由静出，这里的静是“和平简静、遒劲天成”，是隶书审美的最高境界。他的努力探索与取法的拓宽是非常有意义的、必要的，其作品也是有新意的。此作为自作文词，可见当今书坛像这样有成就的青年书家还能孜孜矻矻的埋头苦研是为数不多的。
《书法三昧》：“作字之要，下笔须沉着，虽一点一画之间，皆须三过其笔，方为法书”。这句话的意思不单单指起笔、行笔、收笔三法，更重要的是强调线条审美上的变化，即“起伏”。小平同道若能于此再有尚佳的个性化的手法，其书会进大焉。
我翘首期盼……
这次隶书展评审工作很规范，要求很高，切实表现出了中国书协和每位评委对作者认真负责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参与其中着实倍感荣幸和欣慰。整个评审过程有不少亮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让评委提名自认为有新意的一件作品并说明提名理由。这既是评委与作者之间一次没有见面的艺术交流，也是一次相互批评的学术对话，我在阐述理由之后，作者也可以适时谈谈自己创作这件作品时的真实心境，这无疑会更加有力地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也在切实弘扬书法艺术的正能量。
我提名陈书的这件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开合有度，蕴含有致。我始终关注书法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在较好地把握一种笔墨语言和笔墨技巧的前提下，能否充分展现出书写性？因为书写性表达和呈现的多少，是书家关乎艺术的内在积累和感知瞬间流淌在笔端的最真实“坦白”，稍有掩饰便是做作了。这件作品初看并不出奇，甚至谈不上“新意”，但作者并没有完全释放《石门》《大开通》为主调的本应有的大气磅礴的路数，而是在不失格调的前提下，保持住了了然、坦然且悠然的书写状态，由心而发，这恰恰又是值得更多年轻作者关注和借鉴的，这抑或就是我看中这件作品的“新意”吧。作品中，线条亦涩亦行，结字亦古亦拙，篇章亦松亦聚，墨色亦浓亦枯，都在情理之中，想见作者为艺心态是不激不厉的。当然，作品也有不足之处：少数字结字显得局促、个别字结构过于夸张、适当增加线条起伏、落款字大小与正文稍嫌不合等，但瑕不掩瑜。
我以为，艺术层面的“新意”仿佛走进自然时没有丝毫掩饰的纯净的微笑、悠闲的脚步、和谐的甩臂、舒畅的呼吸……因为艺术的“新意”本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我期待着作者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此件作品在取法汉隶《石门颂》的基础上，善于探索，取精用宏，大胆糅合大开通、杨淮表等摩崖刻石书法艺术风格，形成自然流畅，疏密得当，随势变化，宽博灵秀的特点。
作者敬畏传统，取法乎上，别开生面。在整个章法布局上突出表现了：一是结体气势开张、意趣横生，大气豪宕、空灵自现，参差错落、随行就字，构成借稚拙而逞呈恣肆之势。二是用笔入笔、回锋较浅而稳健，调笔锋以出错落，越平整而追险绝，形成了狂而不野、开张有度，雄逸朴茂、豪放恣肆，酣畅淋漓之中蕴蓄着雅韵之格调。三是用墨大胆自然，与纸面形成较为融洽、天然古秀的关系。四是所书内容与创作有机统一，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娴熟的创作技法，道技互通，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此作观后，给人带来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又赋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若作者在临习和创作中，多注重贯穿一些秦至东汉早期刻石书风，稍避时人之习，今后创作会有新的收获。
20世纪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以及考古学为书法疆域的拓展开辟了新途径，而简牍的大量发现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书法家大饱眼福以外获取的最大的馈赠。此件古隶作品即是一例。在秦代，小篆应用于庄重场合如纪功、刻石、诏版、权量等，而隶书则是日常文书。这种由篆而隶的墨迹，既是隶变的细节呈现，又是书写性的审美表达。古隶右向倾斜（左高右低）与人的生理动作及习惯有关，往往形成弧线笔势，后来汉简草书的笔势即源于此。
以青川木椟、里耶秦简为代表的古隶，含蓄而质朴，意酣而姿丰，应该说是当代可以利用的宝贵的隶书资源。唐龙先生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巧妙地借助现代装饰材料，以熟练的古隶笔法和结字手段创作了这件作品，颇为难得。
作品字法娴熟，书写自然，灵气十足，说明作者在古文字方面下过功夫，同时也写出了作者的才情，这在当下是值得称道的。功力、才情与文字内容相融共生，自然浑成，然如何使自己的隶书道路越走越宽，则是值得思考的。
这件作品取法汉代摩崖刻石隶书。具有《石门颂》《西狭颂》等精典摩崖刻石的信息特征。章法浑然天成，顾盼有致。疏密、收放、聚散等艺术处理手段运用自然。用笔朴实无华而具一定的内韵，行笔较轻松，轻重、疾徐亦有姿态。字形结构极具汉代摩崖刻石隶书形质，平实中见奇趣，可以达到单字与通篇章法的较好结合，且创作感强烈。
汉代摩崖刻石隶书不同于同时期的碑刻隶书。线条装饰性不明显，结体更加宽博 、朴实。单字及通幅皆生动而极具朴实之美。这件作品较好的表现了以上特征，虽有小疵，亦可称善。
此幅作品使用纤维粗糙的仿古麻纸来书写，作品通篇采用有行无列的形式，字势多釆取由横变纵，落款以小字隶书完成，与主体创作浑然一体。注重作品的抒情性与书写性，于高古朴拙中又不失书卷气息，以表现追求汉代《杨淮表》《石门颂》等石壁摩崖天纵自然的率性，展厅视觉效果较好。细读作品中每个单字，又可以觉察作者对《张迁》《鲜于璜》诸碑的学习积淀痕迹。对于隶书创作的审美而言，我认为笔下表现出那种苍茫浑穆的气象，要胜于精整甜熟的格局。“书如佳酒不宜甜”这句话用于篆隶书创作，再适合不过。
这件作品如果在保持朴拙的气息中再将野逸恣肆表现出来，则更佳。
提纯，即对经典的深度挖掘，在一碑一帖或一类风格的碑帖中萃取优质资源，直指审美特征本体，是当下书法研习最需清醒的认知和着力点。
这件作品主要取法《张迁碑》《鲜于璜碑》，提取资源有取舍。这两个碑笔画比较紧实，笔法铺裹绞转多有呈现，作者却直取铺中带裹笔法，逆锋涩进。《张迁碑》《鲜于璜碑》结字中宫一般较紧，开始有主笔倾向，重心略微向上。作品淡化主笔意识，且让字的重心下沉。松厚沉着的笔法，方整下沉横向取势的结构，抓住了《张迁碑》《鲜于璜碑》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作者又辅之以《肥致碑》《爨宝子碑》意趣，使作品简敛之际纵雄放。
虽然是一幅四尺小件，字更小不及寸，静静地对视，肃穆、浑厚、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耳畔似钟鼎鸣响，眼前若山峦隐现。
如果，作者能拆除这些横拦竖挡的界格藩篱，那么，这件作品的艺术元素将更纯，格局将得到极大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