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春雨漫评战国历史 （二十四） 秦国突破地缘封印

秦国的崛起，是众多可遇不可求的主客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

只是秦国正好从商鞅变法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了长达100多年的不间断扩张，并且统一了天下。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英雄史观的角度，我们很容易感觉，就是商鞅变法产生了这种神奇的魔力。

更产生一种幻觉，那就是如果其它国家愿意重用商鞅，肯定也能取得这种神奇的效果。

其实呢，我还是前面的观点，如果商鞅变法这样神奇、这样好使。在此后100多年时间里，怎么没有国家复制它呢？

要知道，商鞅变法的理论，并非不传之秘，因为它早已整理成书了；商鞅变法的操作，也没有任何难度，因为众多外国人进入秦国，也会把这一切玩的很溜；更主要的是，其它国家只要愿意，随时可以从秦国聘请相关人才。

从这层意义上，商鞅变法虽然好，但是没有足够的主客观因素，它也是无法复制的，更主要的是，强行复制了，也不会有多神奇。

这就好像是，美国的制度虽好，但是没有足够的主客观因素，它也是无法复制的；就算复制了，它也不会有多神奇。

其实呢，秦孝公上位后，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商鞅开始变法了；而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则是，魏国都城东迁了。

我们知道，阻止秦国崛起的最大敌人，就是魏国。

说得简单点，秦国是割据陕西省的军阀。但是在若干年前，割据山西省的军阀魏国，竟然把脚伸进了陕西省。关键是，秦国一直都无法把魏国赶出陕西省。

秦孝公上位后，最痛心疾首的事，就是这件事。

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从这层意义上，秦国想崛起，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魏国赶出陕西省！

秦孝公上位时，魏国竟然把都城，从山西运城迁到了河南开封。

从此以后，魏国虽然还控制着山西、甚至陕西的广阔地盘。但是给人们的感觉，魏国越来越象河南省的军阀的。

魏国为什么要把都城迁到河南开封？显然与商鞅变法无关，因为这就是商鞅变法前的事。

秦孝公上位前，秦国政治中心与魏国政治中心示意图。

秦孝公上位后，秦国政治中心与魏国政治中心示意图。

对着这两张图，我们大约很容易可以感觉到。单纯的这种变化，就让秦国更容易把魏国赶出陕西省。毕竟魏国的政治中心，对陕西省多少有些鞭长莫及了。

春秋时代，秦国很难杀出地缘的封印，就是因为庞大的晋国一直在山西大地，死死堵住了秦国东出的道路。

战国初期，秦国很难杀出地缘的封印，就是因为赵、魏、韩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都在与秦国紧挨的山西省。

战国初期，秦、赵、魏、韩四国的政治中心示图。

秦孝公上位后，秦、赵、魏、韩四国政治中心示意图。

看着这两张图，我们大张可以看出来，赵、魏、韩三国的都城，在秦孝公上位时，都迁离山西高原，进入华北平原了。

在这种背景下，秦国向东扩张，变得相对容易了。毕竟赵魏韩三国对山西西部的控制，都变得鞭长莫及了。

赵、魏、韩的都城，为什么都东迁呢？

一个原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华北平原得到了更充分的开发；另一个原因是赵魏韩三国向东部扩张的越来越成功。

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必须把都城东迁，才更有利于向东部扩张；才利于保护东部的既得利益。

仅仅是赵魏韩三国的都城，东迁到华北平原，就让秦国突破地缘封印，变得相对简单了。

更主要的是，秦孝公上位时，赵、魏、韩三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如果仅仅是赵、魏、韩三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还比较好说。

更对秦国有利的局面在于，齐国、楚国看到魏国横行霸道，也都纷纷打击魏国；整个关东地区，乱的那是一地鸡毛。

在这种背景下，秦国终于可以向东部不断扩张了。

秦孝公上位7年后（公元前354年），魏国的军队，一度杀入赵国都城邯郸，占据了两年之久。

看到魏赵大打出手。东边的齐国、南边的楚国、西边的秦国都赶紧趁火打劫。

齐国大军直逼魏国都城大梁，吓得魏国只能赶紧回师救援，却不想进了齐国的埋伏圈。

楚国也派军以援赵为名，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

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自然也不会闲着，于是派军从西面，大举进攻魏军，歼灭少梁守军七千人，并且占领少梁；随后又派军夺取魏国的固阳。

少梁、固阳都在陕西省境内，此时秦国的战略目的，还是把魏国彻底赶出陕西省。

秦孝公上位20年后（公元前343年），魏国的军队，大举进攻韩国，打得韩国抱头死撑。

看到魏韩大打出手。东边的齐国、南边的楚国、西边的秦国赶紧再次趁火打劫。

于是，齐国大军再次逼近魏国都大梁，吓得魏国又是只能赶紧回援，却又让齐国打了埋伏。这次损失更惨，因为魏军主帅庞涓被杀，太子被俘。

这种机会，秦国自然不会错过，于是借机大败魏国，魏国再度丧失大片陕西省的地盘。秦国把魏国彻底赶出陕西省，也就是临门一脚的事了。

在此基础上，秦惠王（秦孝公之子）车裂商鞅后，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把魏国彻底赶出了陕西省。并且把大名鼎鼎的函谷关一线，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到此为止，秦国终于突破了地缘地封印。

以前的秦国难以扩张，就是因为函谷关天险，一直控制在敌国手中，秦国想向东扩张，需要穿越这种险隘的、控制在敌国手中的天险地区。

现在，整个地缘格局完全逆转了。

在这种背景下，关东六国偶然达成默契，自然可以打得秦国割地求和。

问题是，六国之间勾心斗角，默契永远是短暂的。等六国的这种默契消失，秦国就可以大举东出，再夺回割出的地方，并变本加厉的蹂躏相邻的国家，让他们以后不敢轻易和秦国作对。

当然了，秦国的地缘优势并不局限在这里。

秦国更大的一个地缘优势在于，秦国的南部、北部是广阔的、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在秦孝公时代以后，才渐渐得到充分开发。

这两个地方就是陕北、巴蜀。

这两个地方，在秦孝公后期，虽然得到了充分开发，但是整体而言，与秦国还不是一个量级的地缘单位，所以它并不会威胁秦国，相反还会给秦国的扩张，留下充分的空间。

秦惠王时代，秦国夺取巴蜀。

秦昭王（宣太后）时代，秦国夺取义渠。秦国的体量增加近一倍，面积更不用说了。到此为止，秦国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拥有地缘的优势俯视关东地区。

分析历史时，如果一味强调客观，难免会让人感觉扫兴；甚至是强调团队的努力，也会让人感觉沮丧。

毕竟，让人喜闻乐见的历史，通常都是这样的。那就是，某个大英雄问世，因为他英明神武、绝胜千里，所以取得这样那样的神奇成就。再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整个历史就是另一副样子了。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分析秦国崛起时，常常只会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商鞅。总而言之，商鞅一次神奇的变法，让秦国开始崛起了。

而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化，却很少会提到。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分析秦国统一天下，常常只会说到一个人，那就是秦始皇，总而言之，秦始皇的出现，让秦国统一天下了。

而对前人的功绩，则很少会提到。

其实呢，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几百万、几千万人、历经几十年、几百年不断努力的结果。

英雄人物，只是时代的产物。

说到秦国的崛起，不由的让我们想美国的崛起。

美国为什么会崛起呢？

基于英雄史观的角度，自然会把它归于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奠定的基础。

基于唯心史观的角度，自然会把它归于那套伟大的制度。

其实呢，我一再反复的说。华盛顿、杰斐逊都是如假包换的奴隶主，在林肯时代之前的美国，一直都有奴隶制。

如果说，美好的一切，都是这些伟大的先贤所创，那这些丑陋的东西，又是因什么出现呢？自然得用绝对的双标了。总而言之，美好的一切都是因为先贤的伟大，丑陋的一切都因为客观环境使然。

美国的崛起，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愿意把它归于那里伟大的制度。但是神话突然破裂了，至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这种神话已破裂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源于两件事。

一件事，是美国解放了伊拉克、利比亚；结果呢？事实让大家都惊呆了双眼。在这种背景下，支持者似乎也只能说，我们宁要民主政治的草，也不要专制政治的苗。

另一件事，就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开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相信，如果疫情出现在美国，肯定会比中国强一百倍。但是结果呢？也是惊呆了人们的双眼。

用唯物史观思考历史时，难免会让人们感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因为这似乎是在反复强调，“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总的来说，决定人类社会的两大维度，一个是地缘、一个是生产力的发展。

不同的地缘环境，会造就不同的社会。

而相同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力阶段，它会表现出不同的地缘价值。

翻开中国历史。河南为中心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直遥遥领先于江南地区；更一直遥遥领先于东南地区。

这是因为什么呢？

后来，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反超河南为中心的地区；而落后的东南地区，后来更是一路弯道超车。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同一种文明中产生，所以用唯心史观去解释它时，多少是有些牵强，而且也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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