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裴度退居洛阳，写了一首小诗，短短20字，绘出一幅山溪寓居图

唐宪宗时期，由于宰相武元衡坚决支持削藩政策，被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害，当时一同上朝的裴度，也被连刺三剑，幸好身子掉落排水沟中，方才逃得一条性命。正是因为藩镇们的猖獗态势，益发加强了唐宪宗和裴度实施削藩的政治主张。也正因裴度后续的大力支持，最终平定淮西叛乱，唐宪宗终于迎来了大唐帝国最后的高光时刻“元和中兴”。

后来，唐宪宗竟然被太监杀害，真是一桩千古奇闻。此种怪象，正如吕中所说：“东汉、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祸者，以立天子之权尽出其手，虽李固、杜乔、裴度、郑覃之徒不能正之也”（《宋史全文·卷四》）。汉唐如此强盛，却无法处理地方和中央、外戚与宦官方面冲突，导致朝纲不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算是对人性的检阅。可惜，人性即便躲藏在历史的背后，也掩盖不了它的丑陋。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自甘露之变后，宦官当权，裴度审时度势，不愿留在京城同流合污，移居东都洛阳。据《旧唐书》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莽，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别墅，种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

裴度留守东都洛阳，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士借吟诗、饮酒、弹琴、书法以自娱自乐。这样一来，洛阳文事亦因此而大盛，多与裴度喜欢提拔人才有密切关系。他在文学上主张：“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故《蔡宽夫诗话》称其：“语多质直浑厚，计应似其为人……可谓深婉。”

《溪居》

【唐】裴度

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

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

这首《溪居》，便作于其在东都所居之所绿野堂，在闲散适宜的恬淡风格之中，抒发着“不复以出处为意”的相关心境。

“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绿野堂外不远处，有一条溪流淙淙流淌，行走在门前那条小路上，抬眼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溪水在阳光下闪烁。古树高大，茅屋矮小，清风拂过，低垂的树枝就像老人慈祥的手，轻轻抚摸着房檐。

此处，诗人从溪居周边环境入手，切中题意，紧扣内容，细腻地描绘，营造出一个天然好去处，幽静而高洁。小路通幽，往来无白丁；溪水清澈，可以濯吾缨。茅檐低垂，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古木参天，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现在，身处一方僻静之地，不受干扰；从此，远离尘世是是非非，修身养性。众生自在，静室生辉，略观书中卷卷快乐；道法自然，山水情趣，时闻水鸟声声悦耳。

在这里，“红尘”是最为明显的象征，指向曾经的那些政治斗争，阴谋诡计。如今这一切，都被“清溪”洗涤，也都为“茅檐”遮掩，从而全部屏蔽在外，再也不能侵袭诗人的身心。诗人从容避开世俗事务的熙攘，得以全身而退，复归自然，自由舒展心灵，释放性情，不再思考进退得失，不用提防明枪暗箭。

纵观本诗，言辞质朴，格调古拙，虚实相间，神韵自佳。诗人留守东都，远离尘嚣，超拔绝俗，有生活阅历，有诗情画意，“自叙溪居之幽……萧然尘表，化簪缨于无有，非浮云富贵者不能”（唐汝闻《唐诗解》）。这个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深得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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