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之声】从读书到教书 ——我在传统文化滋养中成长

钱梦龙，1931年2月出生，上海市人。上海市第一批特级教师，曾任上海市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兼任教育部中小学校教材审查委员，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理事长。八十年代初提出并倡导的“三主”理念——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以及“三式”操作模式——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著有《钱梦龙与语文导读法》等多部著作。

“语文教师与传统文化素养”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但我不太习惯用“你们应该怎样”的方式说话，我只能谈谈传统文化怎样影响、帮助了我。

我的人生起点比一般老师低得多。一方面，我的“最后学历”是初中毕业，远远没有达到一名中学教师应该具备的资质，按照当下的就业常规，这样的文化程度只能当个快递小哥或保安大叔；另一方面，我在小学阶段因学习成绩低劣留过三次级，到初中二年级又因严重偏科再留一级。因此，在我短暂的求学历程中，居然“创造”了累计留级四次的“辉煌纪录”！可见我的禀赋也不佳。

1979年，我这名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合格的中学教师，却获得了上海市首批语文特级教师的殊荣，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我之所以能被评为特级教师，既有偶然的因素，却也并非完全偶然。

我是一名自学者。我从14岁开始自学，当时正在读初中一年级。我自学的最大特点是无功利心，或以8个字概括，曰：读无用书、做无用功。我选择自学书籍的唯一标准是兴趣。

那时，我忽然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梦想自己也能像那些古代的风流才子一样吟诗作赋，出口成章。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于是就去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开始兴致勃勃地“吟”了起来。当时根本不懂诗的格律，只是曾听一位评弹艺人用悠扬摇曳的曲调吟唱过一首杜牧的小诗《清明》，于是就模仿这种腔调，拉长了某些字的读音乱哼一气；而我又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吟诗语调之难听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不久我买到了一部《诗韵全璧》，于是知道汉字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与普通话中的四声不完全相同），每句诗中“音节点”上的字（如七言句的第二、四、六字）如果是平声，吟的时候应该拖长音，上、去、入三个声调不像平声那样可以拖长，称为仄声，“仄”的本义是倾斜，就是“不平”。每句诗是由平声字和仄声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的，“吟”就是要把每句诗中的平仄规律用长、短声互相间隔的节奏表现出来。我尤其爱吟律诗和绝句，因为它们格律严谨，吟起来更加朗朗上口。吟得多了，我居然无师自通地弄懂了诗词格律。

吟诗有利于人进入诗境，提高兴趣，也更便于记忆。不到一年时间，我就把一本《唐诗三百首》差不多全背下来了，连《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诗，都能一背到底。同时，我也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与诗词欣赏有关的书。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袁枚的《随园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俞陛云的《诗境浅说》，舒梦兰编的《白香词谱》等书，都成了我爱不释手的“枕边书”。除此以外，我还读了不少“闲书”，比如《红楼梦》，我在上初中二年级之前至少读了三遍。总之，我读书多为兴之所至，杂览旁搜，并无计划，但大多偏于古典诗词和文学一类。

书读得多了，肚子里有了些积累，也基本弄懂了平仄，不免手痒，于是开始写起律诗、绝句来。在发表欲的驱动下，我又自作主张办了一份壁报。当时正好在《庄子》中读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这样一个句子，于是将壁报取名为《爝火》，定期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后又结识了高中部两位同样喜欢写诗的学长，于是《爝火》成了我们三位诗友互相唱和的“专刊”。

创作诗词和出版《爝火》，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绝对是一种“无用功”，因为它既无助于考试得分，对今后走上社会谋生也无甚用处，但我却全力以赴，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为此耗费了除上课以外的所有课余时间，甚至连上课都在琢磨“平平仄仄”，以至把其他功课全荒废了。终于，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初中二年级，我因严重偏科，第四次尝到了留级的苦果！

这次留级，使我无颜再在家乡（嘉定）继续我的学业，便转学到上海市区的一所学校，仍读初二。发人深思的是，整整两年杂七杂八地读“无用书”，孜孜不倦地做“无用功”，固然造成了留级的后果，却拓宽了我的文化视野，提高了我的读写能力，更激发了我读书自学的意识和兴趣；而自学意识的觉醒，终于使我找到了一种既不耽误学业，又能继续保持个人兴趣的“两全之策”。所谓“两全之策”，简言之就是把课外的自学迁移到课内，即在老师开讲新课之前，先认认真真地自学课文或有关章节，到听课时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互相比较、对照、印证，最后形成自己的认知。这样，本来单调的听讲过程就变成了一个饶有兴趣的思考过程，不仅对知识的印象深，学得活，思考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习策略的改变，使我的学习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愉快。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各科学习效率的提高，使我得以用一种优裕、泰然的姿态继续写作诗词并出版《爝火》，诗也渐渐写得像模像样了。

初二下学期，学校组织学生到杭州旅游。游玩回来后，我写了不少诗文发表在《爝火》上。其中一篇《西湖泛舟记》经国文老师推荐，被收入《战后中学生模范作文选》；一首五律《登杭州南高峰北高峰》得到了国文老师的热情赞扬，他还特意在国文课上评点了这首诗。老师说，这首诗写出了一个少年的自信和不甘平庸的志向。诗是这样写的：

登杭州南高峰北高峰

不见摩天岭，双峰自足奇。

未穷最高处，已觉众山低。

俗境随尘远，飞鸿与眼齐。

还须凌绝顶，莫待夕阳西。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使我完全走出因多次留级而形成的自卑心理的阴影，在自信中透露着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的愿景。在写作技巧上，这首诗的平仄、押韵、对仗完全符合五言律诗的规范，颔联“未穷最高处，已觉众山低”采用“流水对”形式，也比较熨帖、自然；从整首诗可以看出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望岳》对我的精神引领——不仅在诗艺上，而且在人生价值的取向上。因此，我更乐意把这首小诗看作我的“青春励志宣言”。

从小的方面说，当年学诗对我后来从事语文教学也很有帮助。比如，律诗讲究对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属对时既要注意平仄、词性，也要注意词语的组合方式、所属门类等，牵涉到词汇、语法、修辞、逻辑等许多知识，比如与这首诗同时作于杭州旅游途中的七律《杭郊野步》中有这样一联：穿林不管枝敲额，觅径何妨露湿衣。这两句诗的立意，脱胎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从诗词格律的角度看，这一联完全符合对仗的要求：上句“穿林”对下句“觅径”，两者都是“动宾短语”；“不管”对“何妨”，都是偏正结构的虚词相对；“枝敲额”对“露湿衣”，两者都是“主谓宾”结构，语法关系丝毫不乱。再从诗的格律看，上句“平平仄仄平平仄”，下句“仄仄平平仄仄平”，正好平仄两两相对。如此构成的对仗，就显得工整稳妥。作诗时常常这样琢磨，对语言的感觉就会逐渐敏锐起来，而敏锐的语感无疑是语文教师的一项重要素养。

1980年初，上海市《解放日报》《文汇报》均以第一版的整版篇幅隆重推出上海市第一批36位特级教师的照片或画像，我也忝列其中。

我被评为特级教师，纯属偶然。其过程颇有戏剧性。

1979年，上海市教育局在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市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研讨十年“文革”后课堂教学如何拨乱反正、提高效率，会议要求所在学校提供课例以供研讨之助。因此，嘉定二中各科教师都开了课，语文学科共有三位老师开课，我是其中之一。按照教学进度，我教的是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早已废除老师“串讲”的传统教法，而改为先由学生自读（这正是我自己学生时代的学习方式），然后在课堂上通过师生对话帮助学生理解词句，读懂文章。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思维活跃，发言热烈，与传统的“老师嚼烂了喂”的文言文教法大异其趣。这堂课得到了校长们和市、区教育局领导极高的评价。不久，市教育局又在嘉定二中举办郊区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现场会，又要求各科教师开课，我用同样的教法教了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得到了一致好评。正好这一年下半年，上海市要评选特级教师，嘉定区教育局认为我为嘉定教育立了一功，因此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但同时又告诉我：因为是首次公开评选，各区县上报人数超标，所以评选时要大量淘汰，而我又有三大不利条件，一是初中毕业学历太低，二是“摘帽右派”政治身份颇成问题，三是在上海市缺乏知名度。据此推测，我被淘汰的可能性极大。

出乎意料的是，评审组第一轮评审到我时，就以全票通过了。这是一位评审组专家后来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在评审过程中有一个小小插曲颇耐人寻味：由于我在上海市毫无知名度，评审组专家对我一无所知，于是到处打听我的情况，有一次到语文教育界老前辈、国学功底深厚的沈蘅仲先生家里打听，巧的是沈老正好知道我的名字。1976年，沈老到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听一位年轻教师的语文课，看到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专栏”上有三首悼念毛主席的七言律诗，觉得写得好，就把它们抄在了笔记本上，沈老依稀记得作者就是“钱梦龙”，于是翻出笔记本一看，果真是“嘉定二中钱梦龙”。沈老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三首七律全部抄录下来，是因为这是他很少读到的好诗。更巧的是，沈老的夫人王淑均先生是上海教育学院教授，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主持过一个“形式逻辑与语文教学”高级研修班，我报名参加了这个研修班。也许王教授对我的毕业论文比较满意，因此在研修班的结业典礼上指定我作为学员代表登台发言。尤其难得的是，她时隔二十年仍然记得我的名字。沈王二老的旁证，显然为我顺利通过特级教师评审加上了一个决定性的砝码。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看我的人生之路，恰恰是早年的“读无用书”“做无用功”为我打下了一生发展的根基。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并曾引发争鸣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以及“自读式”“教读式”等教学模式，都可以从我早年的自学经历中找到源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不像某些实用的学问那样可以立即“变现”“获利”，它的回报是隐性的、长期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饱读诗书，真正受到传统文化滋养、熏陶的语文教师，他的教学自然会卓尔不群，展现不同于流俗的高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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