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的研究认为，权杖在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只是游弋于华夏边缘，中原王朝似乎并未接受这一外来文化特质。本文梳理了以往在河南、山西和陕西考古发现的权杖（头），发现这些权杖均出自三代时期王畿内的高等级墓葬，其使用者包括诸侯国国君、国君夫人、高官、军事首领或高等贵族。从而证明，夏、商、周时期部分社会高层已接纳权杖，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身份等级的标志物。这一新认识对深化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此前曾就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权杖及其来源发表过一些粗浅看法。在论述权杖这一外来文化特质的同时，也注意到权杖在传入中国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只是游弋在中原以外的华夏边缘，如西北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西周早期出现在陕西西部的宝鸡地区。这似乎暗示，中原王朝对这一外来之物并未接受，甚至持有某种防范心理。事实果真如此吗？最近，陕西渭南澄城县刘家洼M2出土的金首铜樽权杖显然不支持上述看法。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挖掘中原内陆以往究竟有哪些相关的考古发现？使用权杖的又是哪些人？只有在了解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说清楚中原王朝是如何面对权杖这一外来之物的。下面按照时代早晚，对中原地区相关的考古发现做一全面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偃师二里头铸铜遗址附近曾出土一件象牙权杖。此器保存完整，杖首为半圆蘑菇状，其下连接一小圆盘，再下为略呈弯曲的细长杖柄，全长47厘米。（图一：1）此器最初报道为象牙杖，后在报告文集中改称象牙簪。考虑到其长度近50厘米，尽管杖柄略微偏细，但作为簪来说还是太大了，应该是权杖。198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半圆蘑菇状骨器，下端凿刻榫槽，残高5厘米。此器应为权杖的杖首部分。1993年，在《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这部图录中再次披露一件出自二里头遗址的权杖。此器为骨质，其形制、结构和尺寸与前述象牙权杖完全相同，惟杖柄笔直。此器杖头直径4.2厘米，全长47.5厘米。（图一：2）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发掘了小屯5号墓，在众多随葬品中，有1件非常不起眼的球形权杖头（编号：86），石灰岩质地，器表打磨光滑，用蓝色彩绘三股横线条带，将球体均等地分成上、中、下三部分。纵向对钻一孔。器高4.8厘米，直径5.9厘米，孔径2厘米。（图二：1）1976年，在陕西省宝鸡竹园沟M13出土1件铜权杖头（BZM13∶163）。球形，在器腹最大径部位铸3枚乳状瘤突，顶和底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贯通。通高4.4厘米，横径4.6厘米，孔径2.2厘米。（图二：6）此器厚重，由一块内范、两块外范合铸而成，重350克。发掘者初定名为“异形兵器”，属“敲砸器”。后有学者改称为“三钉殳”。1975年，在陕西扶风法门乡庄白村伯墓出土1件铜权杖头（编号：055）。主体椭圆形，器表铸5枚放射状尖齿，俯视呈五角星形。顶和底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贯通。通高6.2厘米，孔径1.8厘米。（图二：7）此器系合范铸造，重470～500克。发掘者初定名为“五角状殳”。后有学者将其归入棍棒头一类。20世纪50—70年代，在发掘河南洛阳北窑墓地时出土数件球形铜器。其中，属西周中期的M52出土2件，扁球形，顶和底有矮銎箍，銎孔上下贯通。1件（M52∶15）器表饰平行瓦棱纹。高3.5厘米，直径4厘米，孔径2厘米。（图二：4）另1件（M52∶16）器表饰弧曲斜向凸棱纹。高3.4厘米，直径4厘米，孔径2厘米。（图二：5）另在M137出土1件（M137∶2），上部为球形，下接圆柱状骹，器表铸3排乳钉，銎孔上下贯通。高3.2厘米，球径3.2厘米。（图二：3）这几件铜器均为实体，较重，可作为击打兵器，应为权杖头。但发掘者在报告中误将这些杖头归为车器的“輢饰”（车门或车舆转角纵向栏杆顶部的装饰）。实际上“輢饰”在北窑墓地也有发现，而且有些器形和尺寸与上述权杖头非常相似，如北窑M132出有2件，上部球形，下接长方形銎箍。M52出土2件，上部为兽首造型，下接圆柱骹。不同的是，这些“輢饰”均用较薄的铜片制作，銎孔顶部未贯通，重量轻，不宜用来击打。在北窑墓地还发现一件西周中期的石权杖头（M306∶11），石灰岩质地，銎孔上下贯通。直径4.6～5.1厘米，孔径1.1～1.6厘米。（图二：2）1977年秋，陕西扶风博物馆在召公镇废品收购站拣选1件铜权杖头（编号：0317），俯视六角星形，侧视近菱形，銎孔上下贯通。器表从上到下铸3排螺蛳状乳突，每排6枚，计18枚。其中，中间一排的乳突稍大于上下两排。通高4.5厘米，孔径2.8厘米。重800克。（图二：8）此器初定名为“球刺状殳”，根据器表乳突数量较多这点被定为西周晚期。实际上，其外形特征与鄂尔多斯一带流行的铜杖头非常接近。1993年，北京大学和山西考古研究所在曲沃天马—北赵晋侯墓地挖掘了M62、M63和M64三座西周晚期大墓。在M63椁室西北角有件小铜盒（已朽），盒内放置一批精美玉器。其中有件“玉罍”（IIIM63∶121），深绿色，小口，圆腹，器孔可见砣磨旋转的棱面，肩部饰阴线鸟纹，上半部饰浮雕涡纹间叶纹，下部饰三角垂叶纹。高6.2厘米，直径6.9厘米，孔径3.3厘米。（图二：9）此器无底，上下贯通一孔，应为权杖头。发掘者指出，此盒内存放玉龟、玉鹰、玉鸮、玉牛、玉熊等与殷墟妇好墓所出同类玉器如出一辙，其中有些应为周人早年缴获的战利品。不知是否包括这件玉权杖头在内。20世纪60—80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挖掘侯马上马墓地时，在M5218墓穴的东南角出土1件“玉纺轮”（M5218∶32）。此器扁球形，玉髓质地，棕色，器表打磨十分光滑，制作精细，应为权杖头。直径5厘米，高3.1厘米，孔径1.8厘米。（图二：10）2017年—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澄城县刘家洼遗址发掘两座遭严重盗掘的中字形大墓。其中，在M2墓室左上角随葬一件权杖，杖头系纯金铸造，扁球蘑菇状，下接圆柱状骹。杖顶圆面饰一组独立的蟠螭纹，周边环绕一圈绹纹。杖头其余部分满饰相互缠绕的蟠螭纹。杖头直径2.5厘米，高6厘米。权杖下部铜镦长3.5厘米，直径2厘米。木质杖柄已朽，据残留痕迹可知，此权杖长140～145厘米。（图三）
以上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考古所见夏、商、周三代的权杖（头），除去二里头遗址所出两件出处不明以外，其余均为墓中随葬品，经初步分析，这些使用权杖（头）的墓主应该包括了以下几类人。陕西宝鸡竹园沟M13位于整座墓地的中央，墓室面积15.375平方米，为该墓地22座墓中规格最高、面积最大者。墓内一椁二棺，殉一妾，随葬青铜器183件，其中铜礼器26件，规格为七鼎三簋。墓内所出铜权杖头为该墓地唯一所见。墓主应为西周早期国的首领伯。陕西澄城刘家洼M2全长64米（含墓道）米，深12米。椁室长7米，宽5米。墓内残存各类文物400余件。包括鼎7，簋、盘、鍑各1，编钟、编磬各2套，建鼓4，陶埙1，还有木制琴、瑟等乐器及大量的车马器、漆器、铁器、兵器和少量玉器。其中，墓内椁室所出建鼓的铜柱套上刻写铭文“芮公作器”，其下叠压的铜戈上有铭文“芮行人”。可证M2墓主系春秋时期芮国的某一代国君。河南安阳小屯5号墓规模不是很大，但墓内殉16人、6条狗，随葬品更是多达1928件。其中，铜礼器就有200余件，种类几乎囊括了殷墟以往出土的所有门类，包括偶方彝、三联甗等罕见的铜器精品。此外，还有精美玉器755件。此墓随葬的铜礼器多成双结对，其中109件有“妇好”铭文，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将甲骨文与金文两个同名人物对应起来的王室大墓。据卜辞所记，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她曾主持一些重要的祭祀，并多次统领军队征伐羌方、工方、巴方。商代卜辞所记用兵最多的一次即由妇好任统帅，兵力多达一万三千人。有学者猜测此人为商王武丁之妻，从年代看有这种可能。在这位大人物的墓内竟然随葬一件小小的石权杖头，很不起眼，却意味深长。曲沃天马—北赵晋侯墓地M63是一座中字形大墓，有南北墓道，全长35米。墓室长方形，积石积碳，墓内一椁二棺，随葬品多达4280件，仅玉器就有近800件。铜礼器包括鼎3、簋2、壶2，爵、觯、方彝、盘、盉、鼎形方盒、筒形器各1。根据与之相邻的M64出有“晋侯邦父”铭文铜器推测，M63的墓主应系晋侯邦父的次夫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两件完整的骨（牙）权杖，遗憾的是出土单位不明。鉴于这两件器物保存完整，质地贵重（象牙），形制相同，而且尺寸极为接近，显然是按一定之规制作的。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大型墓葬，但在一些中型墓内随葬有铜礼器、玉器或其他高规格器皿。据此不难推断，这两件权杖的主人应为夏王朝的上层人物。陕西扶风法门乡庄白村伯墓的棺椁遭扰乱，形制不明。墓内随葬铜礼器有鼎3，壶2，簋2，爵2，甗、饮壶、觯、盉、盘各1，以及铜“山”字形钺、有銎戈及权杖头等。通过对墓内所出铜器及其他传世铜器铭文的研究，可知系录国（非姬姓诸侯国）国君，穆王之世曾仕于西周王室，并参与伯雍父征伐淮夷的战争。伯墓现身于扶风，可见王畿之内有他的采邑，身份不低。河南洛阳北窑墓地随葬权杖头的墓均遭盗掘，仅残余少量兵器、车器或其他小件器物，墓主身份已不可考。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5218是一座大型铜礼器墓，墓内一棺一椁，随葬品400余件。其中，铜礼器17件。包括鼎5，鬲、簠、豆、壶、鉴各2，甗、盘各1，铜编镈2组13件，还有兵器、车马器、玉石器、骨器、陶器、漆器、铜器小件等。此墓随葬5鼎，墓主应为晋国大夫一级的高等官员。有意味的是，上述权杖（头）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夏、商、周三代的王畿之地，而且均出自高等级墓葬，权杖的拥有者包括王侯、高官、军事首领或高等贵族一类。这表明中原王朝三代时期的社会高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权杖这一外来器物，并将权杖与中国传统礼仪器具中的斧钺、青铜礼器并列，共同构成象征王权和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物。（图四）
在中原地区，至今不见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权杖（头）。反之，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年代更早的权杖（头）均发现在中国的大西北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其中，西北地区的重要发现有如下一些。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在洮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在广通县（今广河）一老者手中购得1件权杖头（编号K1632）。此器为白色大理石质地，扁球形，器表打磨，纵向钻孔。（图五：1）据安特生记录，这件器物被定为石球，出售者告知出自广河县瓦罐嘴遗址，出土时放在墓主手边。瓦罐嘴遗址属于半山文化。20世纪70年代，甘肃广河县博物馆征集3件石权杖头。其中，2件近球形（图五：2，3），1件椭圆形。（图五：4）据称全都出自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该遗址系齐家文化的命名地。2009年以来，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发掘出土有石质、铜质权杖头。其中，石权杖头为球形（断裂），器表打磨光滑，纵向穿孔。铜杖头呈梯形柱状，器表铸有三股条带突棱。（图五：5）该遗址属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另在该遗址还出有一件铸造铜杖头的石范，可证此类器是在当地铸造的。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河西走廊的玉门镇发掘了火烧沟墓地，清理四坝文化墓葬313座。其中，在M310出土1件铜权杖头（76YHM310∶7）。此器为卵圆形，纵向贯穿一孔。杖头顶部沿銎孔一周有微微凸起的窄箍，最大径处嵌铸了4枚长有螺旋盘曲大角的羊头圆雕，造型写实。杖头底部收缩成圆柱銎箍，有凹凸弦纹。（图五：6）近年整理玉门火烧沟墓地的发掘资料得知，该墓地有10余座墓随葬石权杖头，多为球形、扁球形，器表细致打磨。（图五：7）四坝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50年至前1550年。新疆境内发现的杖头数量很多，主要集中在天山南北两侧，以青铜时代最为集中。2002年，在若羌县小河墓地清理1934年瑞典学者贝格曼（Bergman）根据向导奥尔德克口述的那座“木房子”时，出土1件白色大理石权杖头，此器球形，器表打磨光滑。（图五：8）据贝格曼的记录，奥尔德克曾在这座“木房子”内挖出一具老年女性尸骨。此次挖掘证实，这座所谓的“木房子”实际上是小河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BM28）。此杖头也是该墓地出土的唯一一件，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000年。在新疆北部的昌吉县博物馆收藏一批权杖头。其中，在英格堡遗址征集1件，汉白玉质地，器表黄褐色，球形，最大腹径处雕凿5枚乳状瘤突，器表打磨光滑。（图五：9）2007年，在乌鲁木齐市南郊板房沟乡萨恩萨依沟口墓地第45号墓出土1件铜权杖头（07WSM45∶1）。蘑菇状，上部为扁圆“蘑菇头”，下接圆柱銎箍。（图五：10）发掘者认为，此墓所出素面灰陶罐接近阿勒泰的切木尔切克文化风格，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属青铜时代早期。
再向西进入中亚地区。这里最早的权杖出现在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前后）。1903年—1905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R.Pumpelly）在土库曼斯坦挖掘安诺（Anau）遗址时出土一批石权杖头。其中，在第二文化层出土一件球形（编号：NK191），单面钻孔。（图六：3）在南土丘C文化层出土一件梨形（编号：SK156），属III-IV段。（图六：4）同一层位还出有一件球形，底部带矮圈足台座（编号：SK132），属III段。（图六：5）在上文化层出土的一件为亚腰圆柱状，似钟形（编号：SK67），属IV段。（图六：6）安诺遗址从中文化层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在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Намазга）遗址也出有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石权杖头，扁球形（图六：1，2），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塔吉克斯坦的萨拉兹姆（Sarazm）遗址出土一批石杖头，分为扁球形（图六：7）和球形（图六：8）两种，器表打磨光滑，单面钻孔。年代为公元前4千纪至前3千纪，属红铜时代。土库曼斯坦的松巴尔（Sumbar）墓地不少墓内随葬石权杖头，除去球形（图六：9，11）以外，多见底部加带矮圈足底座的扁球形（图六：10）、球形（图六：12）和梨形。（图六：13）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研究表明，此类遗存系伊朗埃兰文化影响的产物。年代更早的权杖主要集中在近东地区。1961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佩萨·巴尔—阿东（PessahBar-Adon）率领一支考古队在死海西岸一高耸的峡谷内发现了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Mishmar）洞穴，洞内窖藏了429件铜器和象牙器。其中，铜权杖头和铜权杖的数量就有近400件。绝大多数杖头为球形和梨形，有的在表面还加铸有乳状瘤突或刺状钉头，少量铸有野山羊、大角羚羊等动物圆雕。（图七）经碳十四检测，此窖藏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后，属铜石并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权杖（头）可以土耳其著名的恰塔尔休于（Çatalhüyük）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出土杖头较多，造型多为球形，个别椭圆形，器表打磨光滑，单面钻孔。（图八：1-6）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属于有陶新石器时代。土耳其中南部的尼代省（NideProvince）Çiftlik附近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权杖头为灰色大理石质地，质地较粗，球形，器表打磨，单面钻孔（图八：7），年代为公元前6400年至前6000年。在土耳其南部乾—哈桑（Canhasan）遗址的2B层出土1件红铜权杖头。球形，纵贯一孔。考古学家最初将其定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后经测年，为公元前5750年至前5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用金属铸造的权杖头。（图八：8）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权杖和杖头均出自近东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两河流域和黎凡特南部，年代可早到距今一万年以前。以土耳其中南部的哈兰—切米丘（HallanÇemiTepesi）遗址为例。该址出土的石权杖头为扁圆形，器表经打磨处理。（图九：1，2）属前陶新石器A阶段（PPNA），绝对年代为公元前9500年至前8800年。该遗址还发现有连体式短柄石权杖，杖头雕成兽首状。（图九：3）在土耳其的科尔提克丘（körtiktepe）也出有前陶新石器A阶段的石权杖头，扁圆形，器表经打磨（图九：4-6），年代为公元前9500～前8500年。在该遗址的M4，随葬的权杖头被放在墓主的胸口处。（图九：7）追根溯源，早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无陶新石器时代，近东地区的先民率先创造出权杖这一文化特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权杖逐渐扩散到近东的周边地区，相继传入欧洲、北非和高加索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进入全新世气候大暖期的最佳时期，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由此造成了人口压力。与此同时，随着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对特殊资源的控制加剧了社会冲突和族群的迁徙，进而推动了不同区域文化交互进程的加快。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权杖向东传入中亚南部的河谷绿洲，并继续向北、西北流动，相继进入哈萨克大草原、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区，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进入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图一〇）
权杖为近东地区先民首创的文化特质，自西而东，从安纳托利亚最终传入中国，并被夏、商、周三代的社会高层所接纳，在权力政治的语境下，这一文化特质的传播与大麦、小麦、山羊、绵羊、牛、马等生活资料的引入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将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新课题。后记：承蒙陕西省考古院副院长种建荣先生同意，本文使用了陕西澄城县刘家洼遗址M2出土金权杖头照片，在此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种建荣先生表示感谢！
(作者：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