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切片，1900》并非义和团运动史，它以史识精心裁量史料，截取了1900年庚子事变中的一个个片段，组合成一个切片作为病理分析样本。而庚子事变的悲剧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某一年作为节点，在纵向的时间段勾勒历史事件的前后缘由，在横向的空间展示社会面貌及各种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在某一坐标扮演的特定角色，这种写法最知名的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然而，该书开篇即强调，“1587年是平平凡淡淡的一年”。而庚子年却并非如此，这一年，义和团运动波及北京，慈禧一意孤行与多国开战，战败之后又被迫签订城下之盟，而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却违背朝廷命令，与外国人签订协议和平共处，事后安然无恙。同样是这一年，孙文发动了第二次起义——惠州起义，而且发现民众不再视自己为乱臣贼子。可以说，190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就义和团的兴起而言，山东巡抚毓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若非其在任期间刻意纵容，义和团不可能迅速发展壮大。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显示，毓贤1899年3月任山东巡抚，当年6月，因为帝国主义压力导致中国普通民众与教民、教会冲突不断，暴力活动大规模升级。山东义和团壮大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在1899年12月5日逼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清政府很快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毓贤回到北京后，对排外派宣扬义和团的忠诚和正义，并用一些证据证明义和团刀枪不入。无疑，这促进了排外派的强硬，导致他们作出错误的决策：利用义和团对外开战。在这场危险的赌局中，在国际方面，大清是输家，列强是赢家。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主要分给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比利时等八个国家，其中以俄国最多，分到了一亿三千多万两赔款，占总赔款额的28.97%，比日本、美国和意大利加起来都多。不仅如此，俄罗斯还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大量土地。在大清内部，慈禧是最高统治者，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她精于权谋，陋于见识。因为列强阻止她废除光绪，另立新君，她怀恨在心。当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慈禧觉得“民心可用”，决定向列强开战，可谓庚子事变的罪魁祸首。然而，王权专制主义的规则是，最高统治者可以发罪己诏敷衍了事，却不必在现实中承担实际的处罚。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慈禧仓皇西逃，其后一心媾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全都落到老百姓身上。慈禧还将责任都推导其他人身上，自己继续控制权力。犯下滔天大罪仍继续掌控最高权力，以此而论，慈禧至少没有输。而大臣中的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是输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惩办祸首”，主战派（强硬派、顽固派）方面，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因为屠杀传教士及其家属（见沈迦《寻找·苏慧廉》），被即行正法。启秀、徐承煜被即行正法，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被赐自尽，徐桐、李秉衡在八国联军进京后临难自尽，刚毅此前病故。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主和派方面，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连元五位大臣主张与列强和谈，因言获罪，被慈禧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处死，为直言付出了生命。
《中国切片，1900》，雷颐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义和团无疑是最大的输家。就实质而言，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具有正义性。但其悲剧在于，“扶清灭洋”乃一厢情愿，朝廷觉得“民心可用”时，义和团则盛；朝廷决定与外国人议和时，义和团则衰。在庚子事变中，义和团只是以慈禧主宰朝廷的工具和牺牲。在整个庚子事变中，义和团杀害了大量的中国人，至于抢劫掳掠就更是习以为常。另外，所有大清老百姓都是输家，绝大多数老百姓与庚子事变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不得不承受事后分摊到自己身上的赔款。袁世凯是最大的赢家。他就任山东巡抚后镇压义和团，在李鸿章1901年11月7日病逝后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的军队发展壮大，并且涉足外交，成为清末政坛权势最强的官员之一。甲午战争的替罪羊李鸿章也是赢家。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未获重用，慈禧想废除光绪，另立新帝，让荣禄请李鸿章打听外国人的态度。“不可一日无权”的李鸿章提出，本国内政主动询问外国人有失国体，如果自己到外地做总督，外国使节必来庆贺，此时顺便询问就不失国体。由于荣禄的建议，几天之后，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使节前来庆贺时，李鸿章发现他们间接反对废立。1900年1月16日，李鸿章到达广州。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清廷6月15日令李鸿章赴京，但他一直拖延，拒不北上。7月8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才于7月17日启程到达上海，在上海拖延到9月15日才北上。此外，主导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也是赢家，他们看清了局面，违抗朝廷命令，后来却受到了表彰。《中国切片，1900》以庚子事变为主线，凸显了晚清政局的困境。一方是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以及列强的霸道行为，一方是民众的反抗和官方的进退失据；一方是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要求变革；一方是统治者的冥顽不化，统治合法性不断流失，政治权威不断下降。在朝野之外，革命和改良开始赛跑，清廷牢牢控制权力，拒绝关键性改革，使得温和的中间派如容闳等人趋向革命，梁启超等改良派两面受敌，面临巨大的政治困境。虽然辛亥革命要到1911年才爆发，但征兆在1900年已有显示。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所收大都是以庚子事变为中心的文章，虽颇具可读性，但并不连贯，有些内容重复出现，有些地方则意犹未尽。或许，这也是因为作者面临某些言说困境，只能如此吧。【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