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票喇嘛洞墓地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三燕时期墓地。共有59座墓葬出土了马具，包括辔具、鞍桥、镫、皮革带装饰等几部分，几乎涵盖了目前所见三燕马具的全部类型。除此之外，喇嘛洞墓地的马具也有别于其他三燕马具，包涵了丰富的文化因素。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地处辽西丘陵地区大凌河谷。从1993年至199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对该墓地先后进行5次发掘，总计清理墓葬435座，其中三燕时期墓葬416座。墓地共有59座墓葬出土了马具，ⅠM5与ⅠM17各出土一套甲骑具装。除了这种重装武备，其余随葬马具皆为驭马马具和装饰品。有机质马具大多腐烂，保存下来的多为铁、铜两种质地，多数铜马具表面鎏金。根据出土金属马具的类型判断，喇嘛洞墓地只有ⅡM101出土了整套马具，其余墓葬一般只随葬马具的一部分或几部分，不排除某些马具整体为有机质，未能保存下来的可能性。现将喇嘛洞墓地出土马具介绍研究如下。按照功能可分为辔具、鞍具、镫及固定皮革带的金属构件等几部分。墓地中共有51座墓葬出土辔具，包括用来驭马的衔、镳、引手和用作装饰的当卢。其中衔、镳及引手共56件(套、副)，多数为一衔二镳的组合，少数有衔无镳。(1)衔均为铁质，锻制。由两个联杆套接组成。按照制作方法和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型。A型19件。联杆由两股或三股铁条交股拧制而成，两端各有一环，一端双环相连，另一端套接镳和引手。ⅡM101∶23，完整。联杆长9.6厘米，两端铁环直径均为3厘米(图一，1)。
B型28件。联杆由四棱形或圆柱形的单股铁条锻制而成，两端各有一环，联杆以环相连。可分为两个亚型。Ba型16件。将铁条对折并股作为联杆，两端拧成环。ⅡM9∶17，环残。联杆残长分别为10、10.7厘米，环直径约2厘米(图一，2)。Bb型12件。将铁条两端弯成环，接口处有锻接和不锻接的，少数用铁丝环绕固定。ⅠM5∶28，环残。环口部分未经锻接。联杆残长8厘米，环直径约2.4厘米(图一，3)。(2) 镳多数为铁质，另有少量骨镳和铜镳。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三型。A型1副2件。弧形骨镳。ⅠM48∶9－4、5，棒状，向一侧略弯曲，中部有两个横向的穿孔。其中一件残长10.4厘米(图一，5)。B型2副。条状镳。皆为铁质，锈蚀严重，仅ⅡM217∶13保存尚可，一侧平面近弧形，另一侧平面近“S”形，中部有穿鼻。残长10、11.1厘米(图一，6)。C型26件(副)。呈平板状，边缘加厚，顶端有长方形孔或横轴穿系络头，中部穿系衔和引手。按照形制可以分为四个亚型。Ca型1副2件。ⅡM16∶10，完整。平面呈环形，顶端穿横轴，铆折页，固定络头，镳环中有“×”形支架用以穿系衔和引手。镳环正面为鎏金铜片，背面为铁片，边缘处用铆钉将正背两面铆合在一起。镳环和折页的正面镂空錾刻龙纹。通长15.6厘米，镳环直径10.7厘米(图一，7)。Cb型13件(副)。皆为铁质，锻制。平面呈环形，中空，有“×”形支架用以穿系衔和引手，顶部有长方形穿孔。ⅠM23∶8，“×”字形架上残存衔的环部。镳环直径7.2～8.7厘米(图一，8)。Cc型11件(副)。皆为铁质，锻制。平面呈圆形，中部用铆钉固定穿鼻，用以穿系衔和引手，顶部有长方形穿孔。ⅡM196∶41，残。镳直径8～9.5厘米(图一，9)。Cd型1副。ⅡM202∶22、23，略残。铜质，铸制。平面呈三叶形，顶部有长方形穿孔，中部有一纵向的圆角长方形穿孔，附近原应加铆有铁质的横隔，穿系衔和引手。长10、宽9.4厘米(图一，12)。(3)引手7件(副)。除ⅡM16∶10－6、7为铜质外，其余皆为铁质，锻制。按照形制可以分两型。A型6件(副)。整体呈长“U”形。ⅡM16∶10－6、7，完整。长10.5、宽2厘米(图一，7)。B型1副。ⅡM218∶31，残。与衔形制相同，由两股铁条交拧而成，一端有环与衔相套，另一端残。残长6.2厘米(图一，4)。A型2件。均出于ⅠM5，形制尺寸相似。ⅠM5∶40，微残。整体形状类似倒置的琵琶。上部铆接仰置的半球形铜泡，用来置璎珞。背面铆接铜片，用以固定在皮带上。边缘等距离分布21个穿孔，穿缀套管摇叶，摇叶呈桃叶形。通高38、宽13.5厘米(图一，10)。B型1件。ⅠM13∶31，完整。圆形，表面微显外凸，近中部有一方形穿孔。中部有放射状的凸棱，边缘有连续的錾点组成的波浪纹和小圆圈。直径6.7、厚0.22厘米，穿孔边长0.6厘米(图一，11)。喇嘛洞墓地出土鞍桥均为木芯高鞍桥，因木芯朽烂，仅存金属饰片。墓地中共有6座墓葬出土鞍桥饰片，分别是ⅠM5、ⅠM13、ⅠM17、ⅡM101、ⅡM202、ⅡM266，种类包括鞍桥包片、翼形片、用于固定包片和翼形片的包边、压片、铆钉等。质地有铜质、铁质两种。按照鞍桥的形制，可分为两型。A型1套2件。鞍桥呈倒“U”形。ⅡM202∶24、25，铁质，略残。前后桥形制相似，素面，外缘扣接狭长的槽状包边，将包片包嵌在鞍桥木芯上。包片背面遍布朽木。前桥宽40.8、高23.4厘米，包边开口宽1.2厘米。(图二，2)后桥包片正面有三对上下对应的穿鼻。宽47.4、残高26.8厘米，包边开口宽1.3厘米(图二，1)。
A型翼形片5件，均铜质。ⅠM5∶39－1，完整。上部略呈钩状，中有两个并列的长方形穿孔。高11.6、宽5.7厘米(图二，4)。B型鞍桥呈椭圆形。ⅡM101、ⅡM266两座墓各出土鞍桥包片一套。ⅡM101的鞍桥包片为铜质，包括前桥包片、后桥包片、翼形片、包边、压条、铆钉等部分。前、后桥结构、形制、纹饰相同。鞍桥包片呈椭圆弧形，边缘有钉孔。两片翼形片在鞍桥包片圆弧之内，中部有一长方形穿孔，外缘有钉孔。压条呈弧形，用铆钉固定在鞍桥包片的正面外缘和鞍桥木芯上。包边呈弧形，用铆钉固定在木芯的上端。鞍桥包片和翼形片上均镂空、錾刻龙纹。鞍桥包片对称饰10条龙，其中6条昂首状，4条回首状。每个翼形片上装饰上下两层4条龙纹，上层2条龙，1为回首状龙，1为盘龙，下层纹饰不完整。龙纹身体尾部细长弯曲，四爪，张口，头上有角。龙纹之间装饰卷曲纹饰。前桥包片长47.1、高23.6厘米;翼形片长16.4、宽9.7厘米。后桥包片长53.2、高22.8厘米;翼形片长16.3、宽9.7厘米。包条、压边厚0.1厘米。铆钉长1.8厘米(图三)。
ⅡM266出土铁质鞍桥包片一套，锈蚀严重，复原了其中一件。形制与ⅡM101出土的相同，包片和翼形片有镂空纹饰，其上有包金残片，錾刻龙纹。ⅡM266∶43，包片长45.4、残高25.3厘米;翼形片残长17.4、宽10.4厘米(图二，3)。有2座墓出土了马镫，皆为木芯，外包金属包边。ⅡM16出土的包边为铁质，锈蚀严重，不能复原。ⅡM266∶60，一副2件，残存铜质包边和少量木芯。包边平面近网球拍形，中部有近圆形孔，底部正中略外凸。包边上有等距离钉孔。一件长35.5、宽17.9厘米;另一件长36、宽18.5厘米。包边宽约1厘米(图二，5)。马具的皮革带包括络头、胸带、腹带与鞧带等几部分。其中络头用来固定衔、镳和当卢;胸带、腹带和鞧带用来固定鞍具。皮革带以及附着其上的纺织品大多腐烂，仅残存金属构件。其中具有实用功能的是带扣和节约，另有用做装饰的带銙、杏叶、铃、泡饰及与之相应的固定构件。(1)带扣按照以往的研究分类，带扣既可用做装身带具，也可用做马具，两者形制基本相同，难以区分，一般将出土在墓主人躯干附近的带扣视为装身具，出土位置靠近马具的视为马具带扣。质地有铜质、铁质，有的为铜铁结合。按照结构和形制可分为三型。A型72件。由扣环、横轴、扣舌组成。扣环呈“U”形，两端压扁穿孔，孔内贯横轴，横轴上穿扣舌。固定皮带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带扣横轴上穿折页，固定皮带。ⅠM45∶29－3，铜质。折页为条形，末端呈圭尖状，其上有5个铆钉。通长13、扣环长3、宽2.5厘米(图四，1);其二，皮带穿过带扣的横轴，再以饰片固定。ⅠM17∶27－1，扣环、扣舌为铜质，横轴为铁质。固定饰片为长条形薄铜片。通长3.5、宽2.8厘米(图四，2)。ⅠM45∶23，扣环为铜质，横轴和扣舌为铁质。固定饰片为铜箍和一“山”字形的铆钉。扣环长4.2、宽2.5厘米，铜箍长2.2、宽1.1厘米(图四，3)。
B型6件，皆为铁质。由扣环、横轴、扣舌组成。扣环呈“U”形，两端穿孔，孔内贯横轴，横轴上穿折页，扣环内另附扣舌。按照扣舌的安装方式，可分为两个亚型。Ba型4件。扣舌呈“T”形，穿入扣环的穿孔中。ⅠM10∶5－1，折页残。扣环两端各有两个穿孔，分别穿过横轴和扣舌。扣环长5.6、宽3.1厘米(图四，4)。Bb型2件。扣舌呈“Y”形，附在横轴上。ⅠM10∶8，折页残。“Y”形扣舌与横轴相连。扣环长4.9、宽3.2厘米(图四，5)。C型12件，皆为铁质。由扣环和扣舌组成。扣环呈封闭环形，扣舌穿过扣环。无折页。ⅠM5∶22－3，略残。扣环近梯形。长4.2、宽4.8厘米(图四，6)。(2)带銙带銙大多为装身带具，而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部分带銙位于墓主人脚下或腿部外侧，并且周围有衔镳等马具，因此，这些带銙应为马具的装饰品。这类带銙的出土数量不等，质地与共出的带扣相同，有铁质和铜质两种。形制比较单一，由銙板和銙环组成。銙板正面呈桃叶形或近圆形，下端为长条状弯折到背面，用铆钉固定在皮带上。ⅠM4∶28，完整，铜质。銙板的背面残留有皮革，銙板上有三个铆钉。通长6.8厘米(图四，7)。(3)节约共5件。均为铜质，铸制。整体呈泡状，中部为半球形，边缘出沿，有3～5个穿带孔。按照有无装饰，可分为两型。A型3件。只有泡状底座。ⅠM13∶21，完整。有三个穿带孔。高2、宽7.2厘米、壁厚0.3厘米(图五，1)。
B型2件。泡状底座顶端有穿孔，附其他装饰。ⅡM16∶11－155，节约穿孔内的附件残缺。节约底座上有五个穿带孔，顶部有一穿孔。正面饰一条高浮雕龙纹。高2.2、宽8.5、壁厚0.4厘米(图五，2)。ⅡM16∶11－156，节约上附套管摇叶。节约底座上有四个穿带孔，顶部有一穿孔，内穿穿条，外有套管，穿条顶端附桃形摇叶。底座高1.7、宽6.3、壁厚0.2厘米;套管长5.7厘米(图五，3)。(4) 杏叶共48件。用于胸带、鞧带或者马软鞍上的垂饰。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A型46件。均为铜质，圭形，近上缘处有一横向长条形穿孔。共有7座墓出土A型杏叶，出土数量1～25件不等。ⅠM17∶29，穿孔上穿折页，用来固定皮带。通长11.4、宽4.7厘米(图五，5)。B型2件。杏叶形，均为铁质。ⅠM13∶39，锻制。顶端有一长条形穿孔。长6、宽4.4、厚0.4厘米(图五，4)。(5) 铃用于胸带或鞧带的装饰，也可用来固定网格状鞧带的交叉点。按照形制可分为三型。A型9件，均出土于ⅠM44。伞泡形铃。由泡状铃盖和铃组成。铃盖呈伞状，有的边缘出沿。铃身呈棱台形，中空，铃内置一中空的小铜球。其中8件为素面，1件铃底部用细线阴刻出一个六瓣花，外缘向外延伸出一个镂空的八瓣花形沿。通高3.4、铃盖直径5.8厘米(图五，6)。B型1件。缀摇叶铃。ⅠM44∶20－8，由伞状泡和铃组成。铃身呈棱台形，中空，铃内置一小铁球。铃顶端有一立柱，上缀一摇叶。通高7.7、伞状泡直径5.8厘米(图五，7)。C型3件。球形铃。ⅡM16∶11－157，近球形，中空，顶部有穿孔钮，铃内置一小铁球。高3.9、直径3.6厘米(图五，8)。(6)泡饰用于胸带或鞧带上的装饰。有些仅作为装饰品，有些用来固定网格状鞧带的交叉点，有实用功能。皆为铜质。可分为三类:缀泡套管摇叶、花形泡饰、半球形缀摇叶泡饰。缀泡套管摇叶共有14座墓葬出土这种泡饰，出土数量少则1件，最多的ⅠM5，共出土119件。由泡饰、套管、穿条和摇叶组成。套管用薄铜片卷制而成，自上向下逐渐变粗。套管中有穿条，穿过泡饰中部的穿孔，上缀摇叶，摇叶呈桃叶形。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A型329件。泡饰呈伞状，仰置。ⅠM17∶23，完整。摇叶上模压对凤纹。通高8.1厘米，泡底径4.9厘米(图五，9)。B型1件。泡饰近半球形，覆置。ⅠM45∶28－4，完整。泡饰镂空、刻划一龙纹。通高8.6厘米，泡底直径4.2厘米(图五，10)。花形泡饰共有13座墓葬出土花形泡饰，出土数量最多的是ⅡM16，共150件。泡饰呈八瓣花形，覆置。按照是否穿缀摇叶及固定在皮带上的方式，可分为两型。A型170件。穿条缀摇叶。ⅠM44∶18，完整。由泡饰、穿条和摇叶组成。泡饰顶端穿孔中穿穿条，穿条上缀摇叶。摇叶呈卵形。通高2.3厘米，泡饰底径2.4厘米(图五，11)。B型151件。无摇叶，泡饰顶端穿孔中穿过一个铆钉。ⅡM217∶34－20，完整。铆钉帽部呈盔状，钉末端弯折。通高2.1厘米，泡饰底径3.1厘米(图五，12)。半球形缀摇叶泡饰共13件，泡饰呈半球形，覆置。ⅡM217∶3，完整。由泡饰、穿条和摇叶组成，无套管。泡饰中部穿孔中穿过穿条，穿条上缀摇叶。摇叶呈卵形。通高5.7厘米，泡底径3.5厘米(图五，13)。田立坤先生通过对三燕时期马具形制与结构的观察，将三燕马具分为两组:A组包括A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圆形长柄马镫、圆形镳，此为典型的三燕文化马具;B组包含B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喇嘛洞ⅡM266式马镫、条状镳。该组马具仅见于喇嘛洞墓地，推测与慕容鲜卑劫掠到辽西的夫余人有关。两组鞍桥形制差异明显，宜为分组依据。以上用来作为分组标准的马具皆为实用马具，其中圆形镳在4—5世纪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很常见，喇嘛洞墓地中也有圆形镳与B型鞍桥共出现象，所以暂不将镳作为分组依据。数量丰富的鞧饰是喇嘛洞墓地及其他三燕马具的特色，下面依据鞍桥和镫的分组，对鞧饰也进行分组:与A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共出的鞧饰一般为缀泡套管摇叶、铃和杏叶。目前发现的三燕马具除部分喇嘛洞墓地马具外，均属A组，如北票房身北沟M8、朝阳三合成墓、十二台乡砖厂88M1、袁台子壁画墓，地处中原的河南安阳孝民屯M154、山东青州体育场墓葬等。以上这些墓葬都随葬了成套马具，包括辔具、鞍具、镫，以及相应的胸带、鞧带等几部分，形制很接近。镳皆为C型;鞍具有A型鞍桥包片和翼形片两种，复原后的鞍桥为倒“U”形;镫为长柄环蹬;胸带上有的有铃;鞧带上的装饰比较丰富，常见的有铃、缀泡套管摇叶和杏叶。喇嘛洞墓地可归于A组的墓葬有ⅠM4、ⅠM5、ⅠM13、ⅠM16、ⅠM17、M202。B组马具的典型器物是B型鞍桥，这一类鞍桥饰片在中国境内仅见于喇嘛洞墓地的M101、M266两座墓葬，与之共出的鞧饰以花形泡饰为主，有少量半球形缀摇叶泡饰和缀泡套管摇叶，不见杏叶，这与A组明显不同。因此，可将花形泡饰和半球形缀摇叶泡饰视为B组马具代表。属于这一组的墓葬有ⅡM16、ⅡM101、ⅡM217、ⅡM218、ⅡM266。喇嘛洞墓地的发掘者认为其属于慕容鲜卑文化范畴，并吸收了夫余等民族的文化因素。通过对随葬器物的考察，墓地年代为前燕，以及前燕建国前不久，即3世纪末到4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就马具而言，喇嘛洞墓地A组马具的类型、形制与其他三燕马具基本一致。比照北票朝阳地区出土三燕马具的墓葬，北票房身北沟M8是出土全套马具的墓葬中年代最早的，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前燕建国之前的4世纪早期;年代相对明确的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田立坤先生根据墓葬形制提出该墓为辽东大姓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和墨书题记，推测该墓年代为永和十年(354年);安阳孝民屯晋墓从地理位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应为前燕势力发展到中原地区的遗存。年代大致在永和八年(352年)，前燕占领邺城，势力到达河南北部之后，到太和十一年(370年)，前秦攻克邺城。通过这些墓葬年代推断喇嘛洞墓地A组马具的年代大致为4世纪初至4世纪中后期，属三燕文化。B组马具中的鞍桥和镫在我国境内只见于喇嘛洞墓地，当为喇嘛洞墓地另一典型遗存。B组马具与A组马具的区别除了鞍桥和马镫之外，还体现在泡饰上:A组以泡饰仰置的缀泡套管摇叶为主，B组以泡饰覆置的花形泡饰和半球形缀摇叶泡饰为主。花形泡饰在三燕墓葬中很少见，但在高句丽墓葬中比较常见，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发现。谏早直人先生认为，这种泡饰最早出现并流行于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墓葬，如禹山下墓群、西大塚、千秋塚等出土了大量花形泡饰;赵俊杰先生也认为，花形泡饰是高句丽泡饰演变的早期形制。这些出土花形泡饰的高句丽墓葬集中在4世纪，因此，判断喇嘛洞墓地B组马具年代与A组一样，均为4世纪。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高句丽的马具受了三燕马具的强烈影响，而田立坤先生则认为，三燕的马具和其他遗存，在影响高句丽的同时，也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喇嘛洞墓地的B组马具，显然包含了大量高句丽文化因素，并深受其影响。鞧带与胸带、腹带共同使用，用于固定马鞍。根据现有的图像材料和复原推测，三燕马具的鞧带有三种绑系方式(图六)。甲类:从东汉画像石墓中可见，东汉时期已开始使用鞧带，绑系方式一般为两条鞧带绕过马尾。东汉辽阳壁画墓中常见射猎图，如辽阳北园M1墓室左壁骑射图中所见的马具，包括辔具和鞍具，其中鞧带为四条皮带绕过马尾(图六，1)。年代与之相近的甘肃嘉峪关壁画墓中，有大量的狩猎图和出行图，图中马大多使用鞧带，为两条或三条带子绕过马尾(图六，2)。北园1号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早期，嘉峪关壁画墓年代，发掘者认为，年代为东汉时期，说明东汉魏晋时期已普遍使用鞧带，但却未见鞧带上的装饰。
三燕马具也使用这种无装饰的鞧带。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东壁绘有狩猎图，图中墓主人骑马狩猎，明显能辨识的马具有障泥、胸带及其上的銮饰、鞧带。其鞧带的绑缚方式与辽阳北园M1，以及嘉峪关壁画墓中鞧带相同，四条皮带绕过马尾固定鞍具(图六，3)。这种鞧带上的金属部件只有带扣，因此未出土鞧饰的墓也有可能随葬了软鞍和甲类鞧带。乙类:南京象山M7中出土了一件陶马，尾部有横纵垂直的网格状鞧带，皮带相交处呈圆形，应为节约一类的饰件，鞧带边缘似有杏叶装饰(图六，4)。发掘者推测该墓的年代为东晋早期，这种鞧常见于北朝的陶俑上。三燕马具也有这种网格状鞧带的图像，朝阳三合成墓中出土的鞍桥包片上的錾刻图案中有骑射图，马具清晰可辨，鞧带即为网格状，横向三条纵向一条(图六，5)。这种鞧带需要金属构件来固定交叉点，从而使鞧带穿系方式变得更复杂。三燕墓葬出土的泡饰、铃都可以固定在皮带的交叉点上。通过对安阳孝民屯M154出土马具的复原来看，这座墓马具的鞧带呈纵5条横6条的网格状覆盖在马背部，每个交叉点上固定一个銮铃，鞧带边缘悬挂杏叶(图六，6)，因此，有大量杏叶、铃及泡饰的马具鞧带，应采用了网格状绑系方式。喇嘛洞墓地及其他三燕墓葬出土的A组马具普遍使用了网格状鞧带。丙类:喇嘛洞墓地的马具中含有明显的高句丽文化因素，根据高句丽壁画墓中的骑马图和射猎图所绘，高句丽马具的鞧带绑系方法有两种:一为网格状鞧带，如集安城山下M332甬道东壁的骑射图、朝鲜平安南道的德兴里壁画墓中间通道狩猎图;一种为皮带环绕马尾，通过节约使鞧带呈辐射状。如集安通沟十二号墓甬道两侧的狩猎图，马鞧带只有一条带绕过马尾在马背部通过节约一类饰件固定，垂饰杏叶(图六，7);集安舞踊墓主室右壁狩猎图中，马的鞧带中央为一四向节约，连接的皮带两条固定鞍桥，两条绕过马尾(图六，8);平壤近郊的双楹塚墓道西壁骑马图，马的鞧带中央为一五向节约，分别连接鞍桥，绕过马尾，节约上垂饰杏叶(图六，9)，鞧带上等距离分布的圆形装饰，推测应为片饰或者花形泡饰。这种鞧带通过节约固定皮带，而以往的三燕马具中未见节约，只有喇嘛洞墓地的三座墓葬中出土了节约，且穿孔数量不规则，有三向、四向、五向三种。结合高句丽壁画墓中的多向节约使用情况，这一类使用不规则向节约的马具鞧带应与高句丽马具一样为辐射状。绘图:王宇、万欣、潘玲、林雪川 摄影:穆启文、万欣、王宇
(作者：王宇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潘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万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