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多神，又为近代国人衡评中西宗教信仰高下一标准。惟中国之多神，亦中国人心一表现。凡中国人所亲所敬，必尊以为神。如父母生我，乃及历代祖宗，皆尊以为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纵历数千年以上，中国人亦必尊以为神。士农工商四业，除商业外，孔子为至圣先师可不论，如稷为农神，夔为乐神，其他百工尊以为神者难缕举。自人文界推至自然界，吾心亦莫不有敬有亲。敬而不亲，于心有憾。亲而不敬，于心有愧。故天地亦如父母同尊为神。敬之与亲有间，则礼生焉。礼者，体也。天地万物，实与心为一体。而此体之本，则在我之心，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而中庸则谓之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于我心而见其真实不二，斯得之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孔子于鬼神，非信非不信。宗庙社稷，以至祖先祠堂，祭拜之礼，特以教敬，斯已矣。敬则仍在己之一心，务使己心能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与不知分，则信与不信亦难定。又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四者，西方文学，一切小说戏剧多好言之。西方宗教则惟上帝一神，与文学中言神有别。今人谓西方宗教乃一神论，实亦可谓之无神论。中国古诗三百首，以及离骚楚辞，皆言神，但与西方文学中之神不同，以其与怪、力、乱不同。故若谓中国有宗教，乃多神教，而孔子亦近神。汉赋及乐府，下至诗词散文，以及小说传奇，虽亦间有怪、力、乱，然皆非言怪、力、乱，乃别有所指。如水浒传乃以忠义为言，非倡乱。金瓶梅则及于乱矣，非乱于上，乃乱于下，非乱于国，乃乱于家，斯尤乱之甚者。然金瓶梅终为禁书，不得流传。聊斋志异言怪，亦非言怪。凡中国文学中言神，则莫不涵敬意。此见全部中国文学虽言怪、力、乱、神，亦无大违于孔子之教。近代国人乃以西方文学为宗，提倡新文学，怪、力、乱皆不排斥。而金瓶梅则以新文学观念再获提倡研究。亦有人言，提倡新文学势必达于非孔反孔，此亦一例矣。又如平剧中有《白蛇传》一剧，白蛇为怪为乱，而法海则为神为力，双方斗法，白蛇负，被幽雷峰塔下。白蛇夫许仙官，乃一极平常人。然剧中表演，毋宁同情许仙官与白蛇精，而于法海之神通广大则转少赞赏。尤其是祭塔一幕，白蛇与其子相，唱辞哀怨，可使闻者泣下。夫妇母子，人伦大道，剧中寓意，亦不失中国文化大传统。惟偏在怪、力、乱、神方面，乃终成为一小说一戏剧，终非中国文学之正统。今再言孔子何以不语怪、力、乱、神。姑再举一小例。余幼时亲见乡间有招魂术，一村妇口念咒语，能招亡魂附体发言。其言非亡魂亲人绝不知，而此村妇能言之。此术遍布中国全社会。类此术者尚多，今不缕举。凡此皆属神而怪。今国人尽斥此等为迷信，又谓其是一种低级信仰。中国人言魂魄，魄附体以俱灭，魂气则无不之，如孔子之魂气，岂不仍流布存在于今日之中国。村妇招魂及其他怪术，实皆有关魂气方面。若认此即为中国之宗教，则中国宗教中实涵有极多科学成分。即须有此下一种新科学加以深究与详阐，不得以西方科学所无，即尽斥之为不科学。但非积长时期多数人之研寻，不易遽得定论。孔子则志在人道，志在教人心能有信，能有敬，求之内，不求之外，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并其言性与天道亦不可得而闻。后起如道家阴阳家，多言自然，言宇宙万物，遂多转入人间迷信。傥能深究，实皆有关科学。英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史，乃谓中国科学源于道家。惟孔孟儒家则所重不在此。中国文化大体系偏重儒家一途，自然科学乃不能如西方之畅盛发展。若以为此乃中国文化之所短，实亦即中国文化之所长。盖中国亦自有科学，自有发展，特其途向不同，此亦中西文化体系之相异处。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