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说中国人不懂建筑，只有他们才懂得建筑学研究方法

二0一五年的二月份，春和景明，阳光和煦，梁思成文物保护史迹展开馆仪式在河北省正定隆兴寺举行。梁思成文物保护史迹展共有四个展厅，由雨花堂、东厢房和正房、西厢房四座单体建筑组成，占地一千余平方米。梁思成曾三赴河北省正定县进行古建筑调查，三次都是住在隆兴寺方丈院内。

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起始阶段最为艰苦，谈中国古建筑保护，离不开梁思成。梁思成的学问，都是他一步步走出来的，在战乱中考察了半个中国。1929年，对古建筑情有独钟的朱启钤先生私人集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在学社创办的第二年，朱启钤专门聘请梁思成、刘敦桢两人专门主持学社的专业研究工作。

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日趋猖獗。一位日本学者建议中国和日本应“互相提携”地共同研究中国的建筑，中国人的工作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人则以“研究遗物”为主。日本学者所谓的日本来中国“研究遗物”，就是由日本人对中国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测量、绘图，进行整理和研究，中国人只能以调查文献资料为。在日本人看来，只有他们才懂得建筑学研究方法。

日本学者说中国只有工匠、师傅徒弟这些称谓，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中国人只能当配角。在一些外国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没有系统科学的学习方法，没有建筑师、设计师，只有工匠、师傅徒弟这些称谓，建筑仅是一门师徒传承的“工匠之术”。甚至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工匠不需要设计，中国房子都是随便盖出来的。

1930年以后，中国营造学社每年都会派出调查队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的主持下，学社成员在艰苦的条件下跋涉数千里，先后奔赴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浙江、四川、云南等省200个县城，实地调查实测了一批已知的重要的中国古代建筑。

营造学社在调查实测已知或新近发现的古代建筑的同时，对照实物整理了宋《营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官式建筑专书。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对这两部专书所进行的整理和注释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为研究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历史和营造原理打开了大门。

在抗日烽火的硝烟中，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上，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的带领下，爬屋架、搭脚手架测量、绘图、写论文，努力坚持着薪火相传的工作。当抗日战争终于结束，营造学社却因为经费断绝，社员大半离职而陷于停顿。

在这之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古代建筑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当然也少有人自觉地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师。正是营造学社的成员辛苦调查研究和潜心研究，经年累月才将中国建筑的“术”上升到了“道”，中国人自主进行的中国古建筑考古以及古代建筑史梳理，终于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建筑的发光点才被世界所接受。

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他曾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设计，还与林徽因一道参与了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曾经有人妄言，梁思成被吹嘘成建筑大师，不知道他设计了什么像样的建筑？历史不容忘却，如果没有梁思成这些大师，当下的我们对中国建筑的了解恐怕要到日本人的书本里去寻找了！（王建安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