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信 | 《百年家史》第二章之4
常熟记忆 1月4日
作者简介
余信，出生于中医世家，近年专注中医文史抢救工作，建有常熟“得一堂”中医史料藏展室。市建公司退休医师，曾发表文学性文章、册子，并数次获奖。
1937~1949 国难家难磨难爱国爱家爱业
《百年家史》第二章之4
余信
时代背景中心词 日寇侵华、国难家难 逃难 死难 “孤岛” 沦陷区 抗战胜利 中医业两度受挫 “国统区” 建国前夕
1937年到1949年较短,仅12年,但此阶段中我们各家庭中发生的事件,其信息量较之上一节的30年 (1907～1936),至少增加了十倍,因为目前对这12年有记忆的家人的数量,比能记忆起此前30年且目前仍健在的人数,也多了十余倍。为篇幅不致过于庞大, 本节谨择要记述。上述的信息量非但多,还在于印象太深刻了,那因为民族遭受的苦难,改变了多数也可以说全部家人生活的轨迹。我们常用的“国家”这一词,也道出了“国”与“家”的紧密关系——国运连家运。1937年,日寇侵华,国难临头；国难即家难,是血的真理,是百姓永远的痛。
1937年的夏和秋,是长长的苦夏和凄凄的悲秋。
最先感到危机的应是银行金融界,银行撤退,就职于中国银行的张林奎(毓华高中期间的同学)去缅甸。毓华毕业了,就职于(上海)中德医院(儿科)。1939年,张派人接毓华乘船去缅甸,两人结婚。先居该国仰光,后因日军进逼,到印度加尔各答,期间,生子张立人、张立民,曾取外国乳名Bobby、Tony,后,又生女张蕴,名Sylvia。去国千里,择业甚佳,期间境遇,在我各支血脉亲属中,毓华等应是最好的；但盟军区与沦陷区亲人间信息少通,父子母女间离别之念,生育之忧,个中滋味,离人方知。
奔忙于沪上街巷的要数在沪的余威丹了。“七·七”、“八·一三”,日军向我全面进攻,民族危急！这时威丹己无心画斋,搁笔上街,成为上海热血市民中摹集钱物支援前线的骨干。在她动员下,其母捐出金银器十数,其弟、弟妹,将结婚戒及银盾、瓶等近四十件割爱,还有妹等亲属的。当战火降临她一家居住的老城蓬莱路应公祠路24号,公安总局(当时称呼)对面,此地是敌人轰炸重点,大乱,以威丹果敢,为抢救先祖遗留宝贵的中医古籍、手稿,保护家人安全及成功逃迁“租界”,功当首推。
同期,余鸿孙一家也由老城银河里逃迁租界的武胜路。
一个文人,在“孤岛”中苟且生活,报国乏术,威丹悲愤难平,于1939夏曾有诗云,“峰头两重云如墨,林下风轻我斟诗,漫说高人凄隐处,苍凉世态匪萦思”,鉴此,她在1937～1945 年敌伪期,罢画,以示高洁情操。
同样,日寇的入侵,打击着中医事业。由丁济万主导的中医学院,也被迫由老城迁租界的白克路人和里, 在师生群体的努力下,开始艰苦的流亡办学历程。丁氏、余氏主刊的中医杂志停了。期间,丁仲英、丁济万、丁济民、余鸿孙、余鸿仁等,与诸中医同道,为义诊难民付出了辛劳,他们其中多数还兼及对坚持就学的学生的教育和实习。余鸿仁在1940年助沈鹤峰创办丁济万校长领衔的上海国医院,院长沈鹤峰,余任副院长兼医师,余鸿孙等任医师。该院在“孤岛”里,也作为坚持办学的中医学院学生的实习点,但两年半后,该院维持不下去,只得散伙。虽然结局不佳,客观上为世道所致,但从业内看来,以丁、沈、余及诸中医医家素有的韧性,这阶段艰难的工作如顶风逆行中的航程,有纪念和回味的价值,又据当地百姓追述,对该院其人其事甚有口碑,例如在其后四十年的八十年代,曾有老人仍向余懋华打听三个叫沈鹤峰余鸿孙余鸿仁的医生呢。
在沦陷期乱世中,素被誉为“敦厚正直”的丁仲英先生曾险遭不测：一伙强人将其绑票乡下。绑匪原以为丁为医界名流,又诊务繁忙,日进斗金定是大财神,于是放出风来：非五十万,不放人。不知仲英对社会事业急公好义赞助慷慨,对朋友瑙铢薄礼必以红包回赠,。一次,北方名医施今墨因战乱落难来访,先生初见其人不知根底,又见衣着寒酸误以为贫寒文人,遂予红包相赠,施今墨恼怒拂袖而去,先生急寻,直到其寓处道歉,方得冰释。先生自云“有富之名而无富之实”,对绑匪说,家中连一万元也拿不出,待到强人暗中反复探访方得知底细。此周折达三个月之久,先生最后得以平安获释。
日常生活也难,沦陷初期,只能购到带石子的黄小米充饥。又例如,到抗战胜利前夕,余鸿孙马志瑛夫妇已有9个孩子〔圣琳,小鸿,丽,芬,芳,凤,文,龙宝(殇),良,平〕；余鸿仁章亿雯夫妇也有4个孩子(文,敏,正,方), 结核病开始侵扰,余文病重,缺钱购贵重药,经济雪上加霜；在沪的亲戚群体,更有就业的危机。对此,余威丹的在沪的浙江友人张溎祥,与王爵荣、余鸿仁等,自1939年起备尝艰辛,筹备二年半,共办民族药业,简名华联药厂,鸿仁任秘书兼会计,本家族中主要投资者有余王(孙)量功、威丹、鸿仁等,职员中有余威丹、章昌熾、宋焕章、王远等家人或亲属。华联药厂的开业,客观上聊补了多人的生活所缺,功莫大焉。
日寇攻沪是全方位的,作为外围第三道防线的常熟, “八.一三”的第四天就挨炸,上海打了三个月,常熟也被炸三个月, 眼看日寇日益逼近, 很多百姓计划逃难,假如就近北上,15公里就可入江,但就水路再西行需过的江阴要塞,早已不通了,姚孟昭余瑞华家庭决定举家雇船西逃。
上船地是常熟铜景桥(音),同船有他们的长辈、同辈和孩子丽清、惠清、尚游,这一场景称“扶老携幼”,实不为过。还有二个人没有上船：一人不肯去,只来送,是瑞华称作母亲的步道巷幼鸿夫人余吴氏,她58岁,横竖不听劝行,宁肯一人独守空宅；另一人则难以带去,是刚出生的荷清,忍痛将她寄放在铜景桥附近好心的农民家中。船刚解缆,岸上老的小的船里的老中小,一齐以哭作别,荷清哭声更是揪心,船行远,啼声阵阵,直冲耳膜,极其凄惨!(另有一说是荷清寄放地,不在下船地铜景桥附近,但离别之惨景是一样的)。
船向西再折南行150余公里,过溧阳,再行,竟遇坝,不能过,原计划由此西入长江逃迁的计划也泡了汤。此坝编者1968年“插队”时知晓,约指“东坝”,今日看来,当时船或许无坝的阻挡,直通长江,则可能更惨：那东坝以西的长江芜湖江段,当年有多少民船被日本飞机追杀、漂尸江面的,那才叫真正的家破人亡！所以有坝不一定就是坏事,不幸中还是命大的,这倒并非宿命观。话说回来,当时万难之中,决定人分两拨：长辈们和部分同辈们乘船返回常熟,而孟昭、瑞华和孩子五人,上岸徒步,坚决向西南去。
乘船返回常熟的姚家家人领回婴孩荷清,后来她因“奶痨”不幸夭折了。
11月19日,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上海全部沦陷的第7天,日寇铁蹄踏入常熟县城,幼鸿夫人余吴氏孤身一人,胆战心惊地东躲西藏,一天,实在有急事,冒险上街,不料被日寇枪杀在迎春弄,曝尸街上,这天是12月29日。几天后,嗣子余鸿仁闻讯由上海赶回,方得安葬。这时的步道巷余宅,先日军养马,后地痞掠劫,桌柜硬物等失去大半,满目疮痍,只得托亲友照看。
再说西南去的路上,面对徒步行走的考验,一介书生的小学校长姚孟昭是下了怎样坚定的决心的；面对三个孩子,最大的丽清7岁,最小的尚京才3岁, 这一切,即便在当时长长的逃难人流中,已明显属于难中之难的一家,而母亲余瑞华会知道要付出怎样的辛劳的——所有那些,现今的人是很难全部去理解和体会的了——但是,夫妻俩下了狠心,也做到了,孩子们超乎异常,也做到了。他们跨山涉水,忍饥挨冻,风餐露宿,入安徽,去江西,历时两个月,行程两千里,跌跌跘跘的到南昌,方得暂歇,当时全家人身上都生满了白虱。到此还没完,后7年内, 又断续南移千余里,到抗战胜利才告安定,列述如右：在南昌, 恐寇侵,经介绍,孟昭去乡下教书；后,经同乡介绍,去赣南大余钨矿；1944年,日寇侵赣南,随矿局避居瑞金、宁都一年余；又遇失业,抗战胜利后返回赣州。那时,他们已是七口之家了(不含己殇及送人收养的各一人)。
请记住,这八年中的三千里路风和雨,以历史和百姓的名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日, 姚孟昭和丁济南两位老人相聚于步道巷, 一位曾去南方的路上吃过苦,一位曾北上,吃过军阀曹锟的苦, 两人阅历已广,话语不多,唉叹一声,尽在其中了。此时瑞华不在常熟,她上北下南,与在座两位,都曾同途过,经历更为丰富,倘若也在座的话,又会怎讲?自然,历史总对“倘若”说“不”的,只是,编者后来才领悟到,老夫妻俩和他们的后人的眼神和气质,属于质朴自信坚毅的一类,那是苦难风流的记号, 磨难给予的财富。
这期间,在武进张锦鸿处的听鸿二女余祥,和他们后来业医或从教的孩子萱仁、萱恩、萱寿、萱佑等,家住武进奔牛镇,是沪宁铁路线上一个站,也是交通要道,日军进犯时生活如何？因为缺资料, 此节和以下就不述了,但读者可阅本书“第五章·第1、第6分表·余祥(女)张锦鸿大家庭”中的简况。
有一位西医麻醉师值得写上一笔,他是丁锡和,丁仲英、余兰后代,济民济南的弟弟。他就读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参加二战, 约于1944年夏随盟军登陆欧州,他以医学知识,直接运用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在这个涉及人类命运的至今仍是最大规模流血的战争年代里,可以想象,随军麻醉师与外科等医护人员一样,是辛劳的一群。丁锡和与我众多亲属在那个年代,或避暴军,或罢画以抗,或从军抗暴,等等,都是我民族的好儿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街上欢腾的人群中少不了丁济南,他在大新公司挂下了“庆祝光复”的大幅标语,力透纸背,是这位中医的欢悦的心声。人们喘了口气,但是,“国统区”的百姓们又面临事业和生活压力的新考验。
在上海,余鸿仁家庭已患结核病几年的余文于1945年11月病故, 仅9岁,另外几个孩子也先后生病, 余圣琳宋焕章夫妇去探望,惊讶地称,像开“家庭医院”似的,结核病成了这家庭的心腹大患,缺钱购贵重药,经济趋紧。而在江西姚家, 抗战胜利后返赣州、失业的姚孟昭1946年复职,所幸其供职的钨矿局有“代金”补贴,故姚家几个子女方能读得起书。在那个年代,对无后台无钱的读书家庭来说,失学就意味着子女们今后生活上新的一轮曲折,父辈悉心让他们就学,实在是用心良苦。
该年秋季起,外国特别是美国药品大量倾销, 作为民族药业的华联药厂经济即告重大亏损,药厂被迫移交他人经营,本各家庭中有多人失业,生活经济来源趋紧。
虽然药厂衰微,但很多家人或亲属由此为起点,在后来尤其在建国后,成为各药厂的业务骨干,如王远一家,又如章昌熾,任东北制药总厂副厂长,等。至于本科毕业于同德医学院、曾在华联药厂工作过的宋焕章,他以后在西医医疗、教育工作上成为擅长心脏内科的教授,大有建树。
1946年2月,上海中医学院搬回老城石皮弄广益中医院旧址,同年8月,国民政府函电上海教育部门,勒令上述等几个中医学院停办,中医教育又面临危境。对此,丁仲英、亲属丁济万和家人丁济民、余鸿孙等,与中医同道一起,积极参加护卫学院生存的活动,丁济民等还数次赴宁请愿,其结果,上述等几个中医学院勉强继续其教育活动,直至1948年8月。
上述人员在风雨中的活动,却极为重要,客观上为建国后的中医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8年7月, 鸿孙的长子小鸿毕业于即将停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期间及以后,曾随名医程门雪侍诊六年之久,他应是继听鸿的第四代业中医者,并已和余圣琳等一起,为家庭负担所累的余鸿孙马志瑛,分担责任。同期,丁济民郭青夫妇的长女、丁甘仁第四代的丁一明始上大学主攻生物学业,后来, 丁氏医学一支,亦即余氏血脉一支的中医在一谔身上得到延续和发展,那是下一节的内容。
1947年初,去印度加尔各答的张林奎余毓华一家终于归国团聚,先暂居常熟步道巷老家,后回沪,居复兴中路。4月,失业的余鸿仁章亿雯家庭由复兴中路迁回常熟步道巷,鸿仁先欲开业行医,时值局面萧条,物价开始飞涨,焦头烂额之中,暂且与他人设烟杂小店度日,观望机会。这时的鸿仁,背后是中医业务昔日的辉煌,面临的却是孩子就学、家庭开销等负担,此种困境,对一位有才华的中医来说,是悲哀的事。
1948年某月,在沪的余威丹举办第四次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画展,地点在大新公司四楼“大新画厅”,据现时专家称,此时她的画风一变,由先前的灵动万端而转简淡高远,是阅历苍茫而心神深沉的体现。
1949年初,沪上中医界首脑之丁仲英、丁济万迁香港,(仲英四年后去美国),原因不外由从事医政工作进而参与了某方面的政治,因而受政局影响所致,后来,他们和其后代的对中医包括向世界推广中医工作甚有成效。同年4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被攻占,同年10月,新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用史学常用语：“建国”),在上述两个时间之间的1949年5月,余懋华与钱如珣在沪结婚。钱如珣,一个为弄懂纺织机械的关键,常常在班后独自一人钻入机下琢磨的年轻人,经过深造,已成为棉纺业专家。后来他俩于1950年离沪北上去河北石家庄,参加一个棉纺厂的筹建工作。类似,又有很多亲属也先后去了内陆,那是后话。
对此编者认为：操业技术工作包括从业中医的人们,其要旨可取一种说法,即“以争得人类在自然界的最佳地位为己任”,他们绝大多人不以从政为生,只是政治,却客观上渗入并影响着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人生道路。有一点可以肯定, 读书人在国难家难磨难期间那种爱国爱家坚韧顽强敬业的精神,已极大地强化了,并作为好传统,泽被后代。
丁仲英丁济万等先生南下, 余懋华钱如珣等年轻人去内陆,这意味着我家族群(含亲友)总命运中前一幕的合拢,新篇章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