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钱院长。大家好！我准备了一个提纲。在“赤字货币化”热议之后，现在稍微凉下来，我们可以更理性地来讨论它。
首先对于赤字我有一个这方面的说明，就是其实学界已经摆脱了把赤字当作贬义词的那个阶段，现在赤字是作为政策工具来看待的，即是可以中性看待的。
接着说货币，我的理解，按照前沿的学理认识，我们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贵金属货币时代，现在的法定货币是货币符号，其实就是靠所谓“制度信用”机制让它能够发挥功能的，持币者是基于对于这种后面有公权支撑的货币符号的合法性和它的便捷性，形成了信任机制，所以，就可以让大家都来用它。那么接着要说：赤字是可以货币化的，不能简单否定这个概念。有些场合有些人很激愤地对这个赤字货币化做完全否定，这不太合适，但是跟着要讲，绝对不可以无限制无约束地来货币化。比较早的时候，吴晓灵行长就专门说到，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是对财政的支持，也借此吐出基础货币，实现信用扩张，这就是一种实际发生的赤字货币化。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有的学者说可以更多考虑由央行直接购买一手国债，等于是财政为了弥补赤字直接向央行借款。这样的一个机制，会缺失政府财政举债的市场约束，挤压央行必要的独立性，还会带来道德风险——就是在无所顾忌或者顾忌很小的情况下，这个“不负责任”的问题就随之而来，后面货币的超发一定会引起不良的效应，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有的论者，是把赤字货币化定义到只有后一种情况才可以这样称呼，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定义太窄，不利于讨论的开阔与包容。再往下说，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对这个事情前期的探索过程，可以简单勾画一下：50年代就意识到，财政银行两个部门是穿“连裆裤”的。财政有结余的情况之下，银行拿去可以发放贷款，后来发现财政再动用结余便会“一女二嫁”，造成物价上涨。出现了问题以后强调综合平衡。到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财政困难，向银行透支，发现这样不好，太无约束，改成借款——借款在形式上就有了约束，但是如果借款迟迟不还，跟透支的实际效果没有区别，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不良。所以，后来又立央行法，在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情况之下制定法律，禁止财政发生赤字以后实施对央行的直接货币化，这是中国已走过的过程。那么在理论上，我觉得可以做几个必要的总结：一是从货币理论来说，我认为货币供应是有合理数量界限的客观规律约束的。流通中的货币量和物价成正比，和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这个原理我觉得在逻辑上是完整的，是很清楚的：在一个时间段内，社会商品的总价格除以货币单位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所需要的货币总量，这个货币数量论我认为不存在过时的问题。但是这个货币数量论它进一步展开的分析，却非常有挑战性。刚才我还与余永定教授交流，向他请教，在直观考察上我不同意相关变量里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现实中它一定会不断变化，而且在经济发生阶段性变化的某个临界点以后，可以变得大起或者大落。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数据方面的分析，有论文，今天不展开。在实际生活中理解相关的整个发展态势，货币流通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但是对它的研究，现在我们还往往力所不逮。经济运行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结构性的因素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这个货币流通速度的大起或者大落，或者剧烈的震荡，这方面的分析与解释都还相当不足。当然学术界就面临这样一个挑战性的任务：怎么样把基本原理清楚的货币数量论与时俱进地去对应于服务现实？在赤字的货币化发生时，它一定会占据一定的货币量，而只要占据了货币供应量，就会关联于货币的合理安全空间这个问题，货币如果供应过多就会引起通胀，而通胀过了一定限度以后就有它明显的副作用。赤字的货币化，我认为也显然关联于财政、央行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管理当局的配合协调，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明明白白的相关调控机制怎么合理化的问题，而内在的实质问题，是资源配置运行中间各个主体在发钱、用钱的绩效视角上，必然存在高低之别，比较与权衡中，要寻求优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及相关制度安排这样的问题——这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做系统性的优化。再往下，结合当前现实，我想做几点评论：一是显然我们现在扩大内需，是要以货币供应支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财政更加积极，提高赤字率，可以伴随赤字货币化在显性的、规范性的常规操作力度方面，使其力度提升，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当下需要以此服务于现实的。在今年特殊情况下，还有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就是不限于过去我们规范性的常规操作了。对抗疫特别国债，前面发言专家已说到了它的特殊性，我们还得进一步在这方面深化认识。在中国，当前虽然面临严峻复杂局面，但是我作为研究者，看不到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说要修改央行法，突破它所规定的防火墙，就是舍弃原来所规定的限制，而走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借款的老路。另外，在公债和赤字紧密相联结的情况下，直观地看，公债的“滚雪球效应”会带来它“不是债”永远不用还的直观感受——研究者早就指出这个特征了。但是理论上讲，它始终存在一个合理规模安全区的问题，必然伴生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赤字规模安全区和相关风险防范的现实问题。我们过去在研究中间，提出了一个很简洁的国债适度规模曲线图，形态跟拉弗曲线类似，在理论上讲，非常清晰、合乎逻辑地可以表明：国债它有适度规模这样一个概念成立，过了它的那个净正效应的高端以后，往下一直转为负面效应的这条曲线是非常陡峭的，那么提示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当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以后，会很快越过安全区而带来剧烈的不安定、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央行和财政作为调控当局，两方面当然有一致性，但是也有各自的差异性。所以，才有分设的必要。这两个部门并不存在传统体制下所争议不休的“孰大孰小”的问题——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中青年研究者”的时候，和吴行长等在两个部门的研究者会议上，我们就统一了这个认识。但是确实存在着挑战性的怎么样合理协调配合的问题。前一段时间，社会上看得很热闹的“互怼”后面，我愿意强调：更深刻的是关联全局的制度安排合理性的一系列于两部门之外、在深刻影响部门协调问题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合理的软预算约束等等形成的倒逼——比如说地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逼迫之下，实际生活中间人们感受到很多具体的场景中，银行也不像银行，财政也不像财政，这样的毛病是非常容易显现出来的。在现代货币理论MMT这方面，我有几点初步的点评。它有理论探讨上的启发，比如使我们更多考虑在政府发币和央行发币的相通之处、或者说在实际效果方面它们的等价给我们的启发，现在法币的调控潜力空间，由此可以进一步发掘。另外，就是显然有这些年美欧日实践已经于长达十年或者再长一些时间里和这个理论的互动，人们感觉这个理论如果说服务于现实的话，已经有发达经济体这方面可观察的一系列值得看重的初步经验——当然，这个到底是经验，抑或未来证明是教训，还是未定之数，或者经验和教训各自的成分怎么样，还见仁见智。另外，我个人比较坦率地说，现代货币理论有明显的不成熟、不扎实、逻辑不顺、表述不清、研讨不到位。比如这个“税收驱动货币”省略了过多的重要关联因素，“政府最终雇主”这个身份没有讨论它的局限性和应该考虑的制约，政府可以无限创造货币这个意涵，太简化和粗糙，漠视了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总量安全区的问题，很容易误导实践，消解应有的深谋和远虑。美欧日的货币宽松各有各的特殊配套因素。美国有实际上具有某种世界央行式的全球货币霸权，有把增发货币的风险让全球买单的底气。但是它现在这一系列不得已情况下的操作，已经在销蚀它信誉的根基。日本和欧洲，则感觉已经类似于饮鸩止渴，需有这样的忧虑了，它们不是可以这样无边界地走下去的。中国作为一个现在发达程度完全和人家不在一个层次上、金融和自己本币的影响力完全不可跟人家同日而语的这样一个国度，我们如果学美欧日，那么就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后做个小结，讨论中我的初步看法可以归结为：我认为赤字货币化的概念可以成立，但是相关一系列的问题必须经过讨论努力优化。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真问题。第一，货币供应量和相关的债务赤字规模有安全区。第二，相关的机制优化和央行、财政之间的部门协调至关重要。第三，经济社会综合绩效的追求要在一系列的相关权衡中间努力提升。一定要特别注意，所有这些讨论、所有这些追求，最后落到哪里？还是服务于解放生产力、实现健康协调发展，增进人民的福祉，支持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全人类的进步。这就把一个具体领域里的问题一下提上来放到一个很宏大的命题上，但我认为这里面的客观联系是确实存在的，处理“赤字货币化”的关键的实质性的任务，是要以高水平的相关制度建设和创新，来服务于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