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文明之谜
16世纪，一位欧洲旅行家在波兰观察到“整个波兰王国，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家庭不学习《托拉》（宗教典籍），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儿常年投身学习，最起码户主赞助一位青年学生”。
古代儿童的身份首先是个劳动力，一个农民的孩子上学，意味着他不能帮家里干活，并且父母连续数年倒贴钱，花在教育支出。犹太人是少有的实现全民教育的族群。
或许按照现代的标准，宗教学校的课程内容狭窄，可是在几百年前的农业社会，一个孩子上得了学校，获得文字写作技能，在文盲面前，就拥有了降维打击的优势。
识字后，就有机会摆脱种庄稼困在土地的命运，可以开店经商。做任何一门生意都要记账、商业通信，文盲是胜任不了的，如果是金融业，从业者还要擅长计算利率。没学过数学，高利贷都放不了。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师傅通常要提供教育，徒弟每周两次去公证人或者教会那里学习认字和简单算数。跟目不识丁的放羊娃相比，工匠商人子弟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出一截。
反过来看，工商业属于高成本高回报行业，徒弟在学徒期其实充当了免费劳动力，以青春期的无偿工作，来换取未来光明的前途，学到包括识字在内的职业技能。因此，教育局限在城市，无法惠及到广大农牧民。
根据以往的观点，犹太人擅长商业是形势所迫，他们法律上不允许拥有土地财产，所以只能从事工商业。其实这种职业选择是市场自发行为，欧洲各国最初没有禁令，犹太人照样一窝蜂涌入到工匠商人岗位，数百年后，禁令才颁布。
在罗马和阿拉伯人治下，犹太人不受限制，可以购买地产，但他们仍抢破头进城，毕竟做生意比种地的收入回报高太多。马克斯·韦伯推崇的新教资本主义，其实没什么奥秘。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要求信徒必须阅读经书原文，识字率一提高，前途骤然光明。
16、17世纪的波兰地区，德裔路德派移民和犹太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也是最富裕的，波兰统治者还称呼后者为“知识百姓”。在周边的文化荒漠里，犹太社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宗教改革促成商业成功
希伯来文明的优势奠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一场宗教革新运动，法利赛派（Pharisees）为了捍卫纯洁信仰而推广教育，并没有预见到经济效用。这个无心之举造福子孙后代，功在千秋。
在基督教的话语权中，法利赛人是伪君子的同义词，名声不佳。事实上，这些人并不迂腐，恰恰相反，法利赛派产生于政治不满，充满了改革精神。
当时统治以色列的马加比王朝实行政教合一，王室既掌握了世俗之剑，又控制宗教资源。强大的王权引起了部分犹太教学者的警惕，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担忧教会丧失独立性，沦为统治者的装饰门面。
这部分学者文士因为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获得了法利赛的称呼，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意为分离派。为了打破宗教资源的垄断，法利赛派把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民间，向平民百姓教授知识。原本封闭在祭司圈子里的《托拉》，普通人也能阅读学习。一个人无论多么贫穷，多么卑贱，只要通晓《托拉》，便可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人人皆祭司的进取精神蓬勃生长。
专心研究上帝的律法，是每一个犹太人的权利，不该让祭司阶层独占。在法利赛派内部，教会领袖(名号头衔为拉比)经过学习考试，由信众推举而产生，普通人要经过千辛万苦，一步步努力才成为团体的领导人。官方犹太教的教会领袖，尽管这些人也有着优秀学识，但祭司的位子是通过世袭继承而来。
这种坚信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使得法利赛派藐视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的王公子弟。宗教上从道不从君，维护律法纯洁性，跟政治上遏制特权，倡导平等主义，两股思想力量合起来，产生了令统治阶级畏惧的民间力量。
不过，法利赛人是思想的激进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以社会下层农牧民为主的奋锐党人，民粹主义更加浓烈。在教义理论方面，双方的相差无几，在政治活动上，奋锐党人比法利赛人要激进暴烈。
法利赛派的群众基础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工匠农场主，也就是前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偏爱温和渐进的改良，教书扫盲，捐款慈善，保护妇女儿童弱势群体。
法利赛领袖约翰兰·本·撒该（Johananben Zakkai，公元30年后担任拉比职务）参与司法修订，在他的努力下，惩罚通奸嫌疑妇女的法律有所宽松。约翰兰还在圣殿祭祀仪式等议题，抗议上层的特权，但斗争严格局限体制内，不谋求暴力革命。
法利赛派和奋锐党人的路线分歧，仿佛是先秦儒家墨家之争的翻版，结局也如出一辙，精英化的团体获胜，主导了本民族未来两千年的意识形态。
马加比王朝末年，国王的女婿希律（公元前47—前4年）谋朝篡位，沐猴而冠地称王。新君得位不正，进一步动摇了王权的神圣性。希律家族依附谄媚罗马人而起家，夺权后又不能有效控制臣民，政权被罗马废黜吞并。
法利赛派愣住了，反了王权这么久，没想到马加比王朝真亡了。国家领土被外族吞并，法利赛人兴高采烈，甚至身上没有一丝亡国奴的哀伤。按照他们的教义，神圣的国度与世俗的国度本该就分离开来，当下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到了耶稣生活的年代，法利赛派成了气候，势力不容小觑，不过法利赛人因死守规矩，而被耶稣贬斥为伪善者、道学先生。
犹太国灭亡后，法利赛人掌控了犹太教。成功主要归因两个长处：第一，有教无类的智识主义，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胜出的关键就是教育，孔孟的门徒掌握了典籍，拥有文化话语权。
第二，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公元66年至70年的民族大起义中，法利赛人站对了立场。
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的奋锐党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主义。沉浸在狂热情绪的起义者，丝毫没顾及到敌我力量悬殊对比。
法利赛派领袖约翰兰·本·撒该，很清楚罗马的强大实力。民间传说，为了逃离耶路撒冷，他藏在一口棺材里，由门徒抬着，以防奋锐党的搜查。
贵族祭司起初受到起义者裹挟，不情愿地加入叛乱，后来因为意志不坚定，被革命群众收押监禁。贫下中农坐上了宝座，随心所欲地处置上等人，在对外作战之余，抽空清算了国内阶级敌人。约翰兰如果不是及时跑路，可能也会遭到清洗。
法利赛人不是不恨罗马，他们只是认清现实，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案，假装服从外族，换取有限度自治。奋锐党人，简单粗暴，直接开打。
起义结束后，旧权贵们被奋锐党人屠杀，奋锐党人被罗马军团屠杀。法利赛的领导层及时逃走，自动成为最大的势力团体。约翰兰得到了帝国代理人的身份，协助官吏收税，维持治安，而罗马总督不干预犹太人的内政，尊重犹太教习俗。
原本是旧制度下政治异见人士的法利赛派，终于获得自由。他们设定了任人唯贤的规则，犹太教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不是由权势和财富推选，而是由才学品德推选。
没有贵族阶层后，学者享受的待遇大幅度提升。每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宗教典籍研究院，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以保证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钻研上帝的律法。有的院长一年到头，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夜以继日地伏案读书，专注于《托拉》的研究。
为了保障人才不断档，一些年轻的学者受到招募，每天定时跟院长一起学习课程，而每个青年学者又至少带两个未成年书童。
天赋普通的男孩，接受完最基础的教学就毕业，当工匠或者商人，而这些天赋异常的人，可继续深造学习，生活费用由慈善机构承担。一个50户人家的犹太公会，大概能资助至少30位职业学者。
这些学者在婚姻市场很吃香，男人天天看经书，不用干活，而女人在家挑大梁，挣钱养家。因为一旦丈夫通过神学考核，获得正式神职，地位骤然上升，相当于中国科举制的秀才中举，很多岳父偏好招这种有资质潜力的女婿。
在前现代的农耕社会，大规模的识字普及不是桩易事。法利赛人因上帝的感召而积极办学，他们的宗教教学，误打误撞，打开了本民族的财富上升通道。
因为《托拉》是必修课程，这本犹太教典籍是生活指南，包含了详细的经商知识。借贷期限多久，利息多少，发生商业纠纷怎么仲裁，都记载在里面。可以说《托拉》是半本商业手册，反过来说，按照一神教的理论，宗教典籍和生活指南原本就分不开，界限模糊，因为尘世的一举一动，都应服从上帝的指引。
在远距离长途贸易领域，犹太律法的优势更加显著。两个犹太商人天南地北，相隔上万里，遵循同一套商业法规，而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打交道，就麻烦多了。
受惠于低成本交易，犹太商团大规模扩张，到了9世纪，巴黎到开罗之间的跨国贸易合同几乎都是希伯来语。同样的，印度和东南亚的交通航线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所有商业规定都以沙里亚法为依据，阿拉伯商团遵循同一套商业法规。阿拉伯人的足迹从马六甲跨越到广州。犹太商团在阿拉伯世界畅通无阻，阿拉伯商团在远东畅通无阻。
一个非犹太教的商人，稍有事业心，都会读一下《托拉》，知己知彼。有的非犹太父母会付高价，送孩子到犹太学校，增加见识。而且犹太人本身教学质量高，品牌有保障。在罗马和阿拉伯帝国，都有外族孩子在犹太学校上课的现象。
发达而脆弱的经济结构
实现全民教育的犹太人，与其说是个民族，不如说，更像是个社会阶层。识字后，即便不经商，当个铁匠金匠也比当农民强，新一代的犹太年轻人离开父辈的农田，在城市打拼扎根。久而久之，犹太人几乎全是工匠、商人。
根据考古发现，犹太教团在帝国的分布点，跟罗马城到粮仓埃及的贸易路沿线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加入到地中海世界头号商业航线的运营，犹太人在首都罗马的第一个立足点正是码头。罗马出产了大量犹太精英人才，耶稣的弟子、使徒保罗也是出生在罗马。
做贸易生意的收入回报远远超出种地，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受过读写教学的犹太人从事工商业，赚到钱后信徒又有足够的资金来回馈社区，维持学校运营，总体财富滚雪球一样壮大。
刚开始，法利赛人办学起步艰难，教育改革的经济好处，不是立竿见影的。马加比王朝时期，多数人一辈子在田野抡锄头，靠体力活吃饭，回报识字没多大用处。
教育普及持续了三四个世纪，宗教体系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经过法利赛派改造的犹太教，跟摩西大卫王、时代的犹太教，看上去完全不同，仿佛计算机硬件重装了系统。
旧体系皈依犹太教的路径，主要有三个：一联姻，娶犹太老婆；二集体改宗，弱小部落主动或者被动臣服马卡比王朝，改换宗教信仰；三当犹太人的奴隶，等干满一定年限，主人有可能以抛弃旧神，顺服上帝为条件释奴。
经过法利赛派的变革后，新信徒必须要通读一遍经书，接受神学考核，方可入门。贵族也不例外，遵守规定。学识是决定一个人在教团地位的首要因素，权势一文不值。法利赛人傲视王侯的精神，从马卡比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法利赛派连以色列自己的王都不尊敬，更何况异族人的王。
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表现更灵活，成为一个全民向的大众宗教，教会既接纳皇亲国戚，又吸引文盲贫农。各阶层从上到下，一网打尽。犹太教的基本盘，局限于受过文化教育的工匠商人。无论宗教团体，还是党派团体，仅在工商业群体发展，很难壮大，因为中产阶级是脆弱的。
在奋锐党人起义前后，罗马波斯总共约有50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不小，今天美国的犹太人口也是这么多。到了下一个世纪，人口出现可怕的骤跌，减少近一半。到了公元650年，犹太民族只剩下一百万人。
超大规模的人口减少，跟经济危机密不可分。以工商业为命脉的犹太教，一旦遇上贸易生产停顿，就岌岌可危，而经济危机又加速社会震荡，反犹暴动四起。
晚期罗马帝国，整体国计民生走下坡路。犹太人是城市化的民族，而城市文明衰退了，罗马城的高架引水渠遭到废弃，社会倒退到小农经济。
工商业阶层的贫困化，继而导致教育事业的不振，拉比的宗教学校极度依赖商业利润回馈。盖学校建筑要钱，印刷书籍课本要钱，支付教师工资要钱。教育是一项昂贵的投资，这也是古代大多数文明不能支撑义务教育体系的原因。
当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念书。大批犹太人主动脱教，融入到周围的族群。犹太人口大量消失的真实情况是，多数人退出教团，不当犹太人了。扎根基层的基督教，不容易出现信徒流失。
中产在太平盛世里可以凌驾于贫民之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中产就只是待宰的羔羊，犹太商团又是所有羔羊里最软弱可欺的。为了自保，大批犹太人口改信基督教，融入到周围人群。
古往今来，有着诗书教育传统的民族，易于发财致富，但也容易遭到灭顶之灾。犹太人如此，下南洋的华人也是如此，高级文明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在野蛮力量面前，就像花瓶一碰就碎。无情的历史，将多次证明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