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Kerr：社会演化与民族国家的起源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William Kerr, “The Descent of Nations: Social Evolutionary Theory, Modernism and Ethno‐Symbo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No. 1, 2019, pp. 104-123.
作者简介：William Kerr，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德比大学社会学讲师。
旷日持久的争议
在研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时候，究竟应该向前追溯多久？学界对此已经争论了大半个世纪，但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其中，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倡导的族群符号论和以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论是最为著名且争锋相对的两种观点。
两种观点的核心区别在于，民族国家存在之前的历史对于民族国家本身而言究竟是否重要？有多重要？对于盖尔纳而言，民族国家完全是工业社会带来的新生物，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纪左右。工业社会依赖普适的教育和培训，因此需要共享的语言和认同。这种“高级文化”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起源。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前的历史并不重要，因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而在史密斯看来，民族国家是新鲜事物，但民族国家的历史非常重要。人类早就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前身——族群。不同的族群共享着不同的神话、传说、符号和语言。族群的特性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自由建构，这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充斥着历史遗产。因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当然，“现代”民族国家总是“现代”的，就像“现代”战争总是“现代”的，这些似乎都是同义反复。如果说坦克、飞机和导弹是人们区分战争“现代”与否的标准，那么“现代”和“非现代”国家的共同点大概就是共享的信念（宗教），而它们的差异则是除此而外的几乎所有东西。可见，从族群到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既有连续性也有非连续性，因此盖尔纳和史密斯似乎都说对了一半。对此，社会演化也许能够提出更广义的解释。
什么是社会演化
首先，应当明确，社会演化理论并不能等同于生物社会学或演化心理学。后两种学科主要应用生物学范式和方法来研究人性，从而解释“人类为何如此行事”，譬如社会群体的形成与限制。相对的，社会演化论并不直接着眼于个体的人性，它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或文化如何在环境中变迁与适应。因此，社会演化往往存在于制度、结构和文化的群体层面。
其次，虽然社会演化和生物演化一样依赖于“适合度”，但必须强调，“演化”并不意味着“进步”。这是因为个体和群体面临的环境都是局部的，他们的演化优势也只能是因时因地的。因此，社会演化和生物演化一样，并不会自动带来普适的或道德上的“适者生存”。这意味着，人类群体的社会演化（包括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可能是线性的，人类社会也并不存在普适的、必然度过的“阶段”。这里的一个经常性的误解是，人类的组织形式和群体活动无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同生物演化一样，社会演化的核心机制也是变异、选择和遗传（传播）。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人类具有高度的能动性。有关人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观念处于不间断的竞争之中。这意味着，人类在社会形式上有很多的选择，而暂时失利的社会形式也并不必然被摧毁或彻底放弃。但被选择后的、更具有演化优势的观念和组织形式更有可能被传播给后世。因此，人类群体有很多的山峰可以攀越，但在半途中更换目标并不容易。
对既有观点的批评
在提出广义理论之前，作者回顾了盖尔纳和史密斯理论自身的问题。虽然这两位学者是公认的大师，但也收到了不少批评。
一方面，族群符号论似乎夸大了族群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当代的民族主义活动家本身对于遥远的历史就没有那么在意。一些符号和神话确实流传至今，但它们只是民族主义的工具，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此外，并非所有的符号和神话都能延续下来，因为族群之间、民族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符号和神话都是胜选的产物，而很难说是所有民族国家真正的起源。
另一方面，盖尔纳则有很大的功能主义嫌疑。在他的理论中，工业社会“恰好”需要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人类就“恰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来满足这一需求。更为巧合的是，工业社会和民族主义又“恰好”都出现在了大西洋沿岸。这种功能主义无疑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同时也引发了概念上的严重问题。如果遵循盖尔纳的理论，民族主义就完全是一种“恰好”出现的统治群体的意识形态，而难以用于解释分离运动和反抗运动。
迈向广义理论
在作者看来，盖尔纳和史密斯的理论冲突和他们各自的问题都可以被社会演化理论解决。其中的具体机制可以归纳如下：
1.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持续而未竟的过程。因为在社会演化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的“变异”永远不会停止。
2. 族群和符号确实是研究民族国家的起点，但族群和符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也一直处于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
3. 西方民族主义的观念很可能来源于民族国家之前的宗教。契约、选举、放逐、亲密关系、神圣血缘等圣经教条形塑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类似的，非西方国家大致也都能在古老的宗教中找到民族主义的真正资源。
4. 地理和其他环境也非常重要。譬如分布广袤但缺乏深度联系的族群更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性质的民族国家。
5. 工业社会的出现来自技术主导的环境变迁。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并不是“恰好”出现的，也不是唯一的前进方向，它们只是相对更适合的“变体”。此时人类群体仍然有很多的选择，包括传统的封建主义。但在偶然的变异和持续的竞争中，人们会逐渐发现封建主义等旧观念和旧形式并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民族主义会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社会演化中的选择机制。
6. 选择机制不仅发生在民族国家群体之间，也发生在民族国家群体内部。在环境剧变的关键节点，在总会有人类能动者倡导新的观念。但主流观念的更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更类似于一种“层叠”的过程。
7. 民族国家的过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当代民族国家的符号意义只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因为有一些神话和符号在演化中胜选并流传至今，但更多的神话和符号已经被人为淘汰或自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