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衙门朝南开
昨天去法院申请诉讼，结果把我给难住了。
一个人代表集体申请时，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讲：“没这个规定，只能个人申请个人的”；
“个人申请的话需要提交对应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而我们13个人只有3份原件。那么要怎样申请执行立案呢？
简单回顾一下事情——因公司连续3个月欠薪，与公司多次沟通其多次食言，于是最后离职的13名同事走集体仲裁的途径进行讨薪，在法庭上由3名员工代表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规定了支付方式及时间。而约定的时间到期后公司依旧没有支付任何款项，按照调解协议规定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结果去了法院，遇到了却是上面的情境。
起初劳动仲裁时为了便捷和聚势走的是集体仲裁形式，由3名员工代表出庭与公司谈，之后的仲裁调解书在员工这边也仅是代表各1份，共3份。现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给的这两个“规则”，使人陷入两难：一方面便捷且能聚势的集体形式走不了，另一方面因为原件不能人手一份则个人形式也走不了。
左右不通，难不成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想让我们主动放弃？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
上面的这个结论的得出，就包含了一个假设推理的思维过程。所谓的假设推理，就是在一定的事实或者观点的基础之上，结合给出的条件并按照一定逻辑进行推演得出结论的过程。比如以“爱笑的人更讨人喜爱”这个观点为基础，给出“小A是个爱笑的女孩”，则可以推导得出结论“小A是个讨人喜爱的女孩”。
这里只涉及假设推理的过程，至于结论可信（真）不可信（假）之后篇章会做讨论。
在这个事件中，一开始的假设基础便是“法院是有钱人开的”这个观念，那么结合看到的客观事实，进过推理得出的结论便是“法院向着有钱人——公司”。法院采取这种看似有选择实质上却行不通的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公司的利益，最起码的不需要支付所欠员工的薪资了。
这个假设推理的思维方式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个结论是不是符合客观事实？不能依靠片面的信息推测，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证实或者证伪。如果经过证实结论符合事实的，它就与先前的假设观点相符，强化了之前的观点。否则，证伪之后会与先前的假设观点形成冲突、甚至将其削弱。
好在下午法院来了电话给出了解决方案：依旧按照个人申请执行立案的形式，关于其他10人的资料可以仅用复印件，只要与先前3个员工代表个人立案的案件号做个关联标识即可。法院用事实证伪了我先前推导出的结论，那么同样的“法院是有钱人开的”这个观念也就不见得成立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对世界抱有的观念，决定了他如何通过假设推理来解读接收到的信息，并依据客观事实的验证来强化或者削弱先前的观念。
再回顾了下：当矛盾出现时我自己的思维都有过哪些假设和推测？其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观念出现的频次最多。
依此为假设基础，当得出的“法院在维护有钱人的利益”的结论时，就开始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推演下去，我一个普通个人如此，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基数上，持同样观念和经历类似事件的人难道不会有同样的质疑吗？如果有千万级人数的公民都对国家的司法公正性产生了质疑，那么之前为“依法治国”做出的努力，岂不白费？
依此为假设基础，起初与公司谈判有过程，却不能达成实际结果；仲裁有严谨的审判和调解流程，却不能达成实际结果；在法院申请诉讼有正规的起诉审判流程，但也没有达成实际结果……那么是否可以推导下去：执法部门仅仅是按流程走个过场，至于结果他们并不关心或者无能为力？一线城市重点地区的执法部门都是如此，那么全国其他地区岂不更流程了？
依此为假设基础，谈判、仲裁、法院可使用的手段都对老赖无能为力，那么老赖依旧会肆无忌惮的行事。前面的一波员工我可以坑，现在的你们我也在坑，后面的员工我也一样能坑……社会上的“恶”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社会组织管理者对这样的“恶”不做制裁便是放纵。久而久之，职场中被坑的人越来越多，信任就会被大口大口的吞噬，良性的市场/商业氛围建设岂不成了空谈。
依此为假设基础，假使我有了话语权，是所谓的意见人士，一旦遇到事情就以这样负面的（警示性的）观念做假设推理，然后逐层的将影响扩大至国家。推理得出的结论，如果三五个人看了是交流，三五万人看了是群体论讨，三五百万人看了就是煽动性言论了。如果致使更多人感到焦虑与不快的文字，也便成了一种“恶”。
记的朋友叶雨曾说“写文字，第一要义是要善良”。如果起初做推理基础的观念是负性的，就不要试图将推导出的“恶”放大，小范围有针对性了的反思和讨论可以，但引起大部分人的不适就是传播者的问题了。
假设推理中，假设一定是建立在某些客观事实或者观念之上的；
如果以观念作假设基础，那么尽可能选择正向的、积极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