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卷二•第四章3.独孤皇后孤独先行「爱重情真」
隋唐两朝的两对帝王父子
——有关从杨坚到李世民的历史阅读
卷二·开皇、武德末年纪事
|第四章·殊途同归：两位高祖的夕阳晚景
|独孤皇后 孤独先行
还记得前边说过的隋文帝难耐寂寞偶尔花心的事件吗？
那大约是开皇十八年（598）的事情，那一年隋文帝五十八岁，独孤皇后也应该是五十四、五的人了。
五十四、五岁的人，而且守着的又是按规制也该三宫六院的皇上，但皇后依然醋海翻腾，甚至对大臣纳妾之事也要干涉，可见其妒心之强之烈。
那次皇上偶一为之的感情走私很快就被皇后发现并被镇压下去，但独孤氏内心的创痛却再也无法平复了。
虽然她狠狠地报复了她所有的对手，甚至连就说了她一句“那妇人”的老宰相高熲也未能幸免，但在内心深处，她还是避免不了那种极强极烈地因年老色衰而无法专宠后宫的失落和悲伤。
虽然隋文帝还是经常伴随在她身边，可宫女们还是明显地感觉到皇后“自此意颇衰折”。
仁寿二年（602），开春后再次来到仁寿宫，独孤皇后就感到身体不适，可是心病没有心药，太医们也束手无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皇后一天天衰弱下去。
转眼到了八月，病情陡然加重，终于到了二十四日夜里撒手归西，享年接近六十。
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病逝于仁寿宫【剧照】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这样说独孤皇后的：
“她死于602年，一位宫廷史官立刻宣布她成了菩萨。文帝苦苦思念，对其妃嫔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当他患病时，他悲痛地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杨坚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执政期间对他有如此强烈和持续的影响，这实在少见。”
那位在皇后死后“立刻宣布她成了菩萨”的宫廷史官就是我们前边说过的王劭。
一直很会窥测帝意、吹牛拍马已是炉火纯青的王劭眼看皇上心神俱疲五内大恸，很快就赶写出一篇奏文，用他解说图谶的特殊本事，又来了一次化悲为喜指人为神的表演。
以“佛家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为例，说明刚刚大行的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
而且还又一再举证——
八月二十二日（皇后升天前两天），“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
八月二十三日（皇后升天前一天），“大宝殿后有神光”；
八月二十四日（皇后升天当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而皇后也正是在这之后才“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
独孤皇后就这样被证明是“妙善菩萨”。
身为大隋开国国母，还又成了菩萨，当然要选术士、卜吉日、择吉地。
隋文帝选中的是术士萧吉。杨广闻讯后特意派亲信宇文述前去致意，请他一定要选一块能保佑自己早日登基的风水宝地。
萧吉自然乐于效劳。
皇后死了，也埋了。
一直耿耿于怀于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后宫宠幸，不过数人”的隋文帝一下就没了管束，翻身解放了的他同时宠幸上了两位后宫嫔妃，两位绝色的南国美女——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
这显然是一种力比多长久压抑之后的猛烈喷发。
容华夫人蔡氏【电视剧截图】
|宣华夫人陈氏【电视剧截图】
考虑到此时的隋文帝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加之老妻新亡，将此举解释为在死亡气息催逼下产生的反弹，或者干脆就说成是最后的疯狂也并不过分吧？
应当承认，疯狂也是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出的极端的痛苦。
看起来是扑在别的女人身上，但隋文帝其实还是想在失去皇后的空虚痛苦中转移视点，他想找的，可能依然是与皇后在一起的那份充实和融洽，他是寄希望于能有另外的女人填补皇后离去留下的缺憾。
这当然很难或者压根就不可能如愿。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皇上的希望一次次落空不说，身体也虚弱不堪了。
病入膏肓之后，隋文帝才算明白过来，也才不无悔恨地说出一句：
“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老皇上显然是后悔了。
除了后悔自己年过花甲却在女色上用力过勤，以致一病不起之外，原本就敏感多疑的他还有没有令他捶胸顿足懊悔不迭的其他的什么呢？
波士顿美术馆藏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身穿衮冕礼服的隋文帝杨坚
我们刚刚引用的《剑桥中国隋唐史》里的那句“对其妃嫔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的话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早就知道，大隋曾经的晋王、现在的太子杨广心机颇深，既会不露声色等待时机，也能目光炯炯发现时机，一旦机会真的出现，哪怕是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他也能不失时机奋身一跃，大隋帝国储君太子的位置就是这样到手的。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储君需要兑现，太子要当天子，一直在为这个终极目标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还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杨广难道这一次会错失良机，没有发现随着母后的大行升天由人而神，后宫和朝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不无微妙的变化吗？！
《隋书》里有宣华夫人传，里边这样写道：“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归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这说的是夺太子位之前的事。
那时候杨广任扬州总管，远在江都之时都能将工作做进京城宫中，更何况这时侯他已经安居京师，东宫与皇宫仅咫尺之遥！
独孤皇后逝世之后，为了加强对废太子杨勇的监管，隋文帝索性将他交给新太子杨广幽禁。
一心要为自己辩诬洗冤的旧太子频频上书请见父皇，但都被杨广搁置一边。
无可奈何的杨勇只好爬上大树，对着皇宫方向大声呼喊，希望父皇听见后能够接见自己。场面不无凄惨。
还真是苦心人，天不负，隋文帝还果然就听见了，但杨素轻轻松松一句话便让旧太子所有的希望成了泡影。
对于皇上的问话，杨素是这样回答的：
“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
结果就成了：“上以为然，卒不得见。”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太子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且不说旧太子只要人还在，心就不死；
也不要说三弟蜀王杨秀已经被他借父皇之手废黜；
甚至也不要说时任并州总管、领有五十二州精兵的四弟汉王杨谅随时可能的威胁，单是来自驸马妹夫柳述的挑战，杨广也不会更不敢掉以轻心。
正是由于柳述等人不断在隋文帝面前进言反对的结果，大权在握的杨素竟至也被皇上渐渐疏远了。
后来皇上更是下了一道敕令，以外示优崇，实则削权的手法，剥夺了杨素主持朝廷全面工作的大权，当然了，皇上的话说的极其客气：“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
杨素本人被猜忌，他的羽翼也开始被剪除——
先是他的弟弟杨约被外任为伊州刺史。
接着是他的叔叔杨文纪也被逐出朝廷，迁荆州总管。
甚至连因才华深得文帝欣赏的内史侍郎薛道衡也被逐出了朝廷，去了襄阳。
按文帝自己的说法，薛某人可以说是他的左膀右臂，“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即使如此也要割爱，原因就在于薛某其人与杨素友善，而皇上又不愿意让杨素知道的太多。
这才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
随着杨素之辈的失势，起而代之的就是与旧太子有过密切关系的驸马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这个元岩并不是那个曾在蜀王杨秀处任长史的元岩，后一个元岩那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柳述禁中办事，成了实际上的宰相，而元岩则在朝掌政。
非常时期，人事骤变，杨广的储君之位眼看就要摇摇欲坠，他除了进一步拉拢皇枕之侧的陈、蔡——主要是前者——两位夫人，以为内助，还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时间就这样到了仁寿四年（604）正月，隋文帝在大赦天下之后，按惯例又准备前往仁寿宫避暑，留太子杨广监国。
如此安排对杨广当然有利，而对以柳述为首的同情杨勇的势力则相当不利。
为了阻止皇上前往仁寿宫，同时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真有感应，原杨勇东宫术士章太翼出来谏止，力加劝阻，至于再三。
但文帝坚持不纳，章太翼这时说出了最犯忌的话：“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舆不返。”
他是说皇上此行有去无回。
隋文帝勃然大怒，把章太翼抓进大牢，并声言等自己从仁寿宫返回，证明章太翼纯属胡说八道后，再将其斩首示众。
章太翼后来没有死，死了的是隋文帝自己。
据说死前他曾将太子杨广召至床前，交代一定要放了非比常人的章太翼，原因就在于其人“前后言事，未尝不中。”
事关生死，类似天人感应的记叙旧史中屡见不鲜，姑妄言之，也就姑妄听之。
转述于此，还是因为隋文帝之死后来正史野史版本颇多，且绘声绘色渲染有加，章太翼之说也算是前兆之一吧。
前兆还非止一端——
正月二十七，隋文帝起驾动身去了仁寿宫。
正月二十八就有诏令，命将国家大小政务统统交由皇太子处理。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从来揽权不放的皇上难道真的也感到了什么吗？
四月，隋文帝病重的消息就传了出来。
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人入阁侍疾，太子杨广则入居仁寿宫大宝殿，显然是预防万一的意思。
但所有的人都无疑是在奉诏行事，这能有什么疑问吗？
从隋文帝临死之前还在命太子杨广赦免章太翼的举动看，直到最终咽气前夕，他还是清清楚楚的。
正因为神智清楚，所以皇上虽然卧病在床，但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有理——
六月，再次下诏大赦天下，显然还对康复抱有希望，所以才有此祈福之举；
但人算不如天算，进入七月，终于无奈认命，于初十日将文武官员召来床前，“与百僚辞决，并握手嘘唏。”再三天后，“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
这是《隋书·高祖纪下》的记载。那就是说，隋文帝疾甚而崩，显然不是非正常死亡。
隋文帝杨坚【剧照
但接下来的说法就有些众说纷纭不知所云了。
尤其是那些流传甚广的野史小说，更是极尽渲染极力铺排，将杨广说成是个强暴父皇宠妃于前，弑父夺宫于后的淫棍加恶棍。
几百上千年一直都是这种说法且流传至今，有些后世所谓正史也采信无误。
这很低级，也很无聊。
但又并非都是以讹传讹空穴来风，原因倒也不难理解——
就是因为大隋亡于此后登基的隋炀帝杨广之手，取而代之的大唐君臣自然要对他大加挞伐，而《隋书》、《北史》等书又是大唐贞观朝所成的官修正史，既要厚今薄古，又要以史为鉴，如果杨广真是顺理成章继承大位，那又置抢班夺权的李世民于何地？
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在这里将自己置于两难之境，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接班的过程大有阴谋太过血腥，所以又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隋炀帝太像是自己一伙的前辈先生，那剩给隋炀帝的可不就只有在床帷幄帐之间展闪腾挪的方寸之地了？
但前隋又毕竟刚落下帷幕，所以又无法瞒天过海欺人太甚——再到后来，宋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就没了这种顾虑——左难右难踌躇难定，笔下也就难免隐约闪烁，也就有意无意为后人的曲解发挥乃至演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谁不知道唐朝不仅诗歌发达，就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传奇不也是发轫于大唐吗？
“说尽前朝总是怨”。
对被自己推翻的前代王朝，取而代之的胜利者总是要大肆泼污，否则便不能说明自己一方是在替天行道改天革命。这已经成了惯例和通例。
唐太宗一伙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免俗，只是由于杨隋一朝实在太过短命，而李唐王朝又国运绵长，此种情形才显得格外严重。
李世民及其臣下也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将被自己在马背上打的落花流水尸骨无存的大隋末代君王又在纸张笔墨间重又杀死了一回，并借助后人的推波助澜将隋炀帝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哪怕真的只是无意之举，推波助澜最有力的，也是宋人司马光了。
《资治通鉴》成书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以为后世帝王治世提供借鉴，删减增补无不大有深意，正书之外，还有考异。
因为顾忌到正史与野史的区别，司马光充分利用了正书与考异的不同，在有关隋文帝之死的地方，不仅以散见于《隋书》各处的零星材料为蓝本，同时还将唐人有关的野史小说收进考异，以一种看来是客观公正存疑备考的态度，让谬说得以堂皇面世，为后世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大加演义提供了仿佛是来自正史的依据。
说来说去，所谓隋炀帝弑父淫母大逆不道的有关说法，根源还在于所谓的贞观史臣。
前辈学者于此已有辩诬，这里笔者也就不全是在自说自话信口开河。
既然通过前边的讲述，我们已经对杨广其人的心机心计以及善于掩饰的性格有了相当的了解，当然也就不会人云亦云地认为当年仁寿宫里真有一场由宫闱秽事演变而成的夺位骤变。
直白地说，变故是有的，也部分地与女人有些关联，但那决不是一场让无数后人津津乐道的男女之事宫廷绯闻，也就肯定不会——
【不会什么呢？杨广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