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本溯源 | 中医人类学及西学中医研究（三）
贺 霆：
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旅法学者，西学中医成果研究会及法国国际高等中医药研究院秘书长。
原厦门大学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创办人，原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所所长，中医西学博物馆、国家汉办国际（西学）中医文化推广研究基地及教育部中医人类学硕士点创建人。
中医人类学及西学中医研究（三）
贺 霆
西学中医是后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现象，本人及所创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西学研究院对此已进行了30余年的人类学研究，每年实地田野调查达180天/人次，范围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收集相关文物5000余件，建立了中医西学博物馆及资料库，发表论文24篇、专著两部，培养硕士生4名。是中医人类学学科最成熟的研究方向。
“西学中医”特指欧洲、北美居民在与中国内陆基本隔绝的情况下，根据中医经典医籍的描述所阐发出来的一类理论、技能，以及传承、传播系统。由于中医的文化内涵、中西文化差异，以及现代与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西学中医除了临床功能外，对西方居民更具有文化功能；因此特别值得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关注。西学中医符合汉学定义，可视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故相对于中国是一个“文化他者”，特别适合用人类学方法研究。
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证明，自上世纪初从法国开始出现一批独特的“中医”，是当地居民根据传统中医理论模版，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顺应当地的社会需求重塑而成；其形态、传播方式及社会意义均不同于国内中医，故称其为“西学中医”。此类“中医”已在西方自我传承了80余年，典型的有法国针灸协会（AFA，其下又有古典推拿分会）、法国腊味爱中医学派（又可分为甲骨文派及天文派）、法国中国能量学习发展协会（IDEES）、法国仁表针灸学派（SFERE）、英国利明顿五行针灸学派、英国天干地支针灸学派、西班牙“天字”中医学派等等。
其共同特点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浓缩、夸张甚至重塑，完全不同于我们意料中的“科学化”、“现代化”、“西医化”，其“中国化”的程度甚至超过国内体制内中医—中国移民中医生及西方来华学习者的母本。而这些中国元素的组合及应用又出于西方居民自己的想象与创造，相对于中国居民及所习惯的中医是一个另类的“他者”，比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熟知的“西方他者”更古怪，会引起惊诧、不解乃至反感。
于是凸显出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1.唯有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才能发现这类西学中医的“他者”性，之前国内学者或者全然不知西学中医的存在，或者将它当作和中国移民中医、来华学习中医后的西方人一样，只是国内中医的复制品；
2.唯有人类学的整体眼光才能将西学中医放回其发生发展的环境中去研究，发现二者间的文化吻合度；
3.唯有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理念及“客位向主位转变”的努力，才能从被研究者的角度，体会西学中医对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如此，原来怪异的“他者”获得了合理性、正当性，原来中西方居民在此问题上的“反向”文化冲突（中国居民觉得西学中医“传统”得过分乃至“异端”，而西方居民觉得自己才真正悟到中国古人真谛、中国内陆中医则太“西化”了）得以化解。
由此可见，没有在西方社会实地的人类学调查，西学中医就难以被发现，也不会被正确解读、正确对待。这也应该成为国内海外社科研究的借鉴。
以人类学方法研究西方社会本土中医，不经意间填补了一项人类学研究空白，即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
人类学产生于西方，又在西方最为发达；但西方社会恰恰是最少被人类学家研究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的西方出身及“异文化”研究旨趣：西方学者一直将非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理想的“他者”来研究。诡异的是，当这门学问传到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也沿袭西方学者的口味研究中国乡村、中国少数民族，而不关心自己真正的“他者”--西方社会。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类学界终于开始谈论“海外研究”，但绝大多数话题还局限在跨境民族、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研究领域，即便触及欧洲、北美，也大多是其边缘社会及文化（移民、贫民、吸毒者、同性恋者等）。
2010年笔者在中央民大做过一次讲座，题目是“王冠之钻”：大意是如果将海外人类学研究比作整个中国人类学之冠，那么西方社会研究、尤其是西方主流社会研究则是王冠上的钻石：它最难摘取，同时也最有价值。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高丙中先生有深刻见解。对西学中医人类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方法，正可以引导中国人类学界对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开展大规模有系统的研究，从伦理学、方法论及田野技术等方面完善现有人类学体系，最终建立独立的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学科。
西学中医的发现，令今天的中国居民受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又一次更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200年来的洋枪洋炮、科学理念、民主精神、资本市场等西方物质、精神文化，而是被“西化（更准确地讲是西式的‘过中国化’）”后自己的老祖宗遗产。我们今天已经被迫或主动地“全盘西化”了的肠胃还能消化这同样是来自西方的、但口味奇特的“中医”、“中华文化”吗？并且还能与其“美美与共”？
有一个先例也许能帮助我们咽下这枚“苦果”，这就是汉学及汉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东西方200年前碰撞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进入“现代化”，同时，在西方催生了“汉学”，其关注的恰恰是“现代化”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令人吃惊的是，正是西方汉学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国学”研究体系，后者也按照“现代知识体系”重新整理排列有关中国的文献，并采用“科学”话语研究。
今天中国的国学界，与西方汉学界一起讨论“中国问题”，可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典范。更令人吃惊的是，国内一批学者开始研究汉学，把西方汉学家明显的“误读”甚至“偏见”当做其根据文化背景所作出的特殊解读，还以合理性、正当性。以此为例，我们可以将“西学中医”看作是西方汉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如此西学中医则属于与后者一样的西方知识，中国居民特别是国内中医界便可心平气和地容忍它、研究它、甚至欣赏它。
能把西学中医当作西方汉学特殊领域的理由是：医乃“方术”，道之应用，虽列“末技”，终属国学；西方人对此的研究、应用即属“汉学”；西方汉学家介入中医翻译、教学乃至亲自临床实践；西学中医生大多热衷汉学研究，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为汉学家。
如此，对西学中医的研究也自然属于广义的“汉学研究”，可借助国内该领域研究成果及经验，消除国内中医与西学中医相互间的误解、蔑视与敌意，建立国内中医理解、善待西学中医的基础。
而对西学中医的研究，也将为汉学研究开辟新内容、新方法、新视野，特别是引入人类学田野调查，会补充原有文本研究的不足：汉学家的著作撰写与发表是一回事，它们如何影响当地读者又是一回事。因此，把西学中医视为西方汉学类的“西方知识”，看起来是拱手让出“话语权”，其实是通过“与”将其当做自己的文化“他者”，因而“取”得了人类学研究及汉学研究真正的话语权。同时，睿智地避免了无谓的两类中医“真伪”之争：既然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就不存在“老子”、“儿子”之争，而是“兄弟”，可互通有无。
西学中医之汉学意义乃中医传播海外之独有，正可利用其“正能量”。希望与国内外汉学界、海外汉学研究界多多合作。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观点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比如移民西方的中医业者：将西学中医“扶正”与国内中医平起平坐，无疑削弱了他们的行业竞争力。而最不满的却可能会是西学中医业者：将他们的“中医”看成“海外汉学”、看成“西方知识”，是对他们信念的打击--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或自己的同胞师傅）通过解读中医经典得出的一整套理论、技法是正统的、真正的“中国知识”。
每次笔者把他们当作创造者、发明者时，反应大都是委屈甚至愤怒：我们什么也没创造、什么也没发明；我们理解、复制的是你们中国古人的知识; 如果这与今天的中国中医有什么不同，是因为你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传统...看来“话语权”这个东西，西学中医也很在乎，只是逻辑奇特、变数难料：我们若将其作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注脚，则自己文化自信倒要被抽空；若将其视为“异端”，则化友为敌，制造文化传播障碍。所以，“载舟覆舟”，全在如何以社会科学方法正确理解西学中医，如何以正确方式建立宽容理性氛围。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知道西学中医业者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甚至颇有造诣，其相关知识的传统性、经典性甚至超过自上世纪70年代起移民西方的中国中医业者，当然也超过曾来中国内陆中医院校学习的西方业者。这与国内学界惯常以为的中医文化“淡化”论 正相反，值得我们注意。
特别是在今天，随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战略的推出以及在西方社会遭遇的瓶颈，西学中医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优良载体，凸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中医在西方本土化的经验是中国文化整体在西方传播的缩影，通过观察、理解这种特殊形式，就能在传播战略观念与方法上获得启示，化解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为文明交流互动开创建设性途径。
西学中医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播中以健康这一普世性价值为切入点，传播者与受众又同属西方社会，这种传播方式并未引起反感与冲突，优势显而易见。需要讨论的是，这种经过西方居民解读后新创的“中国文化”，还是不是中国文化？中国居民在这种“中国文化”的传播中，“话语权”何在？
显然，西学中医是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对中国文化模版进行筛选、浓缩、夸张甚至重建后形成的，并非消极的传播，因此不可能是“原汁原味”；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西学中医及传播的“中国文化”异端或落后。首先，由于获取中医模板的年代与地区原故，今天的西学中医很可能包含某些古老中医的成分，因此西学中医及文化传统在某些方面可能比目前中国内陆中医更为“正统”；其次，虽然西学中医将中医及文化的某些部分简化乃至忽略，但在中医经典基础上又将另一些部分发展，因此“西学中医”从业者对中华文化的某些解读可能更深刻。
即便是其中那些由于对东方的想象，甚至由于无知产生的杜撰、误读，也更适合他们本国同胞的口味、更可能满足后者的需求。德国康斯坦斯大学饶斯（H.-R. Jauss）博士的“接受理论”可令我们受到启发，该观点强调“接受者”的重要性：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作品才获得了价值和意义。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文化产品，当它被传递给接收者时，决定它命运的是接收者的反应。中华文化必须被“阅读”、被“改造”，形成它的“西方形态”，才具备对西方居民的价值和意义而被后者接受。这种由西方居民选择、阅读、重塑、接受的“被动传播”方式，很有可能是中华文化在西方地区传播的最有效方式。
社科院赵汀阳先生指出：“人与某种文化事实的关系必定是：1）如果一种文化事实（如权力、权利或保密知识等）在存在论意义上是能够被独占的，而且，一旦被分享就会贬值甚至完全失去价值，那么，人们将试图独占它；2）如果一种文化事实（如语言、价值观、制度和时尚等）在存在论意义上没有可能被独占而不得不被分享，那么，人们将使用它去占有或支配他人的心灵。” 如果说中医的技能（理法方药）部分属于第一类能被独占的文化事实（比如愈演愈烈的中医知识产权之争），那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则是不得不分享的第二类文化事实，中华文化似乎就是要去“占有或支配他人的心灵”。
不过，孔子学院在西方的困境，说明由国家意识形态掌控的文化传播，并不能成功地“占有或支配”西方人的心灵，原因在于西方强势、东西方冷战以及西方汉学传统使得在这一地区的中国文化传播复杂、敏感。
而西学中医的创始人及追随者们主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独特的内容及方式被“占有或支配”，并以同样的方式去“占有或支配”同胞们的心灵，而且完成对自己文化的社会批判（在他们的中医讲座或课堂上，西医、理性、科学、工业化等变成了西方文化“低级”、“落后”的标志）。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居民借助中医重塑的中国文化，非但没有因为“他者性”变成西方“自我”的敌对面，反而自然地实现了赵先生等中外学者主张的“积极的跨文化交通，称作互动知识（reciprocal knowledge）”， 即“他者文化必须能够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源泉而导致自身文化的重新创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可以“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可以比中国人讲得更好；因为这是在西方讲“中国故事”，西方人更了解本国同胞想听什么、哪些故事对他们更有意义。由此看来，让西方人间接地传播中国文化，应该比中国人直接传播更有效，而且不会引起文化冲突。
其实，西学中医研究成果最有意义之处，应该是促使我们思考文化传播的心态、目的及方法，至少能够有以下几点启示：
-应该从西方居民的角度，理解中医及文化对他们的意义，包括“无知”、“误读”在新语境中的优势，防止文化中心主义；
-中医及文化应该是促进人类（包括西方居民）创造力、想象力的源泉，摈弃原教旨主义；
-中医及文化不应被视为国际角力的棋子，远离冷战思维；
-中医及文化的传播的目的不是征服（这对西方社会也根本做不到），应该是使当地居民获益，不走殖民主义老路。
在此理念指导下，重新审视“软实力”、“原汁原味”、“文化持有者”等国内学界在文化传播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语句，也许别有一番滋味。的确，西学中医与国内中医形态迥异，其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也会使今天国内居民诧异甚至反感。视其为异端、对手，还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关系到文化传播的理念及效果。
西学中医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成功传播的一个缩影，提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样性及新途径，表明温和、被动、间接的文化传播更能为西方居民接受，因而也更持久、更具建设性；对西学中医研究的成果，将对我国文化传播战略有指导作用。
其实，如果我们的格调高一点、眼光远一点，就能不仅仅把中医当做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工具，而是通过对西学中医的研究，创立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的中国模式，从根本上解除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魔咒；不仅为中国获取利益，也为世界带来安宁和祥。这样的文化传播“话语权”才真正是至高无上的。
中医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社会居民对不可能事物的想象，后者以自己平庸生活的反面创造出理想化的西学中医，成为解除西方后现代社会焦虑的良方及批判理性化、工业化弊端的利器；可以说“西学中医”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以及对居民的意义与中医在其发源地——中国社会的角色、功能及意义已经大不相同。
在笔者在西方的田野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都用“神启”一词来描述他们接触中医时所受的震憾，都认为从那一时刻起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的参与性观察也发现大多数西学中医业者不屑于物质追求与感官享受，他们的生命在哲学、文化、精神乃至宗教层面因学习中医而得到升华。
在这些越来越多的个人生活得到升华、净化的同时，整体的西方文化与社会当然也得到改良；而这种改良不同于西医东传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动荡（包括延续至今的中西医之争），属于和风细雨、沁人心脾的变化，因此纯粹是“正能量”。
中医在西方社会里显现的社会意义是其与当地文化资源结合、碰撞后产生的，属于“西方本土特产”；而这一成品正随着西学中医的“反哺”开始影响中国社会。一批体制外中医业者积极学习、引进西学中医，他们在惊叹西学中医业者虔诚、执着的同时，重新发现传统中医及古老文化的价值，反思工业化、商业化对自己生活、生命的异化；这批中国的“西学中医”正在成为社会风气净化的前卫，对此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刚刚开始，前景看好。“大医医国”这一远古中国智者的理想，正通过“西学中医”得到体现。
如上所述，中医人类学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应该成为独立学科，而在国内它一直受到中医文化学及医学人类学的遮蔽；现在建立学科、设立学位点，有利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而将学科、学位点设在中医院校，则保证了中医的“原住民话语”及研究主体地位，具有其特殊意义。另外，中国人类学界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渐由本土转向海外西方社会，本学科对西方本土化中医的研究可在方法论、伦理学及田野技术等各个方面引领新潮流。
中医相对于西医，其人文、社会、文化因素对临床活动尤其重要，人类学的整体观、文化相对论、田野调查方法等将对中医业者、患者的观念、行为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进行解读，其成果将改善中医临床活动，特别是中医临床体质人类学研究，将根据不同人种设计有针对性的诊疗技术，改变目前标准化流程，满足个体临床需要，对中医走出去尤为重要。
随着中医的“国际热”，来华外国学生逐年增加；他们各自文化背景不同，更需要中医人类学研究来设计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
中医在海外的传播方兴未艾，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对学科提出了和正在提出着更高、更新的要求，本学科所得成果能直接促进中医国际化；国家“文化走出去”长期战略需要本学科研究成果作为支撑，本学科的前期成果已经促成国家汉办国际（西学）中医文化推广研究基地的诞生，已经通过西学中医汉文化巡讲团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
中医现代化困难重重，亟需引入新视角、新方法、新理念；这正是中医人类学研究的用武之地；同时民族医药的出路未必是科学化，其多元化发展前景更为远大，本学科里中医与民族医学之间的人类学“互视”性研究，必将为此提供想象力、创造力。
到目前为止，云南中医药大学设立了全国唯一一个中医人类学硕士点，毕业生不仅可以进入各类各级研究机构继续深造、进入各类各级学校任教，还可以进入各类各级医院、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从事医学工作，特别是发展民族医药。另外，随着中医课程在孔子学院的推广，中医人类学毕业生可担任志愿者培训，乃至被派遣至各国，运用中医人类学知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可以设想，这部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本校国际（西学）中医文化推广研究基地则是输送专业人才的最重要机构；设立中医人类学硕士点保证了相关专业高端人才，就业更为有保证。同时，本学科也将满足国外留学生在中医领域的多元化深造。
中医人类学是对人类学及医学人类学从理念到方法的创新，更是对民族医药的发掘与提升。通过学科及学位点设立培育中医人类学方向科技领军人物和相对稳定的高水平中医人类学研究专门人才，促进东西方学术的交融与互补，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人类学道路。同时加强已有的中医西学研究及成果的社会效益转化，通过中医人类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新理念、新方法、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