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魏晋人物谈|山涛春风得意时为什么要急流勇退？

山涛（205-283）是“竹林七贤”中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争议的原因是他进入司马昭政权中任职，并同时劝说嵇康也入朝为官；嵇康因此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成为千百年来世人将山涛视为反面人物的有力根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相关几篇文章中，曾将“竹林七贤”分为三类：其一以嵇康为代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二以山涛、向秀为代表，“卖身投靠”；其三以阮籍为代表，“企求生命与良知两全”。

现在需要特别说明和厘清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卖身投靠”人士，并非清一色的真心“卖身”，真心“投靠”。的确不乏真心“卖身投靠”者，但也有形为“卖身”，实并未真心“投靠”，依然保持一颗纯洁灵魂者。山涛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一、山涛春风得意时为什么要急流勇退？

山涛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他的家族背景没有为他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他能出人头地，主要是他个人努力和某些机遇的作用。

据《世说新语》汪藻叙录二“世说族谱”，山涛一族在“无谱二十六族”之列，且只列山涛、山简父子两代。足见其家族地位平平。其父山曜只做到宛句县县令，而且在山涛少年时就离世。山涛虽然早年成长与清贫之家，但凭借他个人的努力，少年时期就获得难得的美誉。山涛十七岁的时候，一位族人对司马懿说：“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懿却作戏言答说：“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世说新语·政事》注引虞预《晋书》）这个故事透露出山涛未来政治生涯的两个要点：其一，山涛具有与司马师、司马昭管理天下的潜力和才能；其二，山涛家族不显与实现这个目标之间存在巨大距离。
山涛少年时没有留下什么“称象”“让梨”之类聪颖故事，他从得到“纲纪天下”美誉到初入政坛，整整用了二十三年时间（17岁-40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懂得在认定既定人生目标的基础上，如何在漫长的时光中，用坚韧的艰苦努力去弥合和消解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尤其是家族社会地位（小族）这些无法选择的不利因素。
山涛用长期坚韧努力换来的最重要收获就是超人的识见判断。山涛从一个小族之家子弟步入政坛，加入“竹林七贤”，其中重要的秘诀就是他超人的识见判断：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世说新语·贤媛》）

山涛年长嵇康5岁，长阮籍20岁，按年龄辈分应该算是阮籍的长辈了。但他却认为此生“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这个判断不仅得到妻子的赞许，也得到嵇康、阮籍本人的认可。

山涛如此重视与嵇康、阮籍的友情，关键在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对于老庄思想的喜爱倾倒。史载“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晋书·山涛传》）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个人思想基调不仅是他们结为“竹林七贤”的重要基础，也是山涛后来虽然投入司马氏的怀抱，成为其政权重要成员，但最终仍然没有改变人格本色，回归士人群体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山涛与嵇康、阮籍“相同”之中仍有“相异”之处的话，那么对于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设计应该是重要一点。嵇康和阮籍虽然也象征性地有过“中散大夫”“步兵校尉”这类官职头衔，但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人生经历中最最微不足道的内容。但山涛却有所不同，因为曾经受到司马懿“小族”的嘲戏，他是很想来个咸鱼翻身，改换门庭的。所以，他和嵇康、阮籍都在关心时政，但初衷却不尽相同。
比如，司马懿与曹爽直接的政治角逐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焦点，阮籍和山涛都在关注，但角度却不同。就在高平陵事件发生前一年，曹爽还是势焰冲天的时候，阮籍却婉言谢绝了曹爽给自己的参军任命。而山涛对这场政局的关注则是另一种情形：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晋书·山涛传》）

山涛从正始五年（244）四十岁开始入仕，短短两三年内，从本郡河内属佐，连任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孝廉，又被司州辟为部河南从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师行政的要职。按照中国古代官场的一般惯例，山涛已经进入顺利发展，有望大展宏图的时段。但山涛心里非常清楚，他的顺利发展应该主要得益于曹爽一方。正如徐高阮先生所说：“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总不能超乎曹氏当时扩张权势的布置之外。”（徐高阮《山涛论》，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年3月，第41本第1分册）如果是一位凡夫俗子，应该要对曹爽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了。但此时春风得意的山涛关注和思考的却是那位称病卧床的司马懿到底有多大能量，意欲何为？并果断作出急流勇退的决定。石鉴的昏聩无识与山涛的深谋远虑的山涛形成鲜明对照。可以想见，如果山涛没有紧急刹车撤出，那么就必然被列入高平陵事变被司马懿杀掉的7000人之列。
不过，山涛的这次退隐，仍然还是技术性退隐，并非真心要退出政坛。因为他那个“纲纪天下”的理想尚未实现。这一点，他还在早年贫寒时候就已经向妻子交代得清清楚楚：
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晋书·山涛传》）

正因为有“三公”目标的支持，所以他这次退隐只是权宜之计，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仍然还要出山大展宏图。

（本文摘选自《魏晋人物谈|山涛：出污泥而不染》，《文史知识》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