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万山讲《伤寒论》：成书背景

《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背景。任何一部能够在历史上流传千古，对这个学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它的出现都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所以我们也从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来谈谈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伤寒杂病论》这样流传千古而不朽的著作。
　　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在谈张仲景的生活时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东汉末年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战争连年，天灾不断的社会。我查了一下史书，从自然灾害来说，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在张仲景的存世的这几十年之中，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大的自然灾害就有22 起之多。像自然界中的旱灾、水灾、海水倒灌、河堤决口、地震、台风蝗虫、泥石流。
　　我查了史书之后，能够想象到的自然界的灾害在张仲景的存世的年代都有。而且在史书上能够记载的，这不是局部的、小的灾害。那么这样的灾害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了生产力被破坏，生产水平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抵抗力降低，这就造成了大量的、长期的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所以历史上有句话，叫做“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从自然灾害来讲的。从战争的角度来讲，大家想一想，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战争连年不断，所以中国历史上又有一句话，叫做“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正是这战争的连绵不断和自然灾害的连绵不断，导致了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所以在《东汉会要》记载历史大事件的这本书里头说“中原大地，白骨委积，人相食啖”。“白骨委积，人相食啖”就已经是人吃人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了。所以在《东汉会要》的描述，当时的百姓“不死于兵，即死于病”。
　　这个建安文学，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他有一首诗叫《七哀》。《七哀》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啼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那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话呢？他说他在路上走着就看到有一个饿得面黄肌瘦的这样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就扔到大路边的草丛中，回头听见孩子的哭泣声，自个擦擦眼泪，不再回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未知身所往”，自己吃了今天的饭，不知道明天自己要到哪里去。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何能两相完？”怎么能够使我和孩子都能够生存下来呢？所以她忍痛把孩子扔掉了。
　　那么这样一个社会，自然是传染病大面积地流行，所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里头，我们大家在座的都学过《医古文》，学过《伤寒杂病论序》。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说我的家族是很大的家族，曾经有过二百多口人，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纪年，就是公元196 年。那么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我这二百多口的家族，死了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死于伤寒病，伤寒病就是指的外感病的总称，下面我们会提到它的含义的。就死于传染病、死于外感病，所以他本人作为一个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又没有更多的办法来防治这些传染病来挽救这些亲人和百姓的生命，才激励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那么撰用了《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自己平脉辨证，这样才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对张仲景的探索防治传染病的这种路子，是一种激励，是一种督促。另外使他也有机会有大量的临床实践体会和实践经验，也使他有机会来收集防治传染病的这些经验和方法。大家说了，你今天是伤寒教研室的，你能不能够写一个治疗传染病的一个新的东西？我说我要抄书是可以的，你要让我谈实践经验我是没有的，因为传染病现在很少，即便有的话他们也到佑安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去了，在我们的普通内科门诊几乎见不到。所以我不能写出象张仲景这样的著作来，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条件。而张仲景当时天天看到的就是这些病，所以他才能够有机会积累经验，收集当时的医家和百姓和传染病做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说，在汉代以前，医学著作分了两大门类，一类是“医经”，就是基础理论著作；一类是“经方”，这里所说的经方就是经验用方。在班固所写的《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东汉以前的医学著作。有医经7 家，有经方11 家。那么医经7 家包括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还有《（白氏）旁经》。从流传到今天的《黄帝内经》这一部书来看，那么它完全是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的治疗原则，基本的治疗大法的这样一个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著作。所以“医经”是基础理论。那么“经方”，班固《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经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方”，而是指的古代医生凭自己的经验给病人开的方，而且在经过验证是有效的。

其实古代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农村的一些基层医生。你让他讲理论他说不出来。我曾经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的疗效还不错，就是凭一种感觉。病人来了之后，头疼，身上疼，发烧，没有汗，他就给你写上麻黄呀，杏仁啊等等一些药。有些药就是当地的一些药，既不见于药典，也不见于中药书。我说老先生，你为什么开这些药呀？他说我的感觉开这些药它就可以，他开的方子留下来了，那么过几天这个病人来了，病人说哎呀，大夫，吃了您的药，汗一出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方子放在这，方子是经过临床检验而有效的。又如来一个病人，水肿，憋气，心慌心跳，头晕头痛，然后他又开个方子，开个利尿的方子，过了几天，家属来告诉他，说“大夫呀，吃了您的药，一点也没有好，病人后来死了”，这时他这个方子就不留着拉。这边攒得多了，他就订成本，留传到后来就是经验用方。
　　所以经验用方是古人凭自己的一种感觉开的一些方，有没有理论指导？没有更多的理论指导。从今天我们看到的甘肃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治百病方》来看，那都是西汉早期，或者西汉的一些东西。那些就是“经方”，就是经验用方，什么症状用什么方，或者什么病用什么方，谈不上理论指导，又谈不上系统。那么这些经验用方，有11 家，其中在这11 家中包括了伊尹的《汤液经》。那么张仲景就把这两家结合起来，他熔“经方”和“医经”两家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有理论、有治则治法、有方子、有药物组成辨证论治体系。这就是他的学术背景。张仲景把汉代以前的“医经”和“经方”两家熔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从而就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医经它只不过是基础理论的著作，谈不上临床医学，经方它只不过是经验用方，也谈不上一个医学体系，只有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开始，才开始出现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所以中医的临床医学，奠基人是张仲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辨证论治这种治疗方案的奠基人也是张仲景。这就是张仲景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历史背景。非常简单，有它的社会背景，是由于天灾和战争导致了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这就为张仲景收集当时医家防治传染病的经验创造了条件，为张仲景提供了临床时间的客观环境，在学术上，由于“医经”著作的大量问世，和“经方”著作的大量流传，那么就给张仲景把“医经”和“经方”两家结合起来提供了学术背景，提供了学术条件，才使张仲景能够把握理法方药，创立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临床医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