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侠丨大唐依然在——《宋蜀刻本唐人集选刊》出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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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依然在

——《宋蜀刻本唐人集选刊》出版有感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代文学的繁盛和高度，时至今日，仍是后代无法企及的巅峰。在那个全民皆可诗的时代，群星璀璨，天才层出不穷，锦绣文章成群可见，结集的诗文流播海内外。遗憾的是，“唐人之文传至宋代者仅占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已亡佚”，短短的百余年，唐人的集子在宋初已经很难见到。因此，宋人极其自觉地肩负起整理和刊刻唐人集的重任，其中尤以蜀地刊刻的《唐六十家集》最成系统，影响最为广泛。

《全唐诗》中收录二千二百余人近五万首作品，然而真正有诗文集传世的唐人并不多，《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收唐人集七十二家，万曼《唐集叙录》著录传世唐人集一百零八家，即使算上遗漏的，总共也不过一百多家。经宋人重新整理的唐人集，在当时的三大刻书中心（浙江、福建、四川）皆有刊刻，浙江和福建地区的唐人集流传下来的较少，且多已残缺，然而在以宋本面貌存世的三十余家中，蜀刻本竟占了一半以上。蜀刻本为何能独占鳌头，其实是有特殊原因的。

四川地区刊刻的这套规模宏大的唐人集，分为三个系统：一为十行本：刊刻于南宋中叶，今有《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新刊增广百家详注唐柳先生文》两种，也有学者认为不属于此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三种；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今存孟浩然、孟东野、刘文房、刘梦得、陆宣公、权载之、元微之、张文昌、张承吉、姚少监、皇甫持正、李长吉、许用晦、孙可之、司空表圣、郑守愚、昌黎先生、杜荀鹤、欧阳行周十九种。时至今日，六十家集仅剩二十四家矣！这批唐人集被冠以《唐六十家集》的较早文献记载源于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书中有“《王右丞集》十卷……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之语，《王右丞集》即为《王摩诘文集》。《解题》中著录有多种蜀刻的唐人集，因此，在陈振孙时蜀刻《唐六十家集》就已流行。然而，这套蜀刻本并不是一时一人所能刊刻完成的，据书中避讳字可知，最早刊刻者当在北宋中叶，最晚为南宋中叶，持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但也不是完全贯穿两百多年里，而是相对集中于几个朝代，如北宋的仁宗、英宗年间，南宋的高宗、孝宗、光宗时期。它的刊刻者也已不可考，但因蜀地官刻本多有记载，此书并未出现在官刻中的任何记录中，所以学界多持坊刻本意见。它的版式特征基本符合宋蜀刻本的风貌：颜体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无书耳。除十行本外，十一行本与十二行本还保持了形式上的高度统一，如书名多冠以作者字+诗/文集，而非名或号；卷首多题书名目録，下题作者姓名字号（个别异之）；每卷开始有分卷目录，后接正文（个别异之）；文中采用双行小注（个别异之）。这其实意味着不同时间段的刊刻者都在有意保持着一种统一的体例，甚至最终形成了一种刻书风气。

唐人集陆续刊刻后，在市面上既有零种单册，亦有整套全本，虽然不可考当时发行的详细情况，但多种或整套被收藏的情况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尤其是元、明两代的皇家秘府。从现存唐人集的钤印来看，有一半以上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印，此印为元代内府藏书印，因此元代宫廷中极有可能藏有一整套的唐人集，或者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明代的内府藏书目《文渊阁书目》亦有记载：“《唐六十家诗》一部四十册，阙。《唐六十家诗》一部三十七册，阙。”文渊阁为明代的内府藏书机构，明正统四年大臣杨士奇等人逐一清点其藏书，此时它里面还藏有两部《唐六十家诗》（《唐六十家集》的其他名称），虽已不完整，从书目著录可知这套书应属于整体性入藏。这种整体收藏的好处就是整套书在流通和收藏的过程中可以减小被打散或者整套遗失的几率，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也是蜀刻本唐人集存世较多的主要原因。

目前存世的这批蜀刻唐人集中，李太白、王摩诘、孟浩然、元微之、韩昌黎、孟东野、刘梦得、李长吉在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文在大众中普及度比较高，而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张文昌、张承吉、姚少监、皇甫持正、许用晦、孙可之、司空表圣、郑守愚、杜荀鹤、欧阳行周等人虽有文集传世，却不是历代的研究热点，知名度远逊前几位，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诗文水平的参差。若以通行已久的《唐诗三百首》作为评判标准，这些看似不太知名的作者中被选入《唐诗三百首》的有刘文房（十一首）、张承吉（五首）、张文昌（一首）、权载之（一首）、杜荀鹤（一首）等人。所以说，宋人重新整理并刊刻这些人的文集，并能经受得住千年的淘汰保存下去，本身已是经典。这些文集中很多已不全，然而宋刻本唐人集能存留至今，虽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矣。

社会一直在不断地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古籍影印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中。在西方的影印技术未传入我国以前，古人就想方设法地复制古书的原貌，一般会通过影写、影刻的方式，效果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但已经在尽力地接近原貌。随后，当照相技术被应用到古籍影印事业后，影印古籍开始有了质的飞跃，通过照相记录实物在当下的状态，然后再利用药水等化学技术将其转化成图像影印出版。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访求日本收藏而国内久已绝迹的典籍，并用珂罗版方式汇刻成《古逸丛书》。这种珂罗版（玻璃板）印刷技术相比石印技术更加逼真，反映的层次更加丰富，此后逐渐应用于善本古籍的影印中。新中国成立后，古籍影印中底本复制经历了静电复印、摄影和扫描的不同阶段，影印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古籍刊刻之初，通常是白纸黑字，版面无任何污迹，历经千百年后，它的纸张、墨色已经蜕变，版面会出现纸张发黄、墨色变淡以及虫蛀、磨损等痕迹，是为当下的状态。选择哪一种形态去呈现，其实在出版界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碰撞。最初，影印时多采用白纸黑字，去除古籍中的底灰，恢复古书初印时干净漂亮的样子，甚至在这过程中会出现修版，一般会对字迹漫漶、墨色较浅的原书部分重新描润。但是，这种形式无法还原古书在当下的状态，尤其是品相不好、笔画较浅的原稿很容易在去底灰的同时难以辨认，因此，现在的古籍影印通常会保留底灰，也不再进行人为干预，修旧如旧，遇到字迹较浅、难以辨认的图书尽量采用技术处理，进行局部加强图像对比度等手段来保证图书的影印质量。灰度影印能够展现原书现在的样子，尤其是当下所呈现的丰富信息，但是灰度影印所呈现的效果只能满足资料使用和版本校勘等方面的需求，真正想完全做到和原书一模一样，需要仿真彩印。现存状态下的仿真影印，既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原书的信息，而且印制出来后是层次不一的彩色图像、赏心悦目的同时还能成为版本鉴定的依据。比如，焦尾本的《注东坡先生诗》，彩色印刷后书上大火烧焦后的痕迹触目惊心，若是选用白纸黑字方式，这些痕迹恐怕都需要修得干干净净吧，又怎能让人知道它的劫后重生呢？然而，考虑到印制成本等原因，仿真影印还不适合被广泛运用到古籍中，只有存世较早、版本价值高的珍善本才会采用这种形式。这几年我社一直在尝试运用这种方式影印一些善本，陆续推出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昌黎先生集》、宋建刻本《文选》、宋刻本《曹子建文集》四种，每一种皆是原大仿真、手宣线装，最后也都取得很好的反响。最近，我们又隆重推出了《宋蜀刻本唐人集选刊》十六种，其制作流程仍然和前面一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修图公司和印刷厂，他们在仿真彩印技术领先全国的前提下还在不断地精进技术，刚刚推出超精细印刷技术，印好的书用15倍放大镜看不到网点，这种精神不也正是影印技术不断变革、影印古籍无限度地接近原书，甚至达到“下真迹一等”的最好体现吗？

蜀刻本唐人集总共印刷了多少套，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目前海内外凑不齐一套完整的唐人集，存世仅有二十四种，其中也只有《李太白文集》和《孙可之文集》另存一套副本。灿极一时的大唐涌现过多少文人英雄，他们身后又留下多少诗文，这些诗文又在印刷术兴起的宋代刊刻了多少次，盛况不复，如今所存也不过三十余家。蜀刻本唐人集无疑居功甚伟，若无它们，唐人的风采、宋本的精妙可能离我们又远了一些。我们这次没有全部影印存世唐人集，里面有几种或底本获取不便，或已有出版社影印过（虽然也是仿真影印，读者对比后自会发现其差别），因此先暂选十六种，予以付印。正如上文所言影印技术在不断地革新，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运用现有条件下影印的最高水平为古书“续命”，纵使千百年后原书不存，我们的后人也能借助这些仿真本遥想昔日之光彩！

原书欣赏

王维先生题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