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赫维奇的“机制设计”
听风楼主
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的信号发送理论一经问世,即成为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将信号发送理论引入中文世界的学者,也就优先获得对信号发送理论的诠释资格。经济学家们偏爱引用的一个“信号发送”案例,是所罗门王断案。案例颇含故事性,在真实信息完全被掩蔽的状态下,所罗门王究竟怎样发现真实信息的?经济学家们仅简单归结为所罗门王“信息甄别”的智慧。在我看,如此简单图解,不仅似是而非,而且其中一个关键的“机制设置”过程,也就被轻易抹去了。所罗门王断案所包含的智慧,全在于面对信息被隐蔽,有一个巧妙的“机制设置”过程,即使当事人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发送出真实信号,从而使隐蔽已深的信息浮出水面。2007年美国诺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正是信息经济学中“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
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源自《旧约全书》中“列王纪”内的一段,说的是某日两名妓女找到所罗门王要求主持公道,其中一女指着对方向王诉说:我和这妇人同住一处,没有第三人在一起,数日前我在房中产下男孩,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谁知夜间睡熟她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并趁夜深人静将死婴放置我的怀里同时将我的孩子偷抱去,天亮时我才发现怀里的孩子非我所生。另一女也不甘示弱,细说了她的一通理由,证明死去的孩子不是自己所生,活着的孩子才是自己生的孩子。究竟谁是孩子真正的生母?如果听凭二人争论,真相只能永远被隐蔽。没有现代人的亲子鉴定技术, 被隐蔽的信息如何甄别?
所罗门王的“机制设置”是,先大声下令,命手下准备用刀将孩子一分为二,意思是二女各得二分之一。两名女子在这样的“机制”刺激下,各自不由自主地发送出真实信号:其中一女立刻自动认输,甘愿放弃争夺孩子机会,只要不危害孩子,求王将孩子判给对方算了。于是真相大白,愿意放弃孩子的女人,恰恰是孩子真正的生母,至于另一方也就无需赘言了。简言之,只有“机制设置”在先,尔后当事人才发送出真实信号,使隐蔽信息得以露出水面。当事人的真实信号发送,取决于所罗门王的“机制设计”。在这个故事中,智者所罗门王既是一种激励“机制”的设计者,又是真实信号的接受者。这就是赫维奇的“机制设计”。
通过激励的“机制设计”,使当事人发送真实信号的断案方法,在中国也有同样有趣的故事。我至今记得少年时,在连环画上读到的关于包公断案的一则小故事,与所罗门王的“机制设置”堪称异曲同工。故事说某下雨天二人共用一把雨伞一同进城,入城后雨停了,二人却为这雨伞发生争吵——二人都称自己是这雨伞的真正主人,因行方便才让对方和自己暂时合用。二人吵闹到开封府大堂,包公听二人各有各的理,为了激使二人发送真实信号,也有一个“机制设计”:包公先喝令王朝当即将伞撕成两半,二人各分得一半破伞被赶出开封府,然后又令马汉暗中尾随二人而去。出得开封府这二人便立即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下自动发送信号。其中一人开口大骂:“什么包青天,原来是黑白不分的老糊涂,这半把破伞判给我还有什么用?”另一人却幸灾乐祸,声称不许诬陷公正的包大人。马汉听了,随即将二人重新带回击鼓升堂。当包公坐在公堂上大喝一声:“是谁大胆出了开封府就骂人?”那幸灾乐祸的老兄竟然还揭发遨功,一时还没明白正是自已的信号发送,已使原来被隐蔽的信息水落石出。同样,包公在这里既是“机制设置”的策划者,又是真实信号的接受者。
L.赫维奇的“机制设计”理论,早期雏形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前后,时值米塞斯、哈耶克与O.兰格之间关于计划经济的大论战。兰格当时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借助对市场的“机制设计”(模仿)方法获取信息,以解决资源配置的难题。兰格在经济学上擅长数理方法,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是著名的“数学三剑客”之一,他与米塞斯、哈耶克拉开的这场世纪大论战,早随苏东解体而画上句号。L.赫维奇曾是兰格的研究助理,令兰格始料未及的是,他为计划经济辩护所假设的“机制设计”理论,几十年后竟歪打正着——让赫维奇因引人信息经济学而绽放异彩。
利用“机制设计”让人发送真实信号,其实是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最常见的如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是这样的“机制设计”——所有考生在这一“机制设计”的激励下,根据既定游戏规则走进考场,目的就是发送一个能体现自己学习能力的信号(考分)。没有这样的“机制设计”,也就没有考生的“信号发送”。光凭考生自己说我的成绩最好,应当进某某名校某某专业,岂不天下大乱?拍卖喊价制度也属此类机制设计,目的在于激使参与者通过举牌发送出“我愿成交”的信号。熟悉苏俄名曲“山楂树”吗?那旋律优美且带有一层淡淡的忧郁,因为“山楂树”表现一名少女,遇到两位看上去同样真诚而又洒脱的小伙子的追求。少女的忧郁源自她缺乏“机制设计”,无法激使两个小伙子发送更真实的信号,从而让她作出最优抉择。
生活中是否有女孩子懂得设置这样的激励机制呢?当然有!“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除66届外,还包括67、68、69届。北京某69届女大学生,“文革”后期分配到边远农场,差不多同时遇到两名也是分配到农场的求爱者。令这女学生举棋不定而生烦恼的是,二位追求者不仅人品相当才华也不相上下。不过姑娘是聪明的,她知道如何安排一个“机制设计”,然后等着求爱者发出更有价值的信号。她选择了一个合适时间,同时把两名求爱者约到风清月明的小河边,沉默了一阵后她低下头说出自己的心事: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已遭“揭发”,至今被关押在监狱,我不能不说明白,何去何从二位悉听尊便。沉默有顷,两名求爱者分别发送出信号。甲认真地说:“请让我再考虑一下,至少还应向组织作个汇报……。”乙则当即坚定表明:“我完全没有当官的欲望,你父亲的遭遇,我除了同情外根本就不在乎。”
当然,这以后的事毋需我在此饶舌。如同所罗门王不可能真的用刀劈小孩一样,那女学生尽管家庭政治背景被排斥在“红色”门槛之外,但她所设置的机制中称“父亲的历史问题”却是虚假的。应当看到,一个巧妙的“机制设计”,以即使对方所发送真实的“信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有趣的过程,这就不是仅用简单的“信息甄别”四字,就能传达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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