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聊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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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中秋是个团圆的节目，月圆，人全，中国人对这种意象的追求来自苏东坡。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在山东诸城为官，时逢中秋，想起与弟弟七年未见，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稼轩就是辛弃疾，已到南宋了，和苏轼隔了100年。所以，后人讲，自东坡之后词有豪放、婉约之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很豪放。
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意思是这两个人有胸怀、有气度，别人模仿不来。
当然，二人确实有胸怀、有气度。
不过苏东坡把词的意境写大了，还真不光是因为他有胸襟，而是因为他五音不全。
我们知道词就是流行歌曲的词，并且这种流行歌曲还不是民间小调、乡野山歌，而是夜总会、卡拉OK的金曲，所以古代作词的人是按曲填词，曲就是词牌名。因为苏东坡五音不全，对音律把握不好，就不敢填词，所以他年轻时就没写过词。
我们知道苏轼后人给的最大名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八大家指的是他们写的古代散文，而不是韵文的诗词歌赋。
虽然最早诗也是唱的，但诗是自我加调儿随便唱的。但到了词就不一样的，有了固定的词牌，你不能瞎唱，所以写的词就要求合音合律。而苏轼在这方面不行，不会唱歌，没有音乐细胞，所以，他就不填词。
但我们知道苏轼又是一个爱吃爱玩的人，勾栏瓦肆里没有女子唱你的歌，作为当代的大文人是很没面子的，常被人笑话。
苏轼虽然不识音律，可对于古文的韵律他还是懂的，因为写诗作赋都要押韵。他就把不同的词牌名按韵律扒下来，然后填词，结果一唱，果然不一样。
其实是不怎么符合原词牌的音律，只要符合原词牌的音律了，就是婉约的，就是靡靡之音。
正是因为他填的词不符合音律，才有了豪放感。再加上，他是用作诗的方法写词，古人讲诗言志，词言情，就一下子把词的意境写大了。日后被人接受，到了南宋，就有了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一点温情脉脉都没有了。
辛弃疾也写过不少中秋的词，一点都不温柔。其中一首是这样说的：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2
我们通常把宋称之为弱宋，历史学界证明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民间最富足的朝代。现代人觉得宋代很弱是因为领土不统一，多个政权存在，而宋又为这几个政权纳贡，没面子。
但如果你从民生、百姓的角度想，或者是皇帝自身的利益讲，花钱能免灾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前提是灭不了辽金西夏，每年交的保护费比战争的费用少得多得多。这是一笔经济账。
中秋节，是一个传统的节日，重视传统就代表社会的意识形态走向保守。你比如改革开放前，这些传统节目是不被重视的，因为那时要解放全人类。改革开放后，就越来越重视了，直接提出弘扬传统文化。这就是从激进走向了保守。但这几年不一样了，对传统节目重视的程度有所减弱，再次强调世界共同体。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也就是开放了，走出去了，人的意识形态却回归保守和传统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离家了才思乡，走得越远觉得家越亲；人在家里被关得越狠，越想外面的世界，对家的传统越讨厌。
这个逻辑也反映在唐宋。我们一直说中国没有文艺复兴，这是因为儒家一直要回到三代。再加上中国没有神权可反，历朝历代都是法先王、尊祖训，也就是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回归。
也就是一直不激进，这才有了所谓的世界上唯一的、文化一直没有中断过的传统古国。正是因为思想上的保守，才有了这个结果。
反映在唐宋时期的是回归古文运动。唐朝时就有新诗和古诗之分。我们中学课本上也有古诗二首或律诗二首的说法。律诗，也就是把押韵作为规则固定下来的诗是从唐朝开始的，这种诗就叫律诗，也叫新诗。相反，之前不太追求押韵的诗就叫古诗。
到了安史之乱之后，骈文大兴其道，也就是写个时政文章也追求押韵、对仗，讲究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说话也要一套一套的。韩愈、柳宗元则提出了“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学古文，习古道”的古文运动。意思是大家不要在玩花活儿上下那么多没用的功夫。
到了北宋之后，社会繁华，民间富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现在的一日三餐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因为商业兴起，服务业发达，不宵禁了，临街为市，大家睡得晚了，两顿饭挺不过。这时的文坛，其实主要是官场官员之间出现了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称为西昆体。
对于这种现象，以大文豪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开始再次提出古文运动，因为欧阳修的地位特别高。为什么说他的地位高呢？
欧阳修文坛的地位不讲，他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副总参谋长）、参知政事（副总理），死后追封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史上皇上赐谥号“文忠”的一共有十个人，苏轼死后也得了这个谥号。
因为欧阳修的影响力，他的倡议带动了一批人。比如，他的同辈有苏洵，他的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加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就是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兴起的也是一场复古运动，回归纯朴，反对文体上的形式主义之风。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可当时的宋朝面临着内部的更大压力是官僚体系的庞大，财政的紧张，也正是因为财政紧张在战争的选择上就比较谨慎，认可花少的钱买和平。
北宋仁宗时期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就是精简机构定编、定岗、定员。我们在九十代也搞过，谁都知道，当一个官僚体系形成之后，其间的利益就形成连带，最后是谁也简不了。范仲淹“庆历新政”一年零四个月后就宣告失败，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去地方当了知州。
范仲淹搞的是人事改革，17年原本保守的王安石发动了只一场改革——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本身是经济改革、金融改革。为什么范仲淹、王安石能发动变法，因为皇帝想变法，但相对皇帝的革新而言，下面都是保守的儒家大臣，皇上说了根本不算。
这也是弱宋的一大特点，皇帝不强权，等于是社会精英和皇帝共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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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这个话题太大，我们今天不说，只说一项，那就是王安石推行的高考改革。当下的高考改革也是一个大话题，年年说，年年改。但你会发现越改越糊涂。
北宋之前，采用的是诗赋取士，就是考做诗、做赋，这都是韵文，讲的是对仗、押韵。那么，这些诗人能当官治理国家吗？天天咿咿呀呀吟诗作对能干出什么正事呢？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王安石要改科举，从诗赋取士到考策论。策论就是考你治国理政的主张，写实用的议论文。
可以说，谁都认为这样正确，这样考出来的人才能做好官。
结果，苏轼反对，并直接上书皇上。他的意思是，没必要，科举本身不改，改考什么科目都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知道，自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就不考写诗作赋了，改考策论。虽然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科举改革没有废除，考策论最终演化为明清的八股取士，同样形式化了。正如苏东坡所言。
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在没有被罢之前，他以写实用言论时政文章为主，你比如他在京城做官时写的《稼说送张琥》，里面接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就是厚积薄发的出处。
苏东坡因为反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被罢了官，后来又因为涉嫌写文章骂皇上的“乌台诗案”被流放黄州，后又流放海南。正是在他流放黄州之后进入了他的诗词创作高峰期，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的大部分诗词都是他流放之后做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唐朝要选择诗赋取士？
要知道唐初的科举考的是科目很多，也都是很实用的，你比如考算学、算理，为什么最后考进士以诗词歌赋为主呢？没道理啊？
其实最主要的是为了公平。
相对写应用文章和考那么多科目，写诗比较死板，唐韵也是固定的，对仗更是有固定规则的。天对地，地对天，日月对山川。
这等于是有固定的教材，有固定的答案，这比考写一篇时政评论的文章容易得多。因为对时政的评论就要有观点，而这些观点会代表不同的派别，谁对谁错完全不是靠是非判断，而是靠站队。但比诗词就不一样了，只是一个有规则的文字游戏，要公正得多。并且想在考题、评卷上做手脚也更不容易。
第二点，考诗词歌赋考的是一个人的情操，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即使是不做好事，也做不出来多大的坏事。但一个实用主义者就不行了，一旦做坏事，那也非常实用。
这就是苏轼后来提出的艺术即修行。也就是一个人有了一定的艺术修养，也等于是自己有了修行，这个人的品质才能有往好里发展的方向。
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也是这个方向，艺术本身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人品质的影响。
因为我们建国后推崇革命者、改革者，苏东坡和司马光在这方面是反面的典型，但没人能否定这两个保守派在文艺和史学方面的成就。
史实也证明，相对保守的作法比激进犯的错误要少，特别是重要大的错误都是因为激进。
苏东坡艺术即修行的理论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之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以后有空再聊。
祝大家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