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点击以上“张明儿”关注我，获取更多内容 （图片来自新市镇摄影协会作品）
新市为浙北大镇，又是文化厚藏的古镇，上千年来，新市被雅称为“仙潭”，言其“衣冠鳞集而又四阻溪泽”历史上无兵乱的桃源之地，又传为南北朝道家大师陆修静在此修炼得道，故称“仙潭”。但传说归传说，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仙潭”之说，载述于文字的，当推北宋新市监镇大人葛书思先生所书刻的“仙潭杂咏碑”。这里的“葛清孝公”中的“清孝”，是北宋时期来新市担任“监镇”一职葛书思先生的谥号。这里的“墨妙亭”，应该是新市觉海寺专门收藏有关新市的名人字书画作品的“墨妙亭”。据明代陈霆《仙潭志》卷二“墨妙亭”一词，专门有一个注解：墨妙亭。在觉海寺中，宋僧若愚建。当时名贤之游新市者，如葛清孝公、张敏叔辈，凡有题咏文翰，皆藏此中。今世代变迁，湮废已久，并不知遗址所在。
由此可见，明朝陈霆时代（公元1477年—公元1553年），此墨妙亭已不见遗迹，收藏在里面的那块葛监镇书刻的“仙潭杂咏碑”，也不见了踪影，散佚至今。这是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是见证新市历史文化变迁的石碑，既能反映北宋时期朝廷对新市实施监镇管理的情况，又能反映新市第一代“镇长”葛书思先生治镇宏业实施情况，更能反映新市作为“仙潭”雅称地名的来历考证。
经笔者从众多史籍中多方比较，筛选考证发现，新市“仙潭”之名的文字史载，这石碑或许是第一证据，可以列为最早的实证，具备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考证价值。对这一决论的判定，主要基于以下内容：首先，新市方志记载“新市镇”政府官员，葛书思先生列为第一位，他留下的文字内容及书刻作品具有历史代表的权威性。史料记载：葛书思先生，字进叔，号虚游子，出生在江苏青阳的一家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四十二岁（公元1073年）时，登科第，成为一名进士。后来在他五十七岁左右（公元1088年左右），到新市担任司户参军监镇。他既是一位饱学之士，又是一位“仕不离亲”的全国道德模范，受到朝廷皇帝的准允，带着年迈的父亲来新市上任。在新市任职期间，他主要是负责官酒的生产监督，负责本地治安，关心当地文化建设，重视和理养纯朴民风。职级为正七品官。他来到新市，踏踏实实工作，为新市历史文化开启了新风，他是新市历史文化的大贵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新市历史文化里程碑人物。他所书刻的“仙潭杂咏碑”，必定是对本地仙潭风俗、政务及本地重大历史事件的歌颂与记录，非常重要，此碑当年由觉海寺僧人若愚法师经手收藏进入“墨妙亭”。新市觉海寺的“墨妙亭”建造，应该大致是在北宋元佑年间后期，此“仙潭杂咏碑”形成时间，也应该在公元1094年左右，但其吟咏文字作品形成于更早于石碑完成的时间（公元1088年—公元1094年）。
其次，新市“仙潭”之名虽应该追溯到北宋更早以前，它是来自于远久民间传说，但真正的文字引用，“仙潭杂咏碑”以前，官方与民间，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从目前掌握的所有“仙潭”吟咏及人物、事件记录，都不能突破北宋元祐更早的年代。相对来说，北宋时期杭州任奉议郎通判一职的杨蟠所写的《游仙潭留作》这一诗作，涉及到了“仙潭”之名，作品也比较早，但此作按杨蟠生平年谱进行推理分析，应该晚于葛清孝公所作的“仙潭杂咏”。杨蟠与苏东坡既是诗友，又是工作的上下级关系，杨蟠晚年寓寄于杭州，他的《游仙潭留作》一诗，应该是在绍圣及元符年间来新市游赏完成，晚于葛监镇的“仙潭杂咏碑”形成时间。再次，对于“仙潭”之名的引用，从具体传说的指定潭名（新市东潭），发展到对新市一地的代称引用，是需要文人来完成这一艺术升华的。从“仙潭”的传说角度看，所谓“仙潭”是指新市的“东潭”，也就是当年南北朝道士陆修静读书写经的生活之地，它是代表了位于新市东的一处潭水。而后来，“仙潭”则泛称于新市，这个地名的指代性过渡，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磨合，特别是官员与文人的广泛引用方可获得社会的认可。当年的新市镇“镇长”葛书思能以一碑吟咏，“仙潭”之名即可天下传颂，依葛书思个人的影响（他是当年的全国道德模范）、他在朝廷间的广泛交游、他家族几代登科的雄厚人才资源，“仙潭”之名必定会从此千里传扬，被政界及文人广泛认可，所以，“仙潭杂咏碑”是“仙潭”之名扬的实证应该有道理的。
从以上文字分析，笔者个人以为，“仙潭”之名考证的第一证据，当推“仙潭杂咏碑”，除此，尚未发现更早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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