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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视点

岩松:本周三,3月24日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很多人提到结核病,可能第一反应是,还用给这个病弄个日子?不是早就算不上大问题了吗?那好,先给您报个数。到现在为止,新冠肺炎给咱们国家及整个世界带来的冲击,咱们谁都清楚。但到现在为止一年多了,中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例数字是九万多,而去年八月份一个月,中国新增结核患者76000多人,每年都在80万左右。如果要单论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在这个世界上,咱们现在连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结核病新增人数和因结核病的死亡人数,每年中国都排在世界前三。听完这些数字,您的感受如何?今年防治结核病日的主题是: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呼吸!我们该怎样做,才能走向这个目标呢?《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可怕,却又可防的结核病。

染病不分群体  皆应注意防范

颜小东,网名“嘟嘟”,10年肺结核吧吧主。从2010年被确诊重度肺结核开始,他便遵从医嘱,每天雷打不动地吃俩荷包蛋、喝牛奶维持免疫力。由于结核病传染,他和家人早就学会分餐、专碗专筷,这也是当下同属传染病的新冠肺炎防治策略,亦是非疫情时的健康倡导。他更坦言自己,有保持个人卫生的强迫思维和习惯。

颜小东:早中晚,甚至是拿了抹布以后,或者是扔垃圾袋,套完垃圾袋以后,都会洗手。包括从结核到新冠,现在洗手也是防护卫生的手段。其实就在我得结核病的时候,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都在坚持戴口罩。因为戴口罩,它不只可以预防新冠和结核菌,还可以阻挡空气中很多病原微生物。在去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带上口罩。

这样的习惯养成对颜小东来说得来不易。十年前,他曾是追逐电竞的网吧常客,日夜颠倒,凑合饮食,他甚至此间接触过肺结核患者。加之网吧空气不通畅,烟尘多,营养跟不上、免疫乏力的他几乎满足患病的所有条件,成了肺结核的完美受害者,但直至持续剧烈咳嗽才引起他的注意。因病情严重他被两家医院拒收,一度被接收的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

颜小东:医生过来跟我说,你的左肺可能坏死了,已经破烂不堪了,这个是治不好的。右肺感染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我们尽量给你把右肺保住。身体可能真的免疫太弱了,可能就是快干枯了一样,就像骷髅,就是60多斤。刚开始主任医师还说你是吸毒的?是不是吸毒加肺结核?我妈说,肯定不吸毒。住院的时候抽血都抽不出来,我记得最后是两个护士过来,按着胳膊,然后主治医生就过来说算了,先就不抽了。医生就跟我妈说,你孩子身体里,现在是要啥没啥。所以,我当时也是心里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回想十年前的生命至暗时刻,颜小东依然会泪如雨下。但绝望中也有生存的本能在召唤,好在他还能坚持吃药。

颜小东:如果说规定疗程是12个月,你只吃了6、7个月,你自以为身体好了,但是身体里面的结核菌,还有一些没有被消灭抑制住。然后你又停药了,那些结核菌可能就会反扑了。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时间,将全部菌一举杀灭,达到停药的标准后,在医生的指导建议下才能停药。

颜小东清楚记得,在确诊的下半年觉得身体慢慢好转,连续吃了20个月的药后,身体奇迹般恢复了。“重生”的他想做点与肺结核相关的事,便意外闯入了肺结核贴吧,他结识了诸多和他有同样遭遇的患者。他的高光时刻是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讲述他和一群肺结核病患者重建“心灵家园”的故事。

募捐、科普、组织爱心活动,颜小东为贴吧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关爱。他发现,这些发帖求助咨询的,大多是年轻人,涉及学生、工人等群体。实地走访则发现,中西部发病率更高。当年的贴吧创建者,推荐颜小东参选吧主的卢水华医生,也发现了相似特点。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核科结核病研究中心主任  卢水华:在1949年以前 ,它应该是跟贫穷相关,越是贫穷的地方这个病发病率越高。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贫穷的地方,仍然结核病会高一些,但是和富裕地方的差距 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这说明结核病的影响不分阶层,不分贫穷,所有的人都会去易感。即使在富裕的阶层或者富裕的地区,仍然有很多人有结核病,甚至有重症结核病。

如今,贫困县摘帽,但卢水华认为,由于新媒体传播的比较优势,农村老人面临不会上网,又拿不到纸质宣传单,而难获最新结核防控知识的危险,肺结核这顶“穷病”帽子就难摘;另一方面,肺结核也逐渐挣脱“穷病”束缚,所有的流动人群在免疫力降低等阶段,靠飞沫传染等方式而普遍易感。它不仅造成2019年世界约140万人死亡,还能潜伏身体伺机而动,中国有近3亿人存在潜伏性结核感染情况,而除了人传人还有物传人,这些都与新冠肺炎相似。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核科结核病研究中心主任  卢水华:其实在鼠类、牛、兔子身上都会生一些结核菌,它们也可以传给人类。在这些方面,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草原地区,牛传给人的情况,还是比较频繁在发生着。

除了担忧多元化的传染渠道,当下,卢医生还忧心比普通肺结核更难治的耐药肺结核。作为耐药高负担国,他希望有更多像颜小东这样的人站出来,以“同伴教育”的方式,促成习惯养成,而只要坚持吃药,正规治疗,就能可治可防可控。从网上答疑陪伴,到线下马拉松、徒步西部宣传等,颜小东证明康复者与常人无异,不该被歧视,他用行动获得更多患者认同,更多易感人群的理解。

岩松:结核病曾经是让人谈病色变的疾病,在鲁迅的作品当中,通过人血馒头,我们就能感觉到100年前这个病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它如同后来人们谈的癌症,其实有一点它比癌症还糟糕,癌症不传染,但是结核病传染。之所以后来慢慢地结核病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变小,那是因为有了特效药,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结核病患者开始有了耐药性,结核病导致的致死率又开始快速地攀高!怎么办?

结核病防控挑战中  耐药结核病是首位

高孟秋是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临床领域的专家。从上世纪80年代工作至今,她从事了三十多年的结核病诊疗工作,也以临床医生的视角,见证了中国结核病防治进程的演变。

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二科主任 高孟秋:随着我们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推进,患结核病人数,一定程度有了明显下降。近些年来,总体人数是下降了,但是耐药结核病患者的增加,跟三十年前比起来,是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事实。这部分病人治愈难度比较大,全球治愈率平均算下来在50%到60%的水平。

高孟秋提到的治愈率较低的耐药结核病,是当前中国结核病治疗中难啃的“硬骨头”。耐药结核病患者在使用一线的治疗药物后,作用不佳,临床医生要采用更复杂的治疗方案。

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二科主任 高孟秋:我们耐药病人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治疗过程当中,不规律治疗演变出来的。病人吃了药,吃了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后没有症状了,那他就不再坚持吃药了。过一段时间有症状再吃药,症状好了又不吃了。那么这样间断下来,就是会产生耐药菌。还有一个就是原发耐药,就是说感染的细菌,就是一个耐药菌。

普通结核病的治疗周期需要6至8个月,但由于服药存在副作用,且治疗初期症状易缓解,此时,如果结核病患者没有按正确治疗方案完整治疗,就可能将病情演变为耐药结核病。与此同时,此类患者传染的结核杆菌也是耐药菌,被感染者一旦发病,将直接患上耐药结核病,这将给结核病防控带来更大的挑战。

患者郜先生:我得病也6、7年了,当时吃药也没有当回事,没有按医嘱那么吃,感觉好了点就不咋吃了。但是去年10月份发现病重了,又检查了一次发现是耐药了。耐药就跟以前的结核病吃药治疗的成本就不一样,因为耐药的药相当贵,再加上住院治疗的手术钱,一般普通家庭挺难承受的。

不同于普通结核病仅需6个月的治疗周期、千把元的治疗费用。耐药结核病不但治愈率低,治疗周期也将延长到两年,治疗费用预计在20万元左右。与此同时,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药物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仅列入医保乙类目录,患者直接医疗费用的50%至30%仍需自付。对患者而言,除了要负担6至10万元的直接医药费和额外的养护费,两年的治疗周期内,无法正常工作赚钱,更加重了经济负担。

目前,耐药结核病患者约占我国结核病患者的8%。根据世卫组织数据,2019年,中国约有6.5万新发耐药结核病患者,其中,真正纳入医院治疗和管理范围的仅一万人左右。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李亮:我们能够发现和治疗的,或者能够被统计的大概一万多,这里边还有巨大的缺口。这里边病人可能诊断出来还没被登记,也可能没被诊断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目前结核病整个防控里边的挑战中,我觉得耐药结核病是首位的。我们解决不好的话,那会对今后的结核病控制,带来极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

耐药结核病具有传染性,对其诊断和纳入治疗的工作还需加强,随着诊断技术进步,过去需要三个月的耐药结核病诊断被压缩到几小时,但由于主要患病者是低收入群体,对于他们而言,诊疗费用的可负担性至关重要。目前,耐药结核病也是因病致贫、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李亮:现在药物已经部分能报销了,而且这种比例在增加。所以我们要看到,医保政策方面的进步;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现实方面的需求。如果说5到6万的患者数量乘以20万元的治疗费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这个数字可以发现,其实很多工作需要一个过程。

岩松:针对结核病,联合国有自己的目标,希望到2030年比2015年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80%。如果一切正常,也许可以乐观地走向这个目标,但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整个世界,不仅直接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冲击,间接也带来了相当大危害。平常年份结核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据分析,2020年有可能这个数字会变成200万。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会使人们抗击结核病的工作倒退5-8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去走向追求的目标?

防治结核病 需全社会通力配合

在去年抗疫形势最为严峻的1到4月,武汉市肺科医院,是全市唯一一家保留了肺结核住院病区和普通门诊的定点医院。当时,除了全市3102例在治肺结核患者外,还有171名滞留武汉的外地病人。在私家车禁行、公共交通中断的日子里,如何保障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患者用药不间断,是医务人员每天面临的最大难题。

武汉市肺科医院结核四病区主任 杜鹃:给患者快递药物,其实当时说起来也是挺艰难的,因为快递每天的点都不一样,也许今天我可以发到这个地方,明天就发不了。所以我们的医务人员每天跟快递小哥不停地联系,哪些地方的患者需要药?哪个地方明天能不能发?工作量真是很大的。

去年10月,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发表在《柳叶刀》子刊的文章显示,由于交通限制、居家隔离、害怕感染疫情、医院征用等原因,疫情早期,26.9%肺结核患者,推迟或错过了规定的随访。去年一季度全国门诊量下降26万,新增肺结核患者的报告和治疗,也受到不同程度延误。如何建立应急机制,让患者得到及时、不间断的诊疗,成为疫情以来,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焦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  胡必杰:就是要抓一个平衡点,得到一个既有效的控制,又对其他病人的诊疗干扰最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国际上也说,要有效控制结核,如何快速早期发现肺结核病人,这是最核心的。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积攒起来的一些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经验,可以挪到结核病的防控中去。

在一年多的新冠疫情防控中,各地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传染病流调人员。他们能够迅速排查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防治感染进一步扩散。而早在六年前,世卫组织就提出,同样要对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潜伏感染者,即身体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但尚未发病。未来一旦身体免疫力遇到问题,将有5%到10%的比例,发展成为肺结核患者。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磊:根据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可能有近3亿人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处于潜伏感染状态。如果其中有5%-10%在未来会发生活动性结核病,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庞大潜在患者库里,还会源源不断产生近千万的结核病患者。这对于我们消除结核病危害,远期目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8年前,高磊开始率领团队,对甘肃陇西、湖南湘潭、河南中牟、江苏丹阳的农村常住人口,以及深圳的农民工群体,进行结核病筛查。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他们对潜伏感染者进行预防性治疗。采用的是两款抗结核基础药物,异烟肼搭配利福喷丁,连续服用六周,保护率可达70%左右。在河南中牟,一位老婆婆接连照顾两位咳血的肺结核亲人离世。虽然她也因此感染,但经过6个月的预防性治疗,五年来一直是健康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磊:两类高危人群是必须要保护的:一类是HIV感染者,另外一类就是肺结核患者的5周岁以下的儿童密切接触者。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比如免疫制剂的使用者、器官移植的患者、还有矽肺人群。这些人群都因为自身免疫的问题,感染后容易发病。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老百姓对于预防性治疗的理解和认识还是不足的。因为毕竟他只是感染状态,还没有发病,需要他配合通过抗肺结核的药物来预防发病,这个对于接受度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化学预防有不良反映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免疫干预的手段,比如疫苗,或者是治疗性的疫苗,这个将会大大提升预防干预的可行性。

然而,目前肺结核领域只有一种疫苗,即问世于100年前卡介苗。但它只对儿童青少年有效,平均生效10到15年,且成年后便不再有保护作用。同样的研发缓慢的问题,还出现在肺结核的治疗药物上。现在使用最为广泛的抗结核药物利福平,也是大约50年前被发现的。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  胡必杰:欧洲、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结核病的发生率明显的低。所以影响了国际上一些大的制药集团,对这个药物开发的动力。现在我们的经济明显发展,我们的新药创新能力,开发能力也比三十年前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为结核高负担的国家,我觉得非常赞同,今后从国家层面上,专款里去拨一点来支持我们的新药,以及新的疫苗开发工作。

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已让全社会对传染病防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即将在今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征求意见稿中,已经写明了未来将对肺结核传染期患者进行住院隔离治疗,同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实现这些愿景,不但需要在资金、医保政策上有所倾斜,更需要全社会的通力配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  胡必杰:我们现在综合性医院里边,因为有关要求,我们对明确的结核病人马上转出去。我们综合性医院的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以及好多门诊的内科医生,他对结核病的认知度是下降的,警惕性不够。还有一个是不太认识结核,一直当做肺炎进行报告,临床医生一看放射科报告是肺部感染,那就当做普通的肺炎进行诊治,导致了我们漏诊的机会增加,不利于结核病早期的发现。进行有效的隔离和相应的治理,怎么要来提升综合性医院里边的临床医生的能力,目前的体系机制需要来调整。

岩松:如果个人和社会不重视,结核病,已经重新变成了可怕的疾病。但如果个人和社会重视结核病,又没那么可怕,因为在医生的指导下,连续服药6-8个月,结核病就可以大多痊愈。而整个社会,如果坚持知识更好普及,以及信息公开透明,结核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也会大范围减少。但这两点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有好的方法和长跑的韧性,但是这涉及到人们的生命健康,我们不能不做好。

二、人物回顾

彭士禄——为“核”奉献

身为革命烈士后裔彭士禄四岁时,父母先后牺牲,八岁被捕入狱,此后为生存辗转多地躲藏,童年坎坷经历磨练了他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1958年在苏联学习的彭士禄接到秘密调令,回国出任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从那时起,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才走进人们的视野。3月22号,本周一九十六岁的彭士禄在京逝世,在他的病房里,曾一直摆放着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模型,挺进深海,这是他一生的牵挂。

姚策——“被安排”的一生

自去年初,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江西小伙儿姚策的命运便发生逆转,除接受癌症治疗与涉事医院打官司外,日渐消瘦的姚策还曾深陷诈捐、房产之争以及郭姚两家的对峙漩涡中。3月23号,本周二错换人生28年的主角姚策在病痛中于北京离世,妻儿和亲生父母送别姚策的最后一程,按照他的意愿将骨灰埋在养父母所在的江西九江,虽然直到生命结束,两家仍没有和解,但正如姚策生前在朋友圈最后写道,希望通过法律能找寻真相,让每个人都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家庭。

卞东风——幽默喊话

手拿黑色喇叭来回切换中英文提醒,严肃的词句因保安卞东风的河南口音变得幽默而有吸引力。自打一个月前来到郑州碧沙岗公园工作,卞东风看到很多中外游客在赏花时有意无意地踩进草坪,他开始尝试在巡岗时说几句英语,没成想略显不专业的英语发音,在发挥警醒作用的同时,还让他在本周上了热搜。卞东风表示,他所说的英语词句都是来自生活中英语广告牌的积累,能将爱好和工作结合并得到游客肯定,他很自豪

杨笠——“脱口”出争议

自她在脱口秀表演中说出“男人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之后,脱口秀女演员杨笠这一年来并不好过,不仅因部分男性网友认为他涉嫌歧视男性而被举报,还多次被男性网友抵制。上周,某笔记本电脑品牌紧急下线,由杨笠代言的宣传片,片中她化用自己在脱口秀表演时的歌再次遭到抵制,而品牌方下线相关宣传物料后,引发了众多女性群体的不满。3月24号本周三,杨笠在社交平台回应,有时候有些声音可能比较大,但未必代表人很多。

28年互换人生的主角还是不幸去世了,这让本周很多人心里都很难受。人走了,追责与探讨真相不能就此停止,因为由此带来的真正改变,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才是格外重要的,也才对得起已经走了的姚策。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彭老,其实和他的很多同事一样,既是奉献者更是改变者,从原子弹、氢弹到核潜艇,一代又一代的奉献者,改变了中国的防御实力,也改变了中国立足于世界的实力,像他和无数的他致敬!

三、本周人物

张女士:今年我45岁,我的孩子4岁,是一个男孩。他从来没问过(爸爸去哪了),但是有一次我听我一个朋友说,他有主动跟别人说过 我没有爸爸。

张女士的儿子对她格外依恋,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她付出的几乎是全部精力。张女士怀上这个孩子,是个意外。四年多前,她与前男友分手,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要不要生下孩子,她犹豫再三。

张女士:因为之前已经分手了,所以他(前男友)是不支持的。但是我当时隐隐约约知道,就是生育的决定最终还是应该女性自己做。我当时的年纪,其实在医学上已经很难有孩子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有了上天给予的感觉,就好像是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幸运。

年过40的张女士,原本已经对组建家庭丧失信心,但怀孕后,母亲的天性被唤醒。她用几天时间权衡了种种利弊:有没有足够收入?孩子能不能建档落户?父母是否支持?最终,她做出决定:没有婚姻,也要这个孩子。

张女士:我去过流产的部门,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去想象我要失去这个孩子要经历的过程,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孩子了,他对我来说重于一切,他的生命权也重于一切。所以,我就觉得其他那些都不重要了。

2017年5月,张女士的儿子出生。

在上海打拼了20年,在一家公司做财务的张女士拥有了户口,但对孩子的落户,她不是没有担心过。她早早就跟派出所进行了沟通,还研究了相关法律政策。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中规定: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也可以依法落户。

张女士:他们不给我办的时候,我说我手里有这份文件,按照这个文件要求,你们是一定要给我办的。我知道你可能不理解,因为这种情况不多,要不你跟上级部门再沟通一下。有了这样的沟通和明确的文件,我得到了相对比较正面的回复。

落户之后,张女士申请“五险一金”中的生育保险金时,却并不顺利。当时,上海市女职工要想申请生育金,必须填写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但由于张女士没有结婚证,街道办拒绝为她开具计划生育证明。她的申请也就因为材料不全,而不予受理。

张女士:我觉得结不结婚,是我的自由。所以,不应该用结婚证,来卡住我领取生育金的权利。生育金它真正的缴纳主体是公司,因为女员工是有生育可能的,那又不可能因为女员工生育,让公司来承担产假期间的工资损失。所以就公司给员工放了产假,但是这笔钱工资还照发,然后这笔钱由生育金来支出。

张女士不明白,公司为自己按时缴纳了生育保险,为什么生完孩子,她却拿不到生育金?生育保险金只该与生育有关,为什么要与结婚证和计划生育挂钩?

张女士:工作人员说这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我说,我不同意!我说为什么我这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呢?实际上,当时上海已经采取了生育登记制度,所以没有什么准生证的概念,但是在你领取生育保险之前搞一个计划生育的审核,相当于前面给你多加了一道流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陈亚亚:社会保险法没有提到说,生育保险需要结婚以后才能有。但是地方性条例有时候会提到说,生育保险是跟结婚证相关的,还是视未婚生育不满足计划生育,你去申领生育保险的时候又有一些障碍。

扎根上海的经历,让张女士一直觉得,只要努力,人人在这里都能争取到“平等的生活”。为了“平等”获得生育金的权利,她开始了漫长的四年诉讼之路。她先后以街道办和社保事业管理中心为被告,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均败诉,向市高院申请再审,也被驳回。她的生育金十万元左右,她的付出已不止这些。

张女士: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是会败诉的,但我还是试图争取一下。当时给法官写了一份陈述书,我跟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现代社会它必然会出现这样两难的情况,难道我们就是想单身,生下自己的孩子都不可以。一定要么结婚,去勉为其难的结婚,那不是婚姻自由,对吗?要么流产,那也不是我想要的。为什么我不能有第三种选择的权利呢?所以,我当时试图说服法官,但还是意料之中,失败。

去年,张女士与部分未婚妈妈给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建议信,得到部分代表委员的回应和支持。《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立法后,评估报告的征集意见中,就收入了“未婚妇女的生育权,也应当受到保护,享受生育保险”这一条。到了去年底,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清单,生育金不再与计划生育捆绑。

张女士:今年年初上线了随申办的生育保险金申领,就是可以在线申请了。三月初拿到了这笔钱,当时我很开心。其实回想起这么长的路,其实心里面满怀感激的。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是平等权益的问题,身份认定的问题。

孩子一点点长大,但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张女士依旧不愿向身边人公开自己的故事,她依旧害怕异样的目光。如今,终于获得生育金,让她感受到被平等对待的温暖。今年实施的《民法典》也强调: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张女士希望,在更多地方,在更多领域,他们可以走在阳光下,被平等宽容地对待。

上海社会科学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陈亚亚:希望这样一个未婚妈妈生育保险的案例,能够尽快在全国推广,减少不同人群遭遇不同的待遇,就实现更平等这样的一个事件(状态)。

张女士:生育是多种多样的,人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尊重这种多元化,尊重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只要她不会伤害到你。这是我对将来社会的期许,因为这个时候,你觉得是对我们这样一个群体的宽容,也许下一次你自己也会成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群体,我相信你也想得到一个宽容。

岩松:她和孩子权利的获得,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都觉得太应该了!但这个过程依然艰难。社会的进步,有时也体现在人们对很多过去不包容的事情,采取了更大包容。这时,人们该享有的权利,才能更充分地享有。今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中间的很多条款,恰恰是人们进步了的共识,我们期待《民法典》当中,很多进步了的条款,更快在生活当中落地。

四、本周特写

每年1到8月间,在青岛的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喝(hā)啤酒,吃蛤蜊(gǎla)”的地方特有景象。而相比以往,今年3月,一群“不速之客”入侵海域,跳上餐桌。

让市民在对贝类海产热情不减的同时,掀起了一股吃海星的风潮。除去人们常知的药用价值外,成熟期海星的生殖腺也可食用,却含有轻微毒性,只适合少量尝尝鲜。

网友:我还是第一次吃海星,回家后就把这些海星洗了洗,放在锅上蒸了15分钟左右。打开锅盖,一股鲜味儿扑鼻而来。这些海星里面的黄儿非常肥。

位于青岛胶州湾内的红岛渔港码头,是本地贝类养殖的主要区域。3月上旬,胶州湾海域突然出现大量海星。海星有向食物富集区聚集的习性,它们利用腹部的吸盘,从深海蔓延到贝类养殖区所在的浅海,疯狂捕食蛤蜊、牡蛎。这直接影响了养殖户的生产养殖,以及春季苗种底播工作。虽说捕捞到的海星有人收购,但批发价低,根本无法弥补巨大的损失。此时的吃,不只是为了解馋,更是拿出了“为民除害”的气魄。而海鲜摊铺前,也没有了饕餮者,一位位正义凌然的“英雄”,脱颖而出。

游客:我听说海星泛滥过来拯救一下。买了四个,准备带回家,给朋友尝尝,因为我们在本地的话,没办法吃到比较新鲜的,然后买一点回家给家里面尝一尝。

青岛市团岛农贸市场海鲜商贩:顾客说现在海星泛滥,要买点吃。一般都买得不多,三四个,就尝尝鲜。这个东西也不能吃多了,吃多了不舒服。

少量食用可以减少海星数量,但只靠吃,在这场海底“灾难”前难免显得螳臂当车。起初,当地渔民主要通过人工潜水的方式捕捞海星,但由于难度较大,为了提高捕捞效率,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特别允许了渔民在养殖区内暂时使用“地笼网”,加快打捞清理速度。

养殖户 吕良忠:海星从地笼网这里爬进去,然后我们捞出来。现在海星在这个地方泛滥,别的东西抓不了它。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管理保障中心研究员  林治术:这次成为应对海星泛滥的应急措施,在海星聚集区使用地笼网,可以有效捕捞,减少海星数量,为贝类养殖减少损失。

受前期海星泛滥影响,很多养殖户心存顾虑,不敢轻易播撒价值不菲的蛤蜊苗。但随着当地采取人工潜水打捞、地笼网抓捕等措施,本周四下午,出海捕捞海星的渔船陆续回港后,记者了解到,现在一条渔船捕捞的海星量仅为高峰期时的五分之一,海星,少了!

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 张光涛:我们对一些没有经济价值的生物,或者说经济价值低的生物的关注,的确偏少。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事件给我们的提示在于,我们应该以后先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养殖或者是环境问题,不要仅仅是去考虑一些生物。我个人建议,还是应该考虑生态系统的后果。比方说,养殖的密度要控制在不要降低这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上。要保证里面所有的生物,不管是幼体期,还是生体期,有适当天敌存在。这样会彼此控制彼此的规模。

本周五早上6点,红岛渔港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渔船在码头里穿梭忙碌,岸上的吊车里已经很难再看到海星的身影。一辆远从福建而来,装满蛤蜊苗的大货车停靠在码头,等待涨潮时把苗种卸到渔船上,养殖户要趁着高水位驾船到养殖区,重新播撒下这一年的“希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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