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亭河风云24回：邳睢铜工委诞生 习振光巧化签名（王以太）
上一回说的是淮北地委派王宇同志前往邳睢铜敌占区，代表地委看望潜伏人员、宣布领导班子、传达地委有关指示精神。为了迷惑敌人，安全抵达目的地，王宇同志从洪泽湖一路化装成做鱼干贩子的生意人。4月21日，来到马浅村，由周维领同志引见，在睢宁张圩附近的共产党员陈颖超家里与王习之同志之会了面，听取了王习之关于西工委坚持地下斗争的情况汇报，又巧妙破解了当场遇到的敌特干扰，4月24日趁着夜色，穿过一片丘陵山林，来到雎七区陆山村的陆福成家里，秘密召开了工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习之、魏振亚、苏光亚等同志。
在昏黄的油豆下，王宇首先听取了到会人员对潜伏等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即肯定了大家在艰难环境里取得成绩。然后他从身穿的破棉袍左下角的衣缝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地委文件，郑重宣布:“经地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邳睢铜地下工作委员会，由王习之、魏振亚、苏光亚三位同志组成。王习之任书记，魏振亚任副书记，苏光亚为委员，统一领导三个县的地下工作”。他同时规定:以后通信签名为“习振光”，即从三位工委成员名字中各取一字为签名代号，同时规定向地委联系的代号为301、302、303(分别代表邳睢铜地下工委成员王习之、魏振亚、苏光亚)，地委代号为701、702(分别代表淮北七地委负责人饶子健、李任之)，签名则为“洪健之”。王宇同志最后讲:邳睢铜工委是在西工委基础上组成的，由于东工委插回来后工作受阻，因此，原东工委管的邳三、邳五区的地下工作也由你们管起来”。
在王宇同志的传达中，有一点他却保留未讲。即地委指示，如果西工委坚持有困难，可陆续撤回淮北。但当他看到西工委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而且打开了新的局面，撤出去已没有必要了，所以王宇同志就没有传达这一点，这也是对西工委工作成绩的肯定。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王宇同志传达地委的指示后，在宣布邳睢铜工委的领导人任职时，王习之同志提出了自已的看法，他说:“我和魏振亚在工委任职的调整，如果不是地委正式决定，我有不同的看法和要求: 即在原来的西工委，魏振亚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我请求地委还是任命魏振亚同志为书记，我为副书记为好。因魏振亚同志比我大几岁，工作经验丰富”。魏、苏二位一齐表示说:”我们拥护地委决定，坚决执行。希望习之同志大胆领导工作，不要客气”。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坦荡胸怀和服从大局的可贵情神。
王宇同志代表地委对今后的工作做出了有针对性的明确指示后，新的工委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坚决果敢地向敌人展开了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斗争，大力发展党组织，建立基层党支部，狠狠打击顽固乡、保长，巩固和发展村政权，团结民主人士，争取进步力量，清除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对敌人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老百姓高兴地悄悄仪论:"八路军还在，共产党又回来了”！在许多乡村，表面上是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由我地下党掌握，在整个邳睢铜地区，一团团革命的烈火在地下熊熊燃烧起来了……。
邳睢铜工委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把原西工委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全地区。邳睢县的睢七、邳三、邳四三个区的地下活动声势较大；在睢宁县的睢六、睢八两个区的地下工作也搞得很出色；四七年一月在马浅、魏庄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同时利用周维领五弟周少侠(睢宁县顽军保安大队长)的关系，在一月份营救出被捕的张立远同志，后来又掩护我地委公安大队吴队长安全脱险，还护送过东工委书记闫宁波回地委，周维领的家也成了地下工委和淮北七地委联络的主要联络点，敌人清剿时，王习之等同志多次到他的家里潜伏。因此，睢六区的地下斗争一直十分顺利。睢八区的姚集、龙集、魏集(称为姚龙魏地区)一带，由杜效本同志建立了联络点和情报站，并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为四八年六月迎接周宇明等同志进入邳睢铜地区起了跳板作用。铜山县不仅有原西工委直接领导的铜八区，而且把铜九区的地下工作也开展起来了；邢楼村是铜东地下斗争的坚强堡垒，是魏振亚同志公开活动的地方，王习之、魏振亚、王爱民、佟冠英经常住在这里；在铜九区建立了武装斗争小分队，在詹湖村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并在单集、单庄、大墩等村建立了联络点。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邳睢铜这块己被国民党建立了县、区、乡、保政权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小分队。狠狠打击了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势气。一年多来，在地下工委领导下，恢复和发展了地下党员一百三十多人，建立地下党支部二十个，建立区委四个，发展五十多个两面乡、保政权，对其中可靠的就由工委发给证明文件的有三十三个。两面武装拥有长、短枪五百余支。一九四八年六月，周宇明、刘永章同志率一个营的兵力，在地下工委开展一年多工作的基础上，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面打开了邳睢铜的新局面。
为了提高地下工委的权威，便于开展工作，工委准备刻一枚代表工委的公章。因为许多两面乡、保长，要我们出文字证明，证明他们曾为共产党、八路军工作过，因为怕空口无凭，以后说不清楚。如小王庄王洪波对王习之讲:“我干顽保长是你叫我干的，万一你牺牲了，我找谁证明去？请你们给我出个证明，就是我死了，我的后代也好向人民交待”。鉴于此情，为更好开展工作，也是对人民负责，地委王宇同志同意了工委刻制公章这件事。王习之、魏振亚请佟冠英起草的公章内容是:“中共邳睢铜地下工作委员会”。王宇看后不同意，他说不能用“地下”二字，那不是自我暴露了吗？他给的内容是:”中共华中分局七地委邳睢铜工委会”。他说冠上华中七地委，权威更大些，即使敌人发现了，也会误认为是撤退前的老印章，不致引起敌人对地下党的注意。内容确定了，找谁刻呢？佟冠英找到小山村的王振合，解决了刻印的问题。有了大印，随后就给三十三位可靠的两面乡、保长写了盖有工委印章的证明文书。这个证明文书当时起了不少作用，被乡、保长们看作是自已的”护身符”，腰杆子也硬了。直到“文革”期间还起了不小作用呢。例如1969年10月，小王庄王洪波因解放前干过顽保长被揪斗，他一再解释当顽保长是王习之、魏振亚叫干的，造反派不相信，王习之出证明承认他是两面保长，保护过革命同志，造反派仍不信，说他们俩是自家兄弟不可信，因此问题久拖不决。最后他苦思冥想，忽然记了起来，在自家屋檐下墙缝里找到了当年邳睢铜工委开的证明信。内容是“王洪波先生为我革命的两面政权保长……，凡我军队、机关到此应予以保护和优待。”如果没有这份文件，恐怕王洪波是过不了关的。相反，铜山邢楼村的两面保长邢兴光，也为地下党作过特殊贡献，工委同样给他写了证明材料。因为后来文件丢失了，“文革”期间被逼不过，竟跑到自己的老祖坟上自杀了。
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容篡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